发型服饰不仅是为遮体避寒所需的必要之物，也是人们用以装饰外表以标示身份、财力、观念、爱好的文化符号。民国时期的男性服饰呈现出两个显著特征：一是中西融合、新旧共存，二是服饰附着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色彩浓厚。民国报刊《晶报》曾推出《衣之派别及变迁》系列文章，将男性服饰风格大致分为七种：官僚派、学究派、市侩派、公子派、拆白派、名士派、假洋派等。这种分类方式并非简单地从服装类式作出区分，而是基于着装者的社会阶层、政治文化立场和意识形态差异的分化予以分类。

一方面，旧时代的落幕并不意味着中国传统服饰就此退出时人的生活，传统中式男装还是得到很大程度的保留。虽西式服饰为一新潮，但农民和工人占国民主体，加之呢纺织业和经济条件的限制，故从实际情况考虑，服饰的洋化必然受到相当的限制。长衫、马褂仍是民国时期最普通的服装。

长袍

袍（衫），即长衣的统称，其基本形制为立领，窄袖，大襟、下长过膝，左右两边下端各开一衩。马褂是一种短上衣，多作为日常外套穿。其样式规定为齐领，对襟，长至腹，袖长至手，左右及后下端开。同时，许多国人在文化认同和价值取向上依然选择传统服饰，并未养成穿着西装服饰的喜好。譬如名士派，并无一味追随洋服之意，依然选择长袍马褂搭配，但其服饰风格奇异，尤其是通过随意管束腿带标识自己的追求：

“名士派服饰最不讲究，或于极新式之袍子上配一绝对不新式之马褂，有时全身衣服尚风合式，而其帽子鞋子又奇怪不可名状。…其最显著即在腿带一部分。凡其人自号为名士者，其腿带决不留意民国服饰，往往随便将其管一束，即算了事。例如清道人之一类人物民国服饰，其服装既甚古怪，而腿带之结缚法更为奇异有趣。再如名满天下之章太炎先生，其所穿衣服完全与时不合，且其裹衣必数月一易。污秽寸渍，不以为异，此又名士派服饰之一种特别标识也。”

另一方面，民国以来，对旧礼教和旧传统的批判使得民众对西式服装所代表的革命精神广为接纳，穿着西装被视为一种时髦、新潮的表现，是拥抱现代文明的象征，长衫马褂则成为了传统守旧、落后于风潮的体现。

穿西式大礼服的徐世昌

李长莉将中国近代服饰改革分为三个阶段：先是传统的服饰材料土布毛皮等被机制布和进口呢绒取代；再是服装款式追随西式风格；最后则是追求时髦，出现时装。西服在被引入民众生活的同时，也在被改造，从而引发新的时装潮流。例如20年代以后，《民国服饰条例》明确中山装为礼服。中山装是一种形制为立翻领、前襟有五颗扣子、四贴袋（袋盖成倒山形笔架式）的贴身服装，饱含近代民主思想的政治内涵。

民国服饰新潮除了承载丰富的意识形态之外，也具有当时文化和审美的时代特征。上海的服饰时髦尤其追新求异，变幻莫测，这在年轻男子中更为明显。以拆白派中最为盛行的滑头派为例，意图着装洋服的上海年轻男性，囿于洋服经济成本高昂和实际效果不合身等，无法起到吸引女子的作用。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代表一种中性化服装风格的滑头派普遍起来：

“近年上海最流行之装束，即为滑头派。新世界大世界两处，此种装束之陈列所也。前数年，上海小滑头多穿洋服。旋以洋服价昂而不合式，又不能博得普通女子之欢心。于是变而为似男非男似女非女之装束矣。男子服装之裁剪法，其根本上本绝对与女子服装不同。一二年来则男女拆白党之衣服渐趋于一。譬之如男拆白党之衣领，硬而且高；女拆白党乃起而效之。男拆白党之衣袖宽博，女拆白党乃变本加厉，并其袖管亦放大矣。女拆白党近来多以细腰为美观，男拆白党亦遂以束腰为时髦。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民国男性服装

除了年轻男性服装中性化这一新奇情景，人们在追逐洋服潮中，也出现一些怪象。假洋派便是指向那些虽着洋装，却更显怪异的群体，其“式样之奇，裁剪之劣，即使洋人见之，亦不能知其为洋服”，比如时人“于穿着西装之时，恒于袖中藏一极精缎之水烟袋，囊中则满盛纸吹”。这也反映出当时不少国人虽追随崇洋风潮，却不免画虎不成反类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