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裘皮服饰演变与社会变迁

文/闫琳,崔荣荣

摘 要：清代裘皮服饰的变迁可窥见当时社会经济、政治以及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变化。清初等级制度森严，人们对于裘服的穿用严格的遵从于服饰礼制；随着代变风移，清中期崇尚奢华的社会风气，这一时间段裘皮种类以及服用阶层的变化也反映出当时的服饰礼制已经妥协于人们的审美情趣；清末西方文化的大量涌入冲击着当时清朝的文化体系，此时裘服款式的变化以及各阶层的滥用都表现出社会新旧更迭的混乱局面以及西风东渐的趋势。研究清朝裘皮服饰的变化，对了解当时社会的变迁有着其积极的意义。

关键字：清代；裘皮；服饰演变；社会变迁

中国裘皮服装穿用的历史十分悠久。《白虎通·号》中描述人类社会早起，人们的生活是“民人但知其母，不知其父……茹毛饮血，而衣皮革”[1]。可见皮革是自然状态下人民遮羞蔽体的主要服用材料。“宋元之前，裘褐被视为古代冬季服装的代名词，由于蚕丝产量中用作丝絮的比例较小,这里的“裘褐”主要是指裘皮与毛褐”[2]。封建统治时期制定服饰制度时，将裘服和丝绸都作为中重要的一类确定下来。裘服礼仪的制度化早在周代或者更早之前已经确定。裘皮作为少数民族对外的交流手段，犹如汉族的丝绸满族服饰图片，在少数民族集权的朝代发展迅速（清代尤甚）。将清代划分为清初、清中和清末三个阶段来研究裘服，其变化从侧面很好的反应了清朝的社会变迁。

1 清初裘皮服饰与森严的等级礼制

清初曾因关中大儒李因笃反穿裘皮而引起的裘皮与礼治之间的大争论。可见清早期森严的等级礼治已经深入人心。

1.1 清初裘皮服饰概况

清初统治者承继了明朝的服饰制度。在少数民族集权的国家更为严苛，由统治阶级强制推行实施，“对穿着者的穿着形式、用裘种类、位置、多少以及配伍丝绸的种类、纹样、色彩等等都做了具体的规定，以区分皇帝、名公、候伯等不同等级”[3]。裘皮作为服饰制度中重要的一类，在各个阶层的穿用品类上有明确的规定。《大清会典》规定的“端罩穿用等级，皇帝的用黑狐、紫貂，明黄缎衬里；皇子用紫貂，金黄缎衬里；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固伦额驸用青狐，月白缎做里；民公、侯、伯下至文三品、武二品用貂皮，蓝段做里；一等侍卫用猞猁狲，间镶以豹皮，月白缎里；二等侍卫用红豹皮，素红缎做里；三等侍卫用黄狐皮，月白缎做里，蓝翎侍卫同”。其中，黑狐和紫貂穿用等级最高[4]。此外，钉子材料、翎子眼数、当胸补子和朝珠都不尽相同，等级制度森严令人一望而知。从毛皮的品类上可以看出官阶地位的高低，《池兆偶谈》卷四记载：“本朝极贵玄狐……惟王公以上始得服”[5]。叶梦珠的《阅世篇》描述：“裘、猞猁非亲王大臣不得服,天马、狐裘、妆花缎非职官不得服,貂帽、貂领、素花缎非士子不得服……”[6]。满清服装秉承“严内外，辨亲疏”，“分等级，定尊卑”的[7]原则，这一时期的裘皮作为阶级社会的形象代言的作用已经多于其本身的遮体和防护功能。

1.2 清初裘皮服饰“森严礼制”的文化特质

清初的满汉文化大融合，满族统治者吸纳了汉族的孔儒文化，用“克己复礼”“重伦理轻美感”的礼仪道德规范约束人们的着装，凌驾于人们审美情趣之上。宣扬服饰作为一种礼的表现，要忽视着装者自身的意识，对于一件服饰，首先考虑它“是否合乎身份，有否违背礼仪，是否合群，而不是合乎人体有否，以伦理的氛围来笼罩服饰的全部境界”[8]。而汉族在这种强制性的服饰制度下，人们的审美与等级礼制融为一体。在皇城禁令的干预之下，满汉之间的民俗融合强制性的开始了。各民族各阶层穿用裘皮都必须按照相关的等级规定，出现僭越礼制的现象会受到谴责甚至严厉的制裁。

2 清中期裘皮服饰与奢华的社会风尚

清中人对裘皮情有独钟。“不复之有明禁，群相蹈之”[9]，各个阶层对裘皮狂热的追捧，奢华之风甚啸。

2.1 清中期裘皮服饰概况

清朝统治者为了缓和清初的民族矛盾，在“十从十不从”的条例下，两族矛盾得到了暂时的缓解，生产力得到了恢复，出现了繁荣发展的时期，同时这也是清朝短暂与周边国家进行贸易的时期，带动了裘皮的贸易与发展。

康熙二十六年（1689年）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两国之间开始了皮货贸易，“1728年中俄贸易总额将近一千万法郎，俄国商队卖出一百多万张松鼠皮、十五万张狐皮、十万张貂皮和其他货物”[10]，国内皮货数量大为增加。皮货贸易的发展使得国内毛皮价格降低、最终导致了使用阶层逐步扩大，毛皮服饰大为盛行。《巢林笔谈》记载吴俗“余少时，见士人仅仅穿裘，今则里巷妇孺皆裘矣；大红线顶十得一二，今则十八九矣”[11]。清中期的服用毛皮的种类也日益丰富，尤其是一些珍贵毛皮的种类以及数量都有相当增加。“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查抄的毛皮多为貂、猞猁狲、乌云豹、银鼠皮天马皮之类，而到了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抄家清单中还出现了猿皮、虎皮，各色羊皮”[12]。这一时期上流阶层的裘皮服饰也纷繁奢华，各类服饰以及配伍的种类极其丰富。《红楼梦》中描写黛玉赏雪时穿着“红香羊皮小靴”，“大红羽纱面白狐皮里的鹤氅”；湘云穿着“大红猩猩毡昭君套”，里面短短的一件“水红装缎狐肷褶子”；凤姐见刘姥姥穿的是“桃红撒花袄”，“大红洋皱银鼠皮裙”等等，还有“宝蓝缎镶毛狐皮袄”满族服饰图片，“雪里金遍地锦滚花狸毛长袄”，“墩兰彩蝶纹红绸氅衣”，“流岚色滚金绣凤貂裘”[13]都是描绘这一时期上层社会的裘皮冬装。貂狐之类的贵重裘皮不再是少数官员的专属服用之物，《啸亭杂录》中描述的当时上流社会流行女装的冬服就是用貂狐制作的：“女衫以二尺八寸为长,袖广尺二,外护袖以锦袖镶之。冬则用貂狐之类……”[14]。

等级制度森严再加上满洲民族尚裘，决定他的影响模式是一种由上及下的，由北京的王公贵族流传开来，辐射全国。郑板桥曾在写给他的好友的信中揶揄说到，“扬州人学京师穿衣戴帽，才赶得上，他又变了”[15]。松江(今上海)人叶梦珠在康熙年间指出：“自顺治以来，南方亦以皮裘御冬，袍服花素缎绒价遂贱。”[6]在中国手工纺织业最发达的江南地区，各种服装织物都要让位于皮裘，可见当时的裘皮风尚蔓延迅速。

2.2 清中期裘皮服饰“奢华风尚”的文化特质

清中期人们的审美偏爱奢华，服饰制服上的严谨已经有所妥协于审美和爱好。这一时期的奢华风气已经迅速蔓延并影响全国，在当时的江南各地的地方志里都有记载，《蒲溪小志》中记述：“俗尚奢娇，婚嫁宴会率尚靡丽。殷实之家华于服御，辗转沿习，小户效之。往往有乡村农妇，簪必金，衣必锦绣。当时嫁娶，笙歌细乐，燕宴累日。问其职不过一生监，而于婚娶之时，鸣金开道。甚至白丁而有钱者亦如之，则奢也而近于僭也”[16]。风俗上尚奢，服饰装饰上也渐趋繁复，直到最后的“十八镶”。清初人认为裘皮的毛向外是奢侈的行为，与中国传统孔孟思想的谦逊相违背，但在清中期人们“耻穿布衣素”，康熙时苏州曾有这样的谣语：“苏州三件好新闻，男儿著条红围领，女儿倒要包网巾，贫儿打扮富儿形。一双兰镶袜，两只高底鞋，倒要准两雪花银”[17]。乾隆时期也曾流行过一阵反穿马褂，以炫耀其高级裘皮，道光年间的城市乡村，“男人俱是轻裘，女人俱是锦绣”[18]。可见其当时的奢华之风日盛，以裘服来矜富誇贵，在这一时期裘皮服饰被推到了历史的风口浪尖之上。服饰上追求奢靡，艺术风格上追其繁缛是清中期人们主流的审美观，这也是一个社会经济发展到极盛时期，开始没落的征兆。

3 清末裘皮服饰与中体西用的趋势

清末各种思潮蜂拥而至，裘皮服饰的穿用也出现混乱的局面；西方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影响，表现在裘皮服饰上主要是形制以及穿着形式的变化。

3.1 清末裘皮服饰概况

晚清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新旧转型时期，西方文化和技术的大量涌入冲击着晚清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体系，影响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

“然道咸以来,京官之翰詹科道,及三品外官与有三品衔或顶戴者,亦无不翻穿以自豪矣”[19]。这种露出茸毛的裘服被称为出锋裘。出锋裘的出现主要是源于人们对自身财富的炫耀以及对流行的追捧，清末各阶层的人都以此为尚。“宫中的太监可有限度地翻穿裘服”,他们在宫苑内当差办事“准翻穿貂褂、海龙褂。有翻穿出外者即锁拏翻穿入门者即逐出。嘉庆四年定”[20]。到后来,连商贾人等也穿起了出锋裘,时人咏道：“珍珠袍套属言曹,开褉衣裳势最豪。商贾近来新学妙,石青马褂出风毛”[17]。政治体系的瓦解，在服饰上迅速表现出来。“两宫既出，京师无主，抢劫之风大盛。贫儿骤富，衣饰穿著，皆不知所云”[21]。以至于“秋风普起，已裘狐满街”[21]。不分等级的使用裘皮服饰是礼制崩溃、世风日下的表现。自1860年上海开埠以来，上海这个移民城市逐渐取代北京成为中国新的时尚中心，这也表明晚清宫廷服饰，威严的皇权对人们的影响逐步减弱，裘皮服饰特别是西式裘皮服饰在新兴沿海城市逐渐被接受，或炫富、或求新求异的审美情趣取代服饰制度成为主导当时着装的主要因素。

3.2 清末裘皮服饰“西化趋势”的文化特质

清末民主思想的启蒙运动引起人们对晚清繁缛、陈旧和畸形的服饰审美产生厌倦；大量西方书籍的翻译以及留学生的派遣，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西方着装方式的引入，都对当时的中国有一定的进步意义。清末对应的欧洲同时期，正是浪漫主义占主流影响的时期。与清中期的新古典主义重道德不同，浪漫主义重视的是形式与审美，强调色彩与线条，清末服装开始了由重礼教向重人性，重意境向重形式的转变。受西风影响裘服的袍、衫款式越来越瘦，从江南大学传习馆馆藏的十余件清末裘皮服饰来看，基本的形制并未发生较大的改变，统治者采用中体西用的理念妄图在不动摇自身统治基础的前提下缓和国内激烈的社会矛盾，但是终究敌不过新旧社会更迭的历史趋势。

4 总结

满人入关之初，汉族对其服饰的模仿可以解释为屈从于新的统治权威，而到了清朝中后期，人们对于裘皮服饰的热衷与追捧，则是透视出了社会流动、民族融合所带来的活力。这虽然是由于皇朝禁令强制实施的结果，起初是由政权干预所导致，并不完全符合民俗自然传承的基本特点，但是当这种强制形成一定规模之后，当民间的抵抗情绪逐渐减弱直至消失之后，当人们开始接受它的时候，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民族融合便产生了。清末裘皮服用阶层的混乱，以及各阶层对于裘皮服饰的喜爱，一方面反映出人们刚刚从森严的等级制度中解放出来，通过服装来表现自己独立的审美，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当时当属文化及审美处于发展的真空阶段，各种思想开始萌芽。新旧交替，旧权威被打破，新权威还没有建立之初，人们思想上出现强烈的不适感，各种思潮纷至沓来，洋洋大观溢于言表。

假如说服饰是历史的剪影，清代的裘皮服饰确实是大体勾勒出了这段历史的社会生活。我们从裘皮的服用阶层、流行中心的变迁以及裘服款式的变化可以窥见当时经济发展，习俗变迁以及人们审美和思想的变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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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清)顾传金.蒲溪小志[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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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清)李光庭.乡言解颐[M].

[29](清)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M].

[20](清)吴振棫.养吉斋丛录[M].

[21]唐鲁孙.老古董[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第38-76页.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明代以来我国服饰文化变革与汉族社会变迁研究》（）、教育部社会科学基金规划项目《中国民间土织部艺术史研究》（）

作者简介：闫琳，江南大学硕士研究生；崔荣荣，江南大学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