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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1895年1月，日军在山东荣成登陆，摩天岭之战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了！

岌岌可危的局面

在石家河遭遇战中，是嵩武军先追击日军，而且日军还有小的伤亡，因而中方将战斗结果判定为“小捷”。李鸿章闻报后，稍稍松了口气，认为“初战获胜，稍壮士气”。

实际上，此时整个战场形势都已经发生倾斜，由于李秉衡未调动重兵进行反击，日军自占领荣成县后，便毫无阻遏地组织登陆，每天都有一万左右的陆军上岸，经过三天时间的操作，截至遭遇战的前一天，“山东作战军”两个师团三万四千六百人，三千八百匹战马，已全部登陆完毕。

孙万龄等三部共计只有三千余人，别说他们，就算把部署在威海卫及附近地区的华军全部加起来，一共也只有两万一千人，不足日军的三分之二，且兵力十分分散，号令也不统一。在敌我力量对比上，日军已占有极为明显的优势。

25日，在兵站、粮库等后勤补给机构也已设置完成的情况下，“山东作战军”司令官大山岩下令将所部分成两个纵队：右纵队主要即第六师团，沿荣成至威海的大道前进；左纵队主要即第二师团，沿南路也即桥头集路线开进。

第二天是中国的农历大年初一，日军两纵队主力从荣成开拔，向威海齐头并进。沿南路开拔的左纵队向桥头集的孙万龄等三部发起攻击，战斗场面是：开始时，绥军使用行营炮急速射击，在炮火掩护下，河防军发起冲锋，嵩武军则纷纷开火射击，看似声势颇大，然而只要稍一接战，步兵便立刻溃退，不单是河防军，嵩武军、绥军亦是如此，行营炮也随之变得哑然无声。

与清流士大夫们的想象不同，由于当时中国的整个军事体系都尚处于前现代时期，作为军队现代化的先驱，北洋海军其实是唯一一支与世界接轨的精英部队，反而陆军与时代发展步伐差得太远，虽然很多已装备了近代化的武器，但实际上仍然全都属于中世纪的军队，适合的也还是中世纪战争模式。

在宋庆等有经验的老将统领下，陆军精锐部队尚能与对方应付两下，像孙万龄部嵩武军、绥军、河防军这一类的二三流部队，就完全不在一个层面上了。尽管孙万龄等前敌将领未尝不试图积极抵御和阻截，但现实残酷，所部不与日军接仗还好，稍一接仗，便一触即溃、一哄而散，“全线畏缩”。至27日，华军已溃败至不可收拾的程度，李鸿章沿路阻敌的计划也随之化为泡影。

随着日军的逐渐深入，威海卫南帮炮台群开始岌岌可危。南帮炮台群的防务设施主要就是海岸和陆地炮台：海岸炮台建设时间早，规模也大，共有赵北嘴、鹿角嘴、龙庙嘴三座大炮台，均装备大口径克虏伯要塞炮；相比之下，陆地炮台因为修建时间晚，无论规模还是装备的火炮威力，都不如海岸炮台。

海岸炮台在设计上有一个明显缺陷，即所有炮台都是修筑在海边的山群高处，炮口全部对着海面，炮台的后路则在后山坡低处，难以防御，敌人若从后路抄袭，很容易得手。为了弥补这一缺陷，就在甲午战争爆发前后，威海守军又沿海岸炮台的后路修筑了一条“长墙”。所谓长墙，也就是步兵射击时赖以为掩体的胸墙，胸墙外沿墙挖有壕沟，壕沟外再埋设地雷，以防御敌人的进攻。

在修筑长墙时，由于龙庙嘴炮台的位置较之其他两座炮台更加突出，距离过远，因此没有被保护在长墙、壕沟、地雷的防御体系之内。旅顺失守后，丁汝昌对此表示担忧，认为如果敌人攻击南帮炮台群，龙庙嘴炮台极有可能被其从背后首先攻破，届时敌人就可以反过来利用龙庙嘴炮台的大炮攻击其他炮台，以致炮击港湾内北洋海军的舰船，后果不堪设想。

经丁汝昌提议，李鸿章同意一旦事急，发挥海军水兵炮术较好的优势，由海陆军共同守卫龙庙嘴炮台，万不得已，就把火炮的炮闩卸下，交给邻近的鹿角嘴炮台，以免资敌。同样根据丁汝昌的建议，李鸿章又派人在龙庙嘴炮台后方挖掘了一些应急战壕和散兵坑，以便战时步兵可依托防守。

桥头集一战，戴宗骞调拨给河防军的那批弹药大多被丢弃在桥头集，成了日军的战利品，威海守军的弹药储备因此雪上加霜。李鸿章对绥军能否守住南帮炮台已丧失信心，他寄电丁汝昌，让丁汝昌从海军中选拔敢死队，他们不是像之前两人议定好的那样，仅仅被派往龙庙嘴炮台，而是将安插至南帮各个炮台，主要任务也不单纯是帮着陆军一道防守，实际上是准备等巩军无法坚守时，将各炮的炮闩全部卸下，完成最后的毁炮毁炮台任务——海军水兵的战斗素质普遍较高，战斗意志也比陆军士兵更坚定，到了炮台不守的时候，不至于像陆军一样一哄而散。

争 执

丁汝昌饱经战阵，拥有海陆军两方面的知识和实战经验，特别是在经过残酷的海上大战后，他对日军的战斗素质及其能力已有相当程度的了解，因此无论见解还是眼光，都比威海的其他将领要深刻长远得多。在遵命而行的同时，丁汝昌考虑到龙庙嘴炮台被圈在长墙之外，虽已经做了一些补救措施，但防守能力仍然较差，就算由水兵协助，恐怕还没等撑到最后毁炮毁台，炮台就被敌人攻破了。

与其战时无法防守而资敌，孰如自己先行消除隐患?丁汝昌与巩军统领刘超佩、刘公岛护军统领张文宣进行商量，在征得两人同意后，派水兵卸下了龙庙嘴炮台的火炮炮闩。

丁汝昌未雨绸缪，为的是防患于未然，谁知却在威海守军内部引发一场剧烈冲突。发难者是戴宗骞，他和刘超佩正好处于两个极端：对于打仗，如今的刘超佩是过分害怕，一听见打仗，腿就打哆嗦；戴宗骞却是过分自信，即便在桥头集大败，炮台外围已被日军扫荡干净的情况下，依然如此。他的这种态度，其实更多的还是建立在对日军战斗力的不了解之上，本质上仍属于书生意气。

丁汝昌和戴宗骞的私人关系其实还是不错的，丁汝昌能够躲过第二次“拔丁”的噩运，就是戴宗骞联合了刘步蟾等人，向朝廷请愿的结果，但丁、戴在战守的主导思想上又确实存在分歧，以致遇事多不商量。对于丁汝昌在龙庙嘴炮台撤防一事上，独独把他弃于一旁，戴宗骞感到异常愤怒。

戴宗骞给李鸿章发电，除报告丁汝昌、刘超佩等人“私自”撤防龙庙嘴炮台外，还表示自己坚决反对放弃龙庙嘴炮台，理由是龙庙嘴炮台背后虽然没有长墙遮蔽，但是炮台里的火炮不是可以旋转着朝陆地方向开火吗?可见它并非如丁、刘所说，完全是在坐以待毙。既然如此，为何要轻易舍弃这样一座好不容易修建起来的炮台?此事不能说明别的，只能说明丁、刘皆为贪生怕死之辈！

先前李鸿章在致威海诸将的一封电报中，曾说到半年以来，淮军表现与其期望相去甚远，“守台、守营者毫无布置，遇敌即败，败即逃走，这在天下后世看来，实在是一个大耻辱的事”。他当时痛心疾首地寄语诸将：“你们稍有良心，就必须争一口气，舍一条命，于死中求生，那么连我都会感到十分荣幸。”

戴宗骞联系到了李鸿章的那封电报，他激动地说：“威海守军尚未与敌接战，(丁、刘)却已怯敌撤防，由此就可知这半年里淮军为何到处打败仗了! ”

李鸿章本以老到沉稳著称，但这段时期以来，他一直处于内外交困的环境之中，整个人已被弄到焦头烂额，很容易着急上火，尤其对于怯懦惧战、闻风而逃的“守台、守营者”极为敏感。戴宗骞的话正好抓住了这一要害，再一听戴宗骞不同意撤防的理由，似乎也不无道理，于是他就本能地认为丁汝昌可能真的如戴宗骞所说，也像刘超佩一样贪生怕死了，所以才会未战就先将重要炮台撤防。

丁汝昌已被朝廷革去尚书衔，相关谕旨上有“戴罪图功，以观后效”之语，后来又有圣谕，称要等战事结束后将丁汝昌解送刑部处理。李鸿章训斥丁汝昌，说你现在面临着这种处境，得抓住机会，用实际战绩来争取朝廷撤销处分啊，可是你现在却“胆小张皇，无能已极”，太让我失望了！

丁汝昌很少遭到李鸿章如此严厉的申斥，无奈之下，只好派水兵把已经卸下的火炮炮闩重新装配起来。

刘超佩也挨了骂，李鸿章命令他立即恢复在龙庙嘴炮台的布防，“如不战，轻易放弃炮台，即军法从事”。刘超佩不像丁汝昌是所谓“戴罪之身”，他表现得很不服气，复电对戴宗骞关于龙庙嘴炮台的意见提出异议，再次强调龙庙嘴炮台被圈在长墙外，战时确实难保。见刘超佩不服，李鸿章远在天津，又没法亲自到现场来看，一时也犹豫起来。

时驻烟台的东海关道刘含芳曾参与威海炮台修建，李鸿章急电刘含芳，请他协助评判。刘含芳从其经验出发，认为丁汝昌对炮台的担忧不无道理，但在戴宗骞同样信誓旦旦、称龙庙嘴炮台可以防御的情况下，他也无法论定孰是孰非。

难题转了一圈，又重回李鸿章之手，李鸿章决定维持原议，强令刘超佩恢复了龙庙嘴炮台的兵力。

龙庙嘴炮台的争执从表面上看，似乎仅仅只是丁汝昌与戴宗骞之间，或者说是海陆军将领之间的矛盾，但往深处分析，其实反映的却是中方海陆协同作战水平还处于相当低幼的阶段。事实上，从朝鲜战场开始，中日两国在海陆协同作战能力上的这种悬殊差距就已昭然若揭，正是它导致战场的天平不断发生倾斜，乃至影响到了战争最后的结局。

摩天岭

桥头集之战后，日本第二军继续向威海推进。1895年1月28日，左右两纵队完成了对威海南帮炮台的合围，翌日，两纵队进逼炮台，并由右纵队即第六师团在温泉汤一线担任主攻，驻守温泉汤的巩军被迅速击溃。

30日，“山东作战军”司令官大山岩一声令下，日军对南帮炮台发起总攻。按照大山岩的部署，第六师团直接对南帮炮台实施进攻，他们首先进攻的是摩天岭炮台，而且采取的是齐头并进的平推战术——在震耳欲聋的炮声中，一群群身着黑色军装、打着膏药旗的日军从四面八方冒出来，犹如潮水一般向摩天岭的山头涌去。

南帮炮台除海岸炮台外，在海岸炮台的背后山群上，又择要修建了多个用以防守陆路的陆路炮台，摩天岭炮台是陆路炮台中海拔最高的一座，然而同时也是最弱小的一座陆路炮台。该处守军为四百人左右的巩军新右营，新右营是不久前才招募的新军，战斗素质较差。

炮台则是甲午战争爆发后临时修筑的，名为炮台，实际只是山巅的一块平坦处修筑了一圈胸墙，胸墙上每隔一段距离留出一个垛口，以供火炮从中对外射击而已，除此之外，炮台上既无兵舍，也没有弹药库。至于火炮，摩天岭炮台并没有大口径的克虏伯要塞炮，仅有八门克虏伯行营炮，威力极为有限。日军在备战期间准备充分，搜集了大量中方情报，他们把摩天岭炮台作为打开南帮炮台群的缺口，也真可谓是机关算尽。

摩天岭虽然防备力量薄弱，但营官周家恩素有“硬汉”之称，在他的指挥和鼓动下，面对杀气腾腾、如狼似虎的日军，新右营官兵毫无怯意，坚持用行营炮和步枪进行顽强阻击。摩天岭炮台的东侧是杨枫岭炮台，此处炮台工事较摩天岭大为改善，装备有大口径要塞炮四门、行营炮十六门，见邻近的摩天岭战事吃紧，守卫炮台的副将陈万清下令把所有能够调用的大小炮位都朝向摩天岭山腰，对冲锋中的日军猛烈射击。事后，日军承认，“杨枫岭炮台从侧面射来的炮火，对我军威胁最大。”

虽然伤亡累累，但日军仗着数量上占据绝对优势，还是冲过山腰，越出了杨枫岭炮台火力支援的范围。山腰之后是摩天岭炮台的雷区，日军一进入雷区，摩天岭上的守军就立刻按下控制盒上的闸刀，通过电线引爆了电发地雷，一时间，山动谷鸣，爆炸声接二连三地响起，进攻中的日军全都被笼罩在了烟雾之中。

然而，令人惊愕的是，随着烟雾散去，日军又都出现了，而且毫无损伤。究其原因，与黄海海战时北洋舰队的炮弹打中敌舰，却好多不能爆炸，其实属于一个性质，即这些地雷都是国产的旧式地雷，里面填充的为低威力的黑火药，爆炸声音虽大，但却并不具备实质性的杀伤力。

尽管如此，巨大的爆炸声还是给第一次经历这种场面的日军士兵造成了心理阴影，毕竟谁也不能保证下一阵烟雾腾起时，自己仍能活着站在原地。日军战史对此有如下记载：“士兵因此皆有惧色，不敢大胆向前。”

眼见进攻受挫，日军主攻部队总指挥、第六师团第十一旅团长大寺安纯改变战术，派一部日军占领了摩天岭西侧的一个小山头，在山头上架设火炮，用炮火对摩天岭炮台进行压制，同时把后方预备队也全部调上来投入进攻。日军各队于是重又鼓起勇气，在一片鼓噪呐喊声中，从三面对摩天岭发起集团冲锋，并且攻击速度越来越快。

除了形同虚设、毫无杀伤效果的电发地雷，巩军新右营还在胸墙外的前沿地带密密麻麻地搭设了不少鹿砦。鹿砦是中国古代扎营和防守作战的常备器具，直到湘淮军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仍对此加以使用，在缺少更有效障碍物的前提下，它也确实有一定效果。在鹿砦的阻碍下，日军被迫减缓了进攻速度，周家恩指挥全营官兵，用炮轰，用枪射，打倒了不少日军。

看到前方进攻受阻，随同日军预备队行动的工兵小队立刻冲上去，对鹿砦进行拆除，在付出伤亡十五人的代价，终于破除出几个豁口。后续日军沿着豁口冲锋，杀到了守军面前，此时炮台的行营炮已经无能为力，低矮的胸墙也难以对守军起到掩护作用，能够战斗的弁勇越来越少，炮台上的大旗竖起来三次，又倒下去三次，直至再也无法竖起。

新右营伤亡殆尽，摩天岭失守。周家恩在最后时刻连中数弹，腿被打断，肠子流出腹外，为了不被敌人俘虏，以坚强的毅力，忍痛向后方爬行数十里，直至流血过多，冻死在冰雪覆盖的山谷间。威海人称周家恩为“周三麻子”，后来说起“周三麻子”，没有不伸大拇指的，“他真是好样的，坚决不退， 打到底……”

骨 牌

作为陆路炮台的制高点，日军占领摩天岭炮台，就等于南帮炮台群被打开了一个致命的缺口。发现摩天岭插上了膏药旗，南帮其余炮台及海中的北洋舰队，都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日军接下来就可以利用摩天岭，居高临下，如同打靶一样，逐一攻击剩余的其他陆路炮台了。

自己动手摧毁摩天岭炮台，成了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南帮海陆炮台及海中的日岛炮台，都不约而同地把所有能够转向摩天岭方向的大炮使用起来，将炮口指向摩天岭，接连不断地朝其射击。与此同时，丁汝昌率“定远”“靖远”“来远”“广丙”以及蚊船、鱼雷艇等，也驶到南帮炮台附近，向摩天岭猛烈射击。

摩天岭上的日军惊恐地看到，许多“像杵(圆木棒)一样”的炮弹旋转着飞来，碰到岩石上，将岩石炸得飞向空中，“其猛烈程度是不可想象的”。不过摩天岭炮台终究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被摧毁，后者还是被日军利用，反过来成了压制附近海陆炮台的凭借。

日军占领摩天岭炮台后，立即组织优势兵力，对杨枫岭炮台发起进攻。杨枫岭炮台不仅装备较好，驻守炮台的巩军左营也是巩军的老营头，战斗力较新募的新右营要强，副将陈万清身先士卒，带动弁勇顽强阻击，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冲锋。

冲锋失败后，日军即集中被其缴获的行营炮，对杨枫岭炮台进行俯射。随着一批又一批炮弹飞落杨枫岭，炮台上弹片横飞、烈焰升腾，炮台周围的树木也多被炮弹击中，燃起熊熊大火，隔远了看，整座杨枫岭已经犹如一座燃烧的火山。中午时分，在一阵天崩地裂的巨响中，炮台上的一座弹药库被击中爆炸，至此，守军已经伤亡过半，弹药也所剩无几，见炮台大势已去，陈万清被迫率残部撤离。

日军攻占杨枫岭炮台后，又相继夺取了莲子岭炮台、谢家所炮台，威海南帮陆路炮台至此完全沦陷。接下来就轮到了海岸炮台，如战前丁汝昌等人所担忧和预料的，被划在长墙之外的龙庙嘴炮台，果然成为日军攻击的第一个目标。

龙庙嘴炮台装备有四门不同口径的克虏伯要塞炮，但却仅有四十余名弁勇驻守，而且他们基本还都属于操作火炮的炮手性质，除了这一群寥寥可数的炮手，炮台上再没有多余兵力用于防御，其外围也没有大股步兵可配合炮台作战。数量有限的大口径火炮，对于远方之敌固然具有极大的威慑性，但要用来抵御已经近在眼前、如同撒网一般扑上来的大批敌军步兵，其效果是可想而知的。

没有任何悬念，四十余名弁勇大部溃散，日军几乎是兵不血刃地占领了龙庙嘴炮台。其时北洋舰队的军舰正在附近海中，用舰炮向摩天岭方向猛烈轰击，日军便想到利用炮台上的大口径火炮，对中国军舰进行轰击。

由于攻取龙庙嘴炮台的日军都是步兵，炮台上的火炮又都是海岸要塞炮，他们自己不懂得如何操作，便逼迫四名刚刚被俘的炮手进行射击。正忙于炮击陆地日军的北洋舰队，并没有注意到龙庙嘴炮台已经陷落，对于突然袭来的巨弹毫无防备，在近距离内，“定远”“广丙”连续被击中，“定远”在黄海海战被打坏，十几天前刚刚才修复好的主炮台再度受创，“广丙”的司令塔观察口被一颗炮弹直接命中，正在指挥战斗的帮带大副黄祖莲头部被弹片击中，当即殉国。

这是丁汝昌曾经做过噩梦，最不愿意看到的一幕，各舰只得急忙调转方向，一边迅速拉开与龙庙嘴炮台的距离，一边被迫与本应作为自己屏障的要塞作战，将舰炮炮口朝向龙庙嘴炮台轰击，龙庙嘴炮台上的一座要塞炮瞬间便被击毁。

当天日军攻取炮台的过程，就像是在推一副多米诺骨牌，陆地炮台在摩天岭、杨枫岭失守后便一个接一个地快速失守，海岸炮台亦如是，龙庙嘴炮台一入敌手，其东北方不远处的鹿角嘴炮台就撑不住了。

鹿角嘴炮台装备着四门比龙庙嘴炮台口径更大，火力更猛的克虏伯要塞炮，炮台外围还筑有长墙。然而驻守南帮的巩军兵力有限，到了这个时候，鹿角嘴炮台的主要兵力都被抽往了陆路炮台和要塞，仍在炮台继续守御的弁勇，和龙庙嘴炮台一样，不过是几门火炮必备的炮手罢了，而没有相应兵力配属的长墙，只能沦为摆设。

鹿角嘴炮台上很快升起了膏药旗，并且同样对海中的北洋舰队倒戈相击。区别在于，这次日军不用逼迫中国俘虏来操作火炮了，通过联系，联合舰队派来了舰炮手和陆战队，因为联合舰队的部分军舰上也装备着克虏伯大口径火炮，他们操作起来可谓是得心应手。

丁汝昌等人事先能够估计到龙庙嘴炮台难以固守，只是想不到陷落得那么快，故而才蒙受了重创。等到鹿角嘴炮台失守，大家已经有了戒备，一发现情况不对，各舰便第一时间掉转炮口，向鹿角嘴炮台发炮还击。北洋舰队的炮手确实炮术精湛，“定远”的一颗炮弹竟然准确命中了一门克虏伯巨炮，并将其拦腰截断。看着眼前残破的火炮，炮台上的日军被当场吓到面面相觑——这只是一颗不会爆炸的实心弹，如果是开花弹，别说火炮被炸毁了，整座炮台上都不可能有人幸存！

仅仅不过半天光景，日军已几乎完全控制了威海炮台群，只有赵北嘴炮台尚在孤独中苦苦坚守。

作为这一方向上的日军总指挥，大寺安纯春风得意、喜不自禁，率领幕僚徒步登上了摩天岭炮台。随军记者一边作采访记录，一边架好相机，给大寺安纯拍照留念，他们都没注意到此时“定远”已重新将炮口朝向摩天岭炮台。

先前北洋舰队轰击摩天岭炮台时，日军都躲在炮垒里，现在大寺安纯等人毫无遮拦地站定了位置，相当于固定标靶，对于“定远”上的炮手而言，实施这样的瞄准攻击，实在是一件再轻松不过的事。

只听得一声巨响，整个摩天岭炮台都被笼罩在了滚滚烟雾之中，“定远”主炮准确命中目标，大寺安纯和随军记者瞬间击弹倒地。日军官兵急忙将二人用担架抬下摩天岭，赶往最近的野战医院治疗，随军记者在抬的时候就已毙命，大寺安纯则因为胸口要害处中了弹片，在前往医院的途中断了气。

大寺安纯在日本国内有所谓“一代良将”之誉，但未料乐极生悲，竟无意中成了威海之战乃至甲午战争中，日军阵亡的最高级别陆军将领(少将旅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