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甲午抗日战争中，涌现了一大批英勇抗日的将士，他们在武装到牙齿而兽性疯狂的日本侵略畜生面前，不畏强暴、敢于战斗、舍身拼命、浴血奋战、誓死卫国，发扬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前仆后继、与敌人血战到死的伟大民族精神。人民将永远纪念他们。

在这民族生死关头的危急时刻，也出现了极少数的软骨头，他们畏敌如虎，贪生怕死，临阵脱逃，为了保自己的性命而不惜无耻地向敌人举起白旗、屈膝乞降。有些人认贼作父，为虎作伥，做日本人的鹰犬，引狼入室，残害同胞，为敌人提供情报，破坏国防，完全丧失了中国人民一分子的人格，亵渎了中华民族的民族尊严。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败类，人民永远要唾弃他们。

当时清朝海军花巨资打造海军，号称世界排名第二，亚洲第一海军，怎么会被日军打败，具体因素有以下几点：

首先：鱼雷艇的集体临阵脱逃

在日本侵略者扼杀威海要塞的生死关头，北洋舰队“左队一号”鱼雷艇管带王平畏死动摇，暗中与“福龙号”鱼雷艇管带蔡廷干、前济远舰鱼雷大副穆晋书，密谋逃跑，决定“一有机会就跑”。

1895年2月6日夜间，北洋舰队提督丁汝昌命令王平率领鱼雷舰队，驶出海口袭击敌舰，叮嘱“尽可能击沉敌舰”。王平认定此为逃跑的大好机会，即于翌日凌晨带领串通好了的全体鱼雷艇10艘、汽船2艘，开足马力，冲出西口，向烟台方向疾驶逃窜。

日本舰艇发现后，立即派舰尾追，逃跑的鱼雷艇都被击毁搁浅或触礁，舰上官兵弃船逃亡或被俘。12艘鱼雷艇全部覆灭，其中7艘被毁，5艘被日海军掠去改装为日海军鱼雷艇队。此为叛逃者的极大罪恶。

丁汝昌当即写信给山东登来青道刘含芳，要他将逃跑的鱼雷艇官兵缉拿正法。信中写道：

十三日晨，敌全力攻扑东口，炮声一响，我小雷艇十（二）只畏葸，擅由西口逃出西去，倭分队尾追，被其俘去九只，全被击沉。以我艇资敌用，其害与南台同。自雷艇逃后，水陆兵心皆形散乱……各艇既不得力，且复擅逃，其官弁人等必由浅沙登岸，务请各帅严拿正法。

阴谋逃跑的发动者和组织者头领之一的“福龙”鱼雷艇管带蔡廷干，被日舰俘虏押回日本关押于大阪某寺院中。《马关条约》签订后，日本要遣返俘虏的中国官兵，蔡廷干害怕回中国受到处决，通过关系没有被遣返。他做了可耻的叛国罪犯。

鱼雷艇队的叛逃，严重地动摇了军心。“水陆兵心皆形散乱”，使2月7日的保卫战受到很大伤亡。“弁兵伤亡三百余员名，伤心惨目，莫可言状。”士兵斗志大伤，不听从命令战斗，水兵违令离舰上岸，陆兵登舰避战。“七号那天……在旗舰上下了一个‘净炮’的命令，士兵都违抗不从。刘公岛炮台的兵士也离开了他们的炮座。”“陆军里的混乱情况最为严重。他们……扬言不再作战。或齐集防浪堤下，或占据小船，或登上镇远舰，要求载他们离岛。”

鱼雷艇的叛逃，使处于十分危急态势下的北洋舰队雪上加霜。

第二：擅自撤兵逃跑的道员戴宗骞

在威海保卫战中，发生过多起临阵逃跑事件，使战斗遭到严重的失败，而且逃跑都是在将领中发生的。

1895年1月30日晨，日军发动对南虎口、北虎口和虎山的攻击。清军道员戴宗骞率军驻南虎口，在敌人的猛烈炮火下，戴宗骞不敢坚持战斗，擅自下令撤出阵地。士兵纷纷渍散，戴宗骞竟下令将整个部队解散，让各自逃生。他自己跑回了北帮炮台。由于戴宗骞的撤逃，南虎口顿成空虚，使北虎口的守军成了孤军。这支孤军仍然坚持战斗，700守军被打死130来人，最后坚持不住，不得不撤去。于是，南虎口和北虎口阵地均被敌占领，与攻击虎山之敌形成包围态势，虎山终沦敌蹄。

虎山被占，戴宗骞撤逃于南虎口是关键原因之一。

第三： 弃军而逃的三营统领刘澍德

刘澍德，统领三个营的兵力，防守虎山，有大炮八门。与敌战斗，士兵勇敢，打死日军2名，打伤4名，而清军只阵亡2名。日方记载：敌兵据住便利的阵地，猛烈向我军瞰射，我兵甚是苦战。这说明这场战斗清军打得勇猛。可是，将领刘澍德贪生怕死，当敌军增强火力，冲击过来时，竟然吓得不敢坚持战斗，而弃军逃跑，部队顿时溃散，一场可以取得战果的拼搏战斗，以失败告终，虎山阵地被敌抢占。

第四： 借伤逃命的总兵刘超佩

总兵刘超佩，率领清军防守南帮海岸炮台。当日军进攻南帮炮台的龙庙咀炮台时，刘超佩左腿中弹，吓得急忙钻进小汽艇中，逃往刘公岛，丢下守台部队不管。南岸水雷营管带李荣光，见刘超佩逃走，也与学生一起，随之逃跑。事后，清廷追究，将刘超佩押解回天津查办，饬王文韶进行调查，王查后复奏：其受伤虽非谎，饰而逃避亦属实情。刘超佩乘受伤而弃军逃跑，使守军无首，是龙庙咀炮台失守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五：贪生怕死的副将阎得胜

阎得胜率五个营的兵力，任务是配合孙万林，伏击入侵白马河东岸的日军，从旁截击敌人，包抄敌后路。可是，正在孙万林军伏击敌人成功、日军失利撤退时，阎得胜不按照军令部署给他的包抄敌后路，截击敌人，反而不战而退，致使孙万林军成为孤军，不得不撤出战斗，失去了一次全歼敌人的大好战机。阎得胜犯了不可饶恕的军纪。

紧接着，日军进犯孙家滩，孙万林亲自率军正面堵击，令阎得胜军为左翼，接应孙部，并防止敌犯威海卫城。当敌军进入孙军的埋伏地区时，孙万林指挥部队发炮猛轰，日军死伤不少。如果阎得胜能按计划坚持左翼出击，必将予敌更大杀伤。可是阎得胜又一次畏敌先退，致使左翼空虚，孙万林不得不撤出阵地，孙家滩战斗未能扩大战果，丧失了防地。阎得胜罪不可赦，终被处决正法。

第六： 闻风而逃的参将赵得发、知县杨承泽

将领贪生怕死，不敢抵敌，一触即逃，致使全军败溃，是威海保卫战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这类逃跑者不在少数。山东巡抚李秉衡致电各营，指出退缩逃跑的不是个别人，严训对退缩者要处斩戒众。他在电报中说：与倭接仗，虽互有胜负，而各营将领不齐，接仗未能得力，致倭人渐向西进，非斩其退缩之尤者，不足以警示。查各军退缩者不止一人，而以阎得胜为最怯。

清军将领逃跑在威海卫保卫战尚未打响就开始了。日军登陆后，立即进犯荣成县城，防守城东的参将赵得发率一营士卒，闻风而逃，知县杨承泽逃藏一民家，化装出城逃去济南。日军未遇任何抵抗，安步由东城门进入城中。山东巡抚李秉衡紧急电令阎得胜、叶云飞、戴宗骞三个营，赶去荣成“并力堵击”敌军，严令警告：何营不前，即惟何营是问！可是，阎得胜等行至中途，闻荣成已陷敌，却不敢举步行进，折道退回，根本置上级军令于不顾。荣成县城就是如此轻易地落入敌手。

第七：无耻的投降派

首先要投降的是在北洋舰队服务的洋员。为首的是瑞乃尔、泰乐儿、克尔克。他们散布失败情绪，鼓动投降。1895年2月7日晚，“除马格禄、浩威外，尽到刘公岛”的俱乐部秘密会集，决定投降。“是日，洋员瑞乃尔（德国炮师）、泰乐儿、克尔克（海军医院长）等，同谒营务处牛昶昞商办法。结果瑞乃尔与泰乐儿在深夜二时往见丁提督，劝其投降。丁初言‘此事不可行’。后言‘当自杀以成之，以全众人生命’。”丁汝昌对投降派劝降严词拒绝。

一月十六日（公历2月10日），刘公岛守将张文宣至镇远，合水手围丁汝昌所，请降。牛昶昞并各舰管带踵至，相对泣。乃召诸洋员计事。瑞乃尔能作华语，言兵心已变，计不如沉船毁台，徒手降敌。汝昌降之，而诸将不肯沉船，恐取怒日人也。

十七日，敌复从水陆夹攻。丁提督得烟台密信，知山东巡抚李秉衡已走莱州，援兵绝望，而岛上药弹亦将尽。是夜提督召诸将议，欲率余舰突围出，诸将不允，散去。提督入舱仰药，张文宣继之，四更许先后卒。于是麦克禄、浩威假丁提督名，用英文作降书，而嘱闽管带某译为华文。

翌日黎明，广丙管带程璧光乘镇边炮舰，悬白旗，赍降书至日舰乞降。

伊东急会诸将商议，并遣四舰扼西港口，防我舰逸出。旋接见程氏，以英语相问答。其问答之词曾摘译发表于当时报纸如下：伊问：丁提督安否？答：有病。问：刘总兵安否？答：安。问：食足否？答：米与萝卜青菜俱有。

问：牙山之役，方伯谦甚谙海战，何故杀之？答：上命也，丁公殊不愿。

问：威海卫何易失也？答：陆军与水师不相顾也，又无战律，再战徒伤生命，无济于事。问：刘公岛近况如何？答：官眷及有财者皆去，穷民不能去，受贵军轰炸，其苦实深。话毕，伊东畀程以复书及香槟等物，程许以再送书来而别。伊东复书用英文，大意谓：接纳降议，将于次日点收战舰及其他军用物，而英人担保为不需。

翌晨，程璧光乘镇远，下半旗，赍伪托丁汝昌之复书赴日舰，且报丁氏之丧。其书大旨请将点收战利品之期展至正月二十二日。伊东以丁既死，请我方另派一本国军官来议降约，我军以牛昶昞应。

降约于一月二十日签订。二十五日，伊东遣康济舰送丁汝昌、刘步蟾之灵柩赴烟台，日舰下半旗，鸣哀炮送之。

日本此举，乃猫哭老鼠之滑稽作，实阴险虚诈，以欺世人。

投降派的卑劣无耻，竟然将投降之罪，栽在抗日殉国的爱国将领丁汝昌的头上，使之死后蒙受降敌罪名之冤辱。可见，这班投降派的良心沦丧到何等地步。这个阴谋，当时确实起到了鬼变人、而人变鬼的效果。真正的投降派变成了清白无辜、只不过是“执行者”而已；而真正的抗日殉国者，则变成了“主降人”，而成了罪人。清政府本来就是昏庸无道、腐败透顶，对丁汝昌之殉国，不仅不予褒扬称颂，反而听信了投降派的阴谋谎言，将丁汝昌按叛国罪处置，并抄没家产。“既降而死，朝旨褫职，籍没家产。”

其儿孙辈投亲奔友，流离多年。直至光绪末，有威海等地士绅商民300余人及广东水师提督萨镇冰、甘肃提督姜桂题等，联名致书北洋大臣袁世凯，提出为丁汝昌申雪。袁世凯据以入奏，称：其始终艰难委屈之情，亦为天下中外所共谅。宣统二年（1910年），筹办海军大臣贝勒载洵亦为奏请，始开始复官原衔，此冤得到昭雪。

第八：清军将领的腐化

清军将领的腐化，是威海保卫战失败的重要因素之一。

◆临危离舰嫖娼的管带邱宝仁、林颖启

1895年2月5口，“夜半月落后，日雷艇五艘复入袭。来远、威远及小炮艇宝筏覆焉。日人无一死伤……是夜，来远管带邱宝仁、威远管带林颖启登岸逐声妓未归，得免于难”。“来远中雷后，五分钟即沉没，兵员大部殉难，得救者仅二三十人。威远死者亦多。”日人桥本海关所著《清日战争实记》中记述来远中雷翻转，露出红色舰底，舰中30余人遇难……威远……宝筏亦中雷沉没。在如此紧急严峻的防卫战中，邱宝仁、林颖启身为战舰指挥的将领，竟然擅离战舰，登岸去嫖娼一夜不归，充分显示清军将领中的腐败堕落到何等程度。

◆贪污军饷、军纪败坏的道员戴宗骞

孙克复、关捷《甲午中日海战史》记述：南帮炮台失陷后，2月2日，日军又向北帮炮台进攻。北帮炮台由戴宗骞率绥军六营驻守。戴宗骞是一个靠镇压捻军起家的刽子手，为人贪婪诡诈，是一个剥削士兵、贪污军饷的能手，士兵们对他恨之入骨。他统率的绥军，是“十额五兵缺”。为了掩人耳目，戴宗骞竟给营中工匠们穿上军衣弥补缺额。甚至用拉夫办法滥竽充数，以致绥军的缺额现象十分严重，纪律败坏，毫无战斗力。戴宗骞虽然身负威海卫南北两帮海陆炮台的全面守卫之责，但在军事上漫无布置，并不认真布防。开战前，将北帮炮台存银8000余两运往烟台，令其子携往安徽寿州老家。自己也想寻机逃走。北帮炮台原来的六营绥军，在南帮炮台作战时溃散两营，在虎山又被戴宗骞解散两营，只剩下两个营。南帮炮台失陷的当晚又溃散一营。2月1日，最后一营也哗变溃散。戴宗骞身边只剩下十几名亲随，成了光杆司令。丁汝昌为了不使北帮炮台再为敌所利用，重蹈南岸炮台的覆辙，于日军到来前，派敢死队到北岸炸炮毁台，并将戴宗骞载往刘公岛。戴宗骞自知罪不可恕，到刘公岛后服毒自杀。丁汝昌要炸南帮炮台时，曾遭到戴宗骞的坚决反对，戴宗骞并将丁汝昌告了一状，为此，李鸿章严词责备丁汝昌，以致南帮炮台未能及时炸毁，而为敌利用。

第九：一盘散沙的清廷军队

清廷军队的腐败，突出地表现在军派林立，各自为政，官僚、军阀各握兵权于一方，相互矛盾和斗争，置国家安全于不顾，只知保守自己的实力，而不肯一致对外，宁愿丧失国土，坐视别军危急而不救。以致清廷无力实行对军队的统一指挥，各军处在一盘散沙状态，最后被敌各个击破，使战争失败。这种分散孤立主义，是威海以至甲午战争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清军最严重的腐败现象。

威海危急时，丁汝昌非常焦虑地请求调派援军解围，甚至翘盼到跪求的程度，最后连一兵一卒也不见派来，只有北洋海军的彻底灭亡为结局。这时，驻守在威海附近的清军有30多营的兵力，坐视威海的覆灭。

黄海海战失利后，李鸿章曾向清廷请求南洋海军暂调4艘主力舰来威海、旅顺，帮助协防。清廷批准了这个请求，电谕：暂调南瑞、开济、寰泰迅速北来助剿。遭到两江总督刘坤一的拒绝，借口“东南各省为财赋重地，倭人刻刻注意”，“前敌饷源均关大局，不敢不统筹并顾”，要求免派。清廷无奈，只好不调。清廷复于大连湾失陷时，再电谕南洋海军，商调战舰4艘北上支援，遭到南洋大臣张之洞的拒绝。

当威海陷于绝境，急待援兵的关键时刻，清廷批准调派贵州古州镇总兵丁槐所部5个营兵力，及徐州总兵陈凤楼5个营马队及皖南镇总兵李占椿等步队15个营，共同开进山东烟台。可是，本来应该快马增援的陈凤楼五营马队，迟迟不见起程。李秉衡不得不急电恳求乞援：威待援甚急，盼公来如望云霓，恳公迅赐起行。丁汝昌已经是心急如焚地时时翘盼援兵到来，他与牛昶昞、张文宣联名致函刘含芳说：昌等现惟力筹死守，粮食虽可敷衍一月，惟子药不允，断难持久。求速将以上情形飞电各帅，切恳速饬各路援兵，星夜前来解此危围，以救水陆百姓十万人生命，昌等感大德矣。两日后，又致函刘含芳告急：十六七日援军不到，则船岛万难保全。丁汝昌同时请刘转函陈凤楼：此间被困，望贵军急切，如能赶于十七日到威，则船、岛尚可保全。日来水陆军心大乱，迟到，弟恐难相见，乞速救援。可是，如此十万火急的求援，都如石沉大海。援兵未见踪影，原来陈凤楼军调往天津去了。李秉衡将此消息电告刘含芳，说：陈凤楼到淮，傅相（指李鸿章）电止，奏调回直（京津）。奈何！岛舰无兵救，真堪伤痛！另外，丁槐的五营援兵也迟迟不前。“仅丁（槐）2营到省，催两日无东来耗。又3营到诸城，即滋事戕营官。李、万、张三军入东境，迟迟不前。”所有援军均不愿救援而滞留不前。最后，到威海覆灭，无一援兵来救。可见，此系清军腐败的最突出的败露。

参考书目

［1］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

［2］戚其章.《甲午战争史》

［3］关捷.《旅顺大屠杀研究》

［4］范文澜.《中国近代史》

［5］孙克复、关捷.《甲午中日海战史》

［6］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帝国主义侵华史》

［7］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宄所.《近代史研宄》

［8］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组.《中国近代史资料选编》

［9］王芸生.《台湾史话》（修订本）

［10］大连市政协.《大连文史资料选辑》

［11］程栋、崔光弼.《甲午战争全景纪实》

［12］张明金.《甲午国殇（1894—1895）》

［13］关捷等主编.《中日甲午战争全史》第6卷人物篇

［14］相关报刊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