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怡

那孩子就出现在离我不到40厘米的地方，跨坐在他年轻父亲的肩头，两只小手用力地摩挲着父亲的额头和发根。初春的大马士革夜凉如水，披着黑色大衣的母亲将这个只有两三岁光景的小家伙包裹在一件浅灰色连帽衫里，再扣上一顶绣着小熊脑袋的蓝帽子。尽管占据了比人群高出一截的“制高点”，茫然的眼神却显示他并不理解大人们为何会聚集于此，还不约而同地举着手机伸向天空。毕竟，在照明电力依旧存在巨大缺口的老城，置身于上万人中的感觉就像是夜海行船：脚底踩着白天积存下的雨水，肩膀和腰胯每隔几秒钟便会和周遭的人发生碰撞。多玛之门（Bab Tuma）下方亮起的几束探照灯光原本并不灿烂夺目，此刻却有如汪洋中的灯塔。

不知什么时候，年轻人呼喊倒计时的声音开始由远及近地传来。当“零”这个数字从人们口中飘荡到空气里时，一朵紫色的焰火突然从多玛之门正上方升了起来，接着是黄色、橘红色和金色。在被人群包围的花坛里，鞭炮清脆的炸响和火药燃烧腾起的烟雾引起了一阵欢呼。一瞬间，那个表情茫然的男孩被唤醒了：烟花的炸裂声、燃烧的亮光和人们的尖叫显然触及了他内心深处某些隐藏的情绪。他仰起头，号啕大哭了起来。

在成千上万人仿佛发泄般的欢呼和喝彩声中，一个幼童的哭泣是很容易被盖过的。站在侧后方的母亲察觉到了异样，用手掌轻轻拍打着他，希望那只是一时的紧张或不适。但从那孩子的眼神里，我捕捉到了一种熟悉的情绪——恐惧，是那种在贝卡谷地难民营、巴古兹包围圈外的收容所以及卡米什利的库尔德战士墓地附近最常出现的恐惧。一个牙牙学语的幼童还无法分辨迫击炮和火箭榴弹（RPG）造成的巨响、燃烧与节日欢庆的礼花之间的区别；当他感到那种熟悉的恐惧再度降临时，便只有不知所措地扭动和哭泣，希望获得抚慰。

这一刻是2019年1月1日，东三区时间0点01分。叙利亚内战爆发将近8年以来，大马士革第一次在除夕夜不曾处于反政府武装重武器的火力覆盖范围之内。在政府提前发布将于多玛之门广场举行跨年焰火表演的公告之后，老城周边的巡逻队提前移走了路障和混凝土防爆板，从哈米迪耶市集的顶棚到中世纪城堡的残墙都点亮了写有英文“Happy New Year”（新年快乐）字样的灯箱。根据本地商业电台FM Sham的报道，有超过1.2万名市民汇集到了广场附近，用欢呼、舞蹈和自拍宣泄着漫长压抑过后内心的万丈波澜。

但在人潮人海之中，那个小男孩的眼泪惊醒了我；它使我意识到，自己并不是在一个和平的正常国家参加一场稀松平常、全无惊喜可言的跨年庆典。在大马士革的市民可以略感放松地观看焰火表演的同时，伊德利卜省犬牙交错的争夺态势依然在持续，代尔祖尔省的库尔德人武装正在进攻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盘踞的最后几个村镇，超过20个国家的战斗人员活跃在叙利亚的领土上。如果连一个本地小男孩对火焰和巨响的记忆也会本能地和恐惧相伴随，那么潜台词不言而喻：无论谁成为最终的“胜利者”，战争都已经永久地、不可逆转地改变了每一个叙利亚人的生活。2100万人的集体记忆，将会长久地被死亡、匮乏和背井离乡所充斥。

而发生在叙利亚的一切，反过来也改变了76亿人共同生活着的这个星球。

从巴黎的连环恐怖袭击到新西兰克赖斯特彻奇的屠杀，从匈牙利奥尔班政府的边境封锁围栏到美国特朗普当局的旅行禁令，在最近1/4个世纪里，还没有哪个单一事件能像叙利亚内战这样，彻底粉碎了西方世界关于后“冷战”时代全球秩序的一切乐观想象。20世纪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传统战争模式在这场冲突中被解构殆尽，代之以超越民族、疆域甚至攻击对象区隔的绝对暴力活动，最终形成了日本中东史学者山内昌之口中的“后现代战争”（Postmodern War）图景。黎巴嫩真主党游击队、阿富汗什叶派“志愿军”、北非和高加索裔的“圣战士”乃至土耳其、俄罗斯、美国等多个国家的正规军争先恐后地跃入叙利亚这个大熔炉，捉对厮杀或者缔结同盟，然而又不曾诉诸国际法层面的宣战程序。一场名义上的“内战”，呈现出的却是有如17世纪“三十年战争”一般的群雄逐鹿气象。不同之处在于，“三十年战争”催生出的“威斯特伐利亚和平”宣告了以主权国家作为基本行为体的现代国际体系的诞生，而发生在叙利亚的一切又回到了前国家时代的混沌状态。

更有甚者，你死我活的缠斗不仅发生在旷野和城市中，还渗透进了作为传播媒介的互联网，尤其是社交网络。争夺对事件的解释权正在变得比真相本身更加重要，每一台电脑、每一部卫星电视天线甚至每一台智能手机都变成了杀伤力不亚于枪炮的武器。反过来，对平民以及民用设施的攻击在交战各方眼中也显得司空见惯。当暴力活动的外延从大马士革和阿勒颇扩展到巴黎、布鲁塞尔，当乍得湖畔和兴都库什山间都飘起恐怖主义的黑旗，全世界已经不存在绝对安全的世外桃源。每个人都主动或被动地成为了这场战争的当事方。

不仅如此，在叙利亚发生的冲突，更进一步串联起了土耳其南部的库尔德人分离主义运动、黎巴嫩与伊拉克的国内政争、沙特阿拉伯和伊朗在也门进行的代理人战争乃至美俄两国在中近东展开的“新大博弈”（The New Great Game），中东板块的一切不稳定因素在这场延续超过8年的混战中皆有不同程度的呈现。在19世纪曾经困扰整个欧洲的“东方问题”（Eastern Question），如今正以难民潮、债务违约风险和政治极化的新形式在地中海与黑海之间复活。若无叙利亚战事的长期化，土耳其埃尔多安政权的“新奥斯曼主义”势必无法推进得如此顺理成章，伊朗以攻为守的“什叶派新月”计划也将难有立锥之地。从这个意思上说，叙利亚的确如普林斯顿大学阿拉伯史泰斗菲利普·希提（Philip K. Hitti）所言，是“地理上最小的大国”，牵一发可动全身。

比物质层面的破坏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传统上被宣传为“普世价值”的“西方精神”在叙利亚问题上表现出的矛盾和软弱。数以千计的英籍、法籍和德籍志愿者心甘情愿地投入“伊斯兰国”的怀抱，宁可对法律意义上的祖国反戈一击，分明暴露出上一波全球化以及新自由主义在社会体系甚至知识结构上存在的重大缺陷。被当作廉价劳动力吸纳进欧美社会的穆斯林移民及其后裔，尽管在关于“文化多元主义”的宣传中时时作为道具出镜，内里却始终无法获得真正平等的阶层上升渠道以及一视同仁的福利待遇。而“9·11”事件以降“文明冲突论”在整个欧美世界的盛行，反过来又造成了一种意外的自证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效应，使那些对自身被强制赋予的身份标签无法建立起认同的年轻穆斯林将宗教极端主义当作了出路，继而大开杀戒。

而在战火带来的难民潮中，被视为上一波全球化造就的最优良政治共同体的欧洲联盟率先陷入了分崩离析的状态。对人道主义责任抗拒最为强烈的并不是接收了更多中东难民的德国和瑞典，而是波兰、匈牙利等拥有更少穆斯林移民群体、在风波中表现远为消极的东南欧国家。从这一意义上说，愈演愈烈的“恐穆症”和政治本土主义并非出自对现实冲击的回应，而是欧盟内部积累近20年的深层矛盾的集中爆发。在素来被视为“欧洲精神”践行者的德国、法国和荷兰，政治本土主义同样收获了为数不少的支持者，并与自2016年大选以来在美国政坛大行其道的反全球化浪潮遥相呼应。

在2018年9月的一次访谈中，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教授、该校中东研究中心主任尤金·罗根（Eugene Rogan）曾经向我指出：在“一战”结束以来的现代中东历史上，始终存在着两条相互交织的主线。其一是阿拉伯人被强行纳入由欧美帝国主义制订的国际游戏规则，并对其做出抗争的历程；其二则是阿拉伯社会精英和民众寻求在本国建立责任政府制度，以实现内生的政治和经济现代化的努力。在第一项问题上，叙利亚曾经是当之无愧的先行者：在20世纪初的大马士革诞生了阿拉伯半岛第一个现代民族主义政党和第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1920年的阿拉伯叙利亚王国是第一个基于民族自决原则建立的现代阿拉伯人国家。1978年之后，叙利亚又成为了巴勒斯坦解放运动最忠实的支持者，也是接收巴勒斯坦难民第二多的国家（仅次于约旦）。而在第二项事业中，叙利亚的贡献同样不遑多让：作为阿拉伯民族主义、沙姆（大叙利亚）主义和复兴社会主义的摇篮，独立后的叙利亚不仅成为纳赛尔开创的“阿拉伯社会主义”阵营中第二重要的国家，还比埃及更早决定引入苏联军事援助和经济顾问，在激进程度和魄力上都堪称一时之杰。尤金·罗根认为：“它所代表的是一种自力更生地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努力，一种为阿拉伯社会创造有效的现代政治和经济模式的解决方案。”

然而所有这些努力的正面效应都只持续到上世纪90年代初。在全球化时代，叙利亚被彻底遗忘了。

爆发于2010年岁末的“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政潮，使全世界得以正视一系列中近东国家在过去20年出现的治理失能困境。“冷战”的结束标志着区域外陆海两大强权（美苏）充当地区秩序仲裁者和财政资源补给者的图景不复存在，长期执政的威权领袖借助民族主义旗号和外部威胁动员民间社会的模式效能也日渐衰微。规模有限的核心统治集团控制着与其治理能力完全不相称的政治、经济资源，却错过了接收拉美和东南亚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关键机会，使整个国家沦为新的全球分工体系中的“失业者”。偏偏大规模对外战争的结束带来了始料未及的“人口爆炸”，每年都有数以百万计的青壮年人口涌入国内就业市场，却发现开放程度严重不足的国民经济根本无法创造足够数量的工作岗位，这和他们通过卫星电视以及互联网接触到的全球化时代生活图景大相径庭——如同已故的兹比格涅·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所言，“这部分人口意识到史无前例的社会不公正，对其权益遭到剥夺以及缺乏个人尊严的现状深表痛恨”。火山终于轰然喷发。

在激情退潮之后与内战、分裂、极端主义盛行相伴随的“阿拉伯之冬”（Arab Winter）中，叙利亚遭遇的磨难，又比突尼斯、埃及等国来得远为漫长和揪心。市民社会的积弱不振与政府基于管制需要推动的“阿拉伯化”运动带来了巨大的反向推动力，使大批逊尼派穆斯林青年转而投入宗教的怀抱，并被用心各异的种种极端势力所利用。叙利亚人曾经引以为豪的一切——长达数千年的多种宗教、民族和平共处的历史，层层积淀而成的文化多样性和包容主义传统，甚至现代阿拉伯民族主义本身——都被连根拔起，遭受质疑和摧残。为了填补动荡造成的地区权势真空，从美国、俄罗斯到伊朗、土耳其在内的种种外部势力乘虚而入，试图使事态朝着有利于本国的方向发展。而这种“战略机遇”心理的直接后果，则是使2100万人的煎熬变得更加漫长。

在2019年春天长达一个多月的叙利亚之行期间，我看到这个国家已经分裂成三个彼此隔绝的区块：由虚弱的中央政府控制，进驻着俄罗斯、伊朗以及黎巴嫩武装人员的中西部，占战前国土面积的大约62%。由库尔德人“叙利亚民主军”（SDF）及其盟友占据，活跃着大批国际志愿者和美军顾问的东北部，占战前国土面积的28%。由反政府武装“叙利亚自由军”（FSA）、“沙姆自由者”（Ahrar al-Sham）以及恐怖组织“沙姆解放组织”（Hayat Tahrir al-Sham，曾被称为“努斯拉阵线”）犬牙交错地盘踞着，分别位于西北方和南部的伊德利卜、霍姆斯两省部分地区，占战前国土面积的不到10%，部分地界尚有土耳其军队进驻。即使中断一年之久的和平进程能在2019年重开，完全恢复战前的政治和社会面貌也已经变得全无可能。诚如山内昌之所言，这是一场关系到整个欧亚大陆地区秩序新安排的“复合型危机”，单凭叙利亚人的能力根本无法左右其走向。

在新年第一天的大马士革，我走进了16个月之前曾经造访过的倭马亚清真寺（Umayyad Mosque）。这座全世界现存最古老的清真寺建筑在罗马时代的朱庇特神庙以及拜占庭基督教堂的地基之上，其中埋葬有施洗约翰的头颅。根据伊斯兰教圣训的描述，在最终审判时刻到来之前，先知尔萨（耶稣）将会在这座清真寺重现，与救世主马赫迪一起指引人类走向最终时刻。通过地理位置和传说上的统一性，倭马亚清真寺代表了和平时期叙利亚的文化多样性以及关于宽容、友善的信心。在战前的许多重大节庆日，穆斯林和基督徒会一起出现在南翼的正殿中庭，礼拜、祝福、用手机自拍。汹涌的人流将漫过正门外的广场，直抵哈米迪耶市集。

但那已经是整整8年前的事了。和2017年宰牲节时的清晨一样，2019年元旦这天的倭马亚清真寺里只有冷冷清清的一二百人现身，其中还有不少是放了假的中学生。根据联合国难民署（UNHCR）的统计，到这一天为止，依然有整整560万叙利亚难民流浪在本国以外的土地上，相当于大马士革战前人口数量的5倍。而他们中的许多人，也许在有生之年都不会再走进倭马亚清真寺的中庭。就像流亡于巴黎的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Adunis）在他的《一块无法返回的土地》中所写的那样：

你仍将逗留在一段流浪的历史里/你仍将逗留在一块未被应许的土地上/你仍将逗留在一块无法返还的土地上/即使你回来/哦，奥德修斯

（感谢尤金·罗根、山内昌之为本文提供的建议和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