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国之祭祀，自古以来就是君权、君威集中展现的时刻，既庄严肃穆，又具有极大的威慑力。中国的历代王朝典制皆以“礼”为基础，而服制又是礼制体系中最具有展示性的部分。皇帝什么场合应当穿什么，在古代中国从来都是一件严肃、慎重的大事。冕服作为天子祭服，从东汉直到明代，虽然具体形制经历了诸多变化，但作为祭服正统一直被沿用了两千多年，是传承时间最长的一种古代冠服了。

我们先看一个故事：唐人杜佑编撰的《通典》中，记载了唐高宗显庆年间，太尉长孙无忌与负责修礼的于志宁、许敬宗等大臣联名上书，就皇帝率百官祭祀时所穿着的冕服事宜，向高宗皇帝提交了一份言辞激烈的奏议，指出当时通行的《显庆礼》中，对冕服的规定多有悖乱之处。那么唐高宗显庆年间的天子冕服出了什么问题呢？

原来按照《显庆礼》的规定，皇帝在主持祭祀社稷的时候穿“希冕”，冕上垂四旒，衣上有三种章纹；祭祀日月的时候穿“玄冕”，冕上垂三旒，衣上没有任何章纹，这只与四品、五品官员所穿的冕服相同。而此时一同参加祭祀社稷、日月活动的三公们，协助皇帝担任副祭，却都穿着“衮冕”，冕上要垂九旒，衣上饰有九种章纹；孤、卿们协助祭祀，穿“毳冕”和“鷩冕”，冕旒和服章的数量也是要多于天子的。于是群臣感慨，在祭祀这样重要的场合，天子的冕旒和服章数量居然比很多臣僚还要少，这简直是“贵贱无分，君臣不别”！这种服制的错乱明显违背了天地秩序，绝不可以继续施行，一定要为皇帝修订祭祀服制，以免在祭祀中让臣下的祭服凌驾于皇帝之上。

先秦时期的冕服制度

从殷商时代开始，甲骨文中就有“冕”的象形文字，并且是与代表殷王自称的“一人”字样共同出现的，因此很有可能至迟在商代就有了服冕的传统，后来又传承到周代。从西周时期的青铜器铭文中，可以看到很多对服冕的记录，如大盂鼎“冕衣绂舄”、毛公鼎“虎冕熏里”、吴方彝盖“玄衮衣赤舄”，证明在周代确实行着一套冕服制度，只是这些冕服在古籍中都只有几个字、一句话的记载，并没有细节的描述或图像资料存留下来，当时冕服的具体样子已经不得而知。

历代制定冕服制度时主要依托的典籍是《周礼》，对夏商周三代礼制的进行了详细的记述。据《周礼》记载，周代凡有祭祀之礼，天子、诸侯、公卿大夫均身穿冕服。依照祭祀活动的重要程度不同应穿着不同等级的冕服，《周礼》记载：“王之吉服，祀昊天大帝，则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则衮冕；享先公、飨（xiang）射则鷩（bi）冕；祀四望山川则毳（cui）冕；祭社稷五祀则希冕；祭群小祀则玄冕。”对臣下而言，则需依照天子在各类祭祀时所穿冕服再降一级穿着，既公没有资格穿大裘冕，最高只能穿衮冕；侯、伯没有资格穿大裘冕和衮冕，最高只能穿鷩冕，以此类推。

冕服是等级身份的象征，《周礼》冕制的核心问题是“等级君主制”和“等级祭祀制”。周代分封制下，天子、诸侯、卿和大夫中，天子毫无疑问是君，诸侯虽是天子的臣，但在封土内面对自己的臣属时，他也是“君”。依次而下，孤、卿、大夫都是下一等级臣民的“君”。这就是“等级君主制”。依照《周礼》，祭天是只有天子才可以举行的仪典，三公没有“天之子”的身份，所以不可以祭天，只可以主祭自己封国内的祭祀仪典。《礼记王制》云：“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这就是《等级祭祀制》。

因此，《周礼》对皇帝、诸侯、公、卿和大夫所穿的冕服又进行了各种复杂的区别，体现出细致的等级划分。在冕服样式、章纹里，包含了极为丰富的象征意义，既可以代表统治者们在人间的权威，还可以在祭祀场合中映射天地万物，已标志这种统治权力由天所得的正统性和尊贵感。

秦代的“袀玄”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终结了周代分封诸侯、以礼治国的统治理念，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政治改革，开创了中央集权、文官制度、车同轨书同文等帝国新局面。秦王朝崇信的是法家的治国理念，对旧有的儒学礼家大为摒弃，在冕服制度上，秦代几乎废弃了周代的全套祭服，只保留了被称作“袀玄”的礼服。

后人认为袀玄很有可能就是六冕中的“玄冕”，如《隋书》在议皇帝服装时就说：“至秦，除六冕，唯留玄冕。” 在玄衣绀裳的同时，其他五种冕服被废置不用，礼服也不戴冕，而是戴天冠。可能正是因为如此，秦代的玄衣就不能再称之为“冕服”，而是另以“袀玄”命名。

在周代的六等冕服中，第六等是“玄冕”。玄冕以其为玄色而得名，上衣没有服饰章纹，仅在下裳有刺绣的黻纹，除了无章无旒的大裘冕之外，是纹饰最少的冕服，在冕制中居于末等。而秦始皇选择作为祭祀礼服的袀玄，史籍记载都没有提到上面有任何纹样。由于祭服上的纹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如果有的话，在记载中一般不会被忽略，所以推断袀玄上应当没有任何章纹装饰的。

袀玄

秦代的“袀玄”，后人理解的是由玄衣和绀裳组成的礼服。玄是青黑色，与《周礼》冕服上衣的颜色相同；绀则是纁色中加入黑色后微微泛红的黑。秦代为什么要改变礼服下裳的颜色呢？这可能与战国人邹衍所创的“五德始终说”有关。

“五德始终说”提出金木水火土五行蕴藏着五德，新朝天子得位是因为顺应了五行中的某一德，待其德衰，就又有五行中的另一德起而代之，朝代更替，周而复始。按照这种学说，秦始皇取代周天子统一天下，是以水克火。又因秦得水德，水在五行中居于北方，配色为黑，故服制尚黑，礼服、旗帜多用黑色，所以纁裳变成了绀裳。

秦代的这套袀玄之服在西汉初被传承下来，《史记》记载在汉高祖、汉文帝、汉景帝时，不仅沿用了秦代的历法，祭服穿的还是玄衣绀裳的袀玄。直到了汉武帝元封七年，在司马迁等人的提议下，武帝下令改定历法，重编《汉历》。因为在这一年五月汉武帝改元太初，所以这部历法也称为《太初历》。在改历的同时，还将服色改为尚黄，袀玄在礼仪场合的地位也被降低了，天子、公卿、诸侯开始重新戴冕冠，在祭典中担当执事的官员戴长冠，只有没有执事的官员才继续穿袀玄。

汉代冕服的复兴运动

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经过历代儒生的不断钻研和诠释，至西汉末年王莽时期，整个上层社会掀起了一股崇古、复古的风潮。

王莽掌权后，以制礼作乐的的周公自况，开始推行一系列仿照周代制度的新政，力图使天下回归礼崩乐坏之前的儒家理想社会。他一方面复兴古文经学，对汉代的图书和文字进行了全面的整理；另一方面，以《周礼》和《礼记》为依据，对汉武帝以来的国家礼制进行了全面的改革。在这场礼制改革中，就包括了对冕制的重设和复兴。

经历了王莽改制和光武中兴之后，东汉明帝永平二年，颁布舆服令，重订了官服制度。这是史籍记载中，中国最早以法的形式规范服饰制度，史称“永平冕制”。

永平冕制

东汉明帝颁行的永平冕制，对古礼所持的就是裁剪拼合，为我所用的态度，根本没有理会大裘冕的事情，永平冕制规定，天子祭天时要穿十二章十二旒的衮冕，以最多的章纹表现对上天最高的敬意。

永平二年正月，汉明帝率群臣在明堂祭祀东汉的开国皇帝汉光武帝，君臣冕制共三级，皇帝祭祀时穿衮冕，衣裳上饰有十二章纹，所戴冕冠前后各垂旒十二串，用白玉珠。臣下助祭时，冕冠都只有前部有垂旒，三公诸侯是七旒，用青玉珠，服章可用九章；卿大夫是五旒，用黑玉珠，服章可用七章。“永平冕制”取消了“以素为贵”“无章无旒”的大裘冕。

“永平冕制”是经汉儒重组、复兴的冕冠制度全面施行的开端，一场历时超过千年的“服周之冕”古礼复兴运动正式拉开了序幕。

冕服之十二章

“永平冕制”把天子冕服上的服章确定为十二种，统称“十二章”，通常是指：日、月、星辰、山、龙、华虫（雉鸡）、火、宗彝（盛酒的礼器）、藻、粉米、黼（斧）、黻（“亞”的图案）。冕冠的制定，除大裘冕的冕冠最为特别，是无旒的之外，衮冕前后各用十二旒，每一个旒穿十二颗五彩玉珠；鷩冕各九旒，毳冕各七旒，希冕各五旒，玄冕各三旒，每一条旒都用五彩玉珠十二颗，以顺应天意。

冕服之十二章

为什么用“十二”呢？因为《左传哀公七年》记：“周之王也，制礼，上物不过十二，以为天之大数也”。这个“天之大数”包含了古人对自然的认知。在古代天文学中，一岁之中日、月十二次交会于东方，于是一年分为十二个月（闰年是十三个月），岁星（木星）十二年移动一周天，于是十二年为一周期。祭祀本就是一种追求天人沟通的活动，用“十二”自然是顺应天意。

另外，《周礼》记载的周代服章数目是九、七、五三等，而不是十二，九章少了日、月、星辰三章，因为这三章在祭祀仪典中已经被用在旌旗上了，在冕服上就不用重复出现了，而东汉明帝复兴冕制时，显然比较喜欢十二这个天之大数，就把日、月、星辰三章放回到衮服上。虽然此后中国历代冕服服章在细节上略有出入，但天子用十二章的基调至此确立下来了，至清代仍在使用。

魏晋冕服的“尊君卑臣”，改变“服章”式样

东汉复兴冕制之初，孝明帝的服制改革就没有全面的复兴周礼冕制，冕服的使用仅限于祭祀

天地、宗庙，其他祭祀仪典，如五岳、四渎、山川、社稷，都还是沿用西汉延续下来的“袀玄长冠”。

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政权对冕制的规定各不相同。但最大特点是尊君卑臣。除了皇帝只穿衮服而不服六冕是承袭汉制以外，汉冕原本是三公诸侯九旒九章，九卿七旒七章，都减为三公七旒七章，九卿五旒五章，减少了黻、黼两章。依照汉制，诸公的衮服上有龙纹，但是魏晋皇帝们不喜欢臣下穿龙纹，但又不能违背古礼，就想到两个办法：一是给本应穿“衮服”的诸公“加侍官”。就是在本官以外在加一个侍中或者散骑常侍之类的号，依制加官者就要穿加官之服，戴武冠貂蝉，不能再服衮戴冕了。大量的加官，就委婉地限制了可以穿衮服的臣下人数。二是增加了“公”的数量，东汉时，三公最初为司马、司徒、司空，是掌有实权的宰相，再加上同级的太傅、大将军，居公的共有五位。至魏晋，在太傅、大将军之外还加置了太保、大司马，居公的已有七位了。晋武帝时又加设太宰，居公的增加到了八人。同时朝廷还有“开府仪同三司”的官衔，很多高级官员获得了“从公”的待遇，这骤然增加的一大批“公”和“从公”们，如果都穿衮冕，显然不像话，在这样的官职背景下，降低“公”的冕制等级待遇，避免衮服名器泛滥，也可以说理所应当的。

魏晋时期对冕服的服章还进行了改变。有学者假托西汉孔安国的名义作《尚书孔氏传》，提出宗彝不应该是一个服章，而是说冕服上用山、龙等章纹，也被画在祭祀“宗”庙使用的“彝”器（酒器）上。而华虫、粉米应当拆为华、虫、粉、米四章，华是草本的花朵，虫是雉鸡，粉是栗冰，米是聚米，这样算起来冕服就一共有了“十三章”。这种对十二章的解释也曾流行一时，《晋书舆服志》《宋书礼志》《南齐书舆服志》里所记十二章都是没有宗彝的，而华、虫是分列的。南朝梁武帝萧衍时，才又将宗彝加了回来。为了保持十二章的总数不变，本应将华、虫合为一章的，但是织造部门所制的冕服下裳仍有“圆花”，掌祭祀的太常丞王僧崇看到后觉得那花不合典制，奏请梁武帝下旨删去。可是梁武帝却表示《周礼》注疏里就说“华”是花的意思，冕服的服章就是应该有花啊！

直到宋代，《文献通考》载宋徽宗大观二年仍在祭服上保留了圆花：“今祭服上衣以青，其绣于裳者藻及粉米，皆五色圆花藉之。”为藻和粉米的服章加上了一个五色圆花的底纹。虽然这时的花已经不是单独的章纹，但皇帝们对艳丽美观的花朵突然还是情有独钟的。

南北朝继续“尊君”，北周的“十冕”

南北朝时期，帝国解体、社会动荡，政权并立、相持不下的政治格局之下，统治者们以礼制标榜正统，争取文化号召力，反而让礼学复古的呼声和需求更加高涨。江左、山东和关中三方政权为了争取统一中国的机会。都以“制礼为乐”标榜自己是“中华正统”，使得周礼复古繁盛一时。史载，南朝梁武帝依据郑玄解释的《周礼》使用无章无旒的大裘冕，很可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依照《周礼》穿戴大裘冕的皇帝。南朝还在继续增冕服的“尊君”意味，梁武帝时创新性地把皇帝衮服上的华虫由雉鸡的形象改为凤凰，认为凤凰既可以与衮服上的龙对应，又可以与臣下冕服上的雉鸡区分开来，正可以凸显皇帝的尊贵身份。

北魏自建国之初便开始定立冠冕制度。孝文帝的汉化改革更是复兴儒学，崇尚周礼。特别是从太和十九年开始，下诏三公穿八章的衮冕，太常卿穿六章的鷩冕，从此北朝就不只是皇帝戴冕了。君臣同冕制度在北齐也有，《隋书礼仪制》记载北齐武成帝高湛河清年间的冕制规定皇帝之冕白珠十二旒十二章，太子之冕白珠九旒九章，公卿之冕以青珠为旒，三公八旒八章，诸卿六旒六章，且只在郊祀天地、宗庙的时候可以穿着。

到北周时，在《周礼》的基础上，增加了“创新”。创造出比周礼更加宏大的冕服制度，《周礼》只有六冕，北周引入五行因素，设计出苍冕、青冕、朱冕、黄冕等各色冕服，把皇帝冕服扩充到十冕！

北周皇帝的各式冕服中有五种与诸侯所服之冕重合，如天子可用衮冕、山冕、鷩冕三冕，公同样可以用这三冕，侯可以用后两种，伯可以用后一种。不过北周天子的冕服只与诸侯重合，并不与诸臣重合，因为臣僚所服的火冕以下各冕，天子是不用的。

隋朝的“重等”和“重章”

隋文帝统一中国后，在重订祭祀服制的时候，嫌弃北周的冠冕制度不尊古礼乱作创新，故没有袭用北周的天子十冕，而是承袭北齐的服制，天子的冕服向汉制回归，只穿用衮冕，鷩冕以下的各等冕服都抛弃不用。

隋文帝开皇初年所定冕制上溯《周礼》，又掀起了一轮“服周之冕”的复古大潮，开皇冕制就将日、月、星辰三章从冕服上拿掉，移到祭旗上，定皇帝衮冕为九章十二旒。可是又觉得皇帝衮冕九章十二旒和三公的九章九旒不好区分了，于是学着北周冕制搞一种叫做“重等”的小手段，所谓“重等”，就是把冕服上的某几章重复使用，绣成两个而不是一个，来补足“十二章”之数，《隋书礼仪志》记载皇帝服章是九种，但宗彝、黻、黼三章各有两个，服章个数加起来还是十二个。

到了隋炀帝大业年间，君臣探讨服制，内使侍郎虞世基提出天子衮服只有九章，与三公相同，不合皇帝的身份，如果以“重等”之法加为十二章，又没有典籍依据，不合礼法。不如不要墨守周礼，径直把日、月、星辰三章加回到衮服上去吧，反正天子承天之德，穿上这三章也并无不妥。于是隋炀帝的冕服就把日、月、星辰三章又分别画到肩上和后领下，形成了肩挑日月、背负星辰之势。可是在说天子冠服章数的时候，却还把日月星另算一组，仍然直说衣五章，裳四章，共是九章。

冕服之宠章

隋代对服章还做出了一种影响后世的创新，叫做“重章”。也是在隋炀帝的时候，虞世基建议在衮服上“又山龙九物，各重行十二”，即除了日月星三个纹样各是一个之外，其他九种章纹每种一列，共九列，每列同一个服章重绘十二次，就有了108个服章，排列成一个“方阵”。

这种将服章重复排列的方法听起来匪夷所思，但实际上却在隋代以后的冕服发展史上一直被使用着，如《新唐书车服志》记载唐代的十二章：“自山、龙以下，每章一行为等，每行十二。”宋、辽、金、元、明各朝正史中也记载冕服的服章是施行了“重章”之法的。

唐朝“大裘冕”的昙花一现

等级冕制并没有沉寂多久，随着李唐代隋，自南北朝以来的礼制复古之风在初唐又迎来了一波高潮。《旧唐书》载唐高祖李渊定武德冕制，皇帝本人恢复了自大裘冕已下的全部六冕，臣下则依品级可以穿戴除大裘冕之外的其他五种冕服。而且根据皇帝仪典等级会逐渐降低所穿的冕服等级，臣下却只依品级穿戴冕服而不随仪典等级变化，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皇帝穿低等级冕服时，官员的冕服等级高于皇帝。难得是高祖和太宗朝就真的依照这样的冕制了，而皇帝本人似乎也毫不在乎。

虽然初唐皇帝不在意，但不代表后面的皇帝就不在意。到了高宗朝，就对这种“君臣同服”“君臣倒置”的情况难以接受了。这就出现了本文开头的高宗朝冕服之论。经过一番考证、论辩，最终的结果是高宗下令更改冕制，鷩冕以下的诸冕从此不能再用在皇帝身上，唐初的周礼冕制复兴就此开始由盛到衰了，至玄宗朝废除大裘冕，改穿衮冕祭天，唐代皇帝所用的冕服就只剩下衮冕一种了。

除了祭祀的场合外，其他很多日常仪典上也会服冕，如新皇登基，元旦朝会、皇帝纳后、任命将领出征、班师回朝的庆功宴，等等，大概有四十四个场合用冕，冕服的用途大为扩展了。

宋辽金元明

自唐代皇帝不在穿用鷩冕以下等级的冕服以下等级的冕服以后，其后历代再没有仿照周礼“君臣通用”的制度执行过全套的六冕，“尊君”和“实用”的标准成为了冕制变迁的主流。

在宋代，冕服的使用范围大为缩减了，只能用作祭服，在祭祀以外的场合就没有服冕的机会了，在冕的旒数上，之前历代大多是以奇数等级递减，宋代开始将臣下冕冠的旒数确定为偶数。起因是《宋史》载北宋末年宋徽宗大观年间，蔡京的甥婿宇文粹中上奏，奇数的旒数在古礼中是诸侯用的，朝臣不该使用，只能各减以一旒使用偶数，这样宋代朝臣的冕服旒数就都变成偶数了。

那么宋朝正派的诸侯是怎么服冕呢？宋朝的封爵制度，从王正一品到开国男从五品，在古礼都是“君”，不能算作“臣”，但宋代只保留了一种奇数冕旒，就是太子的九旒九章之冕。其他的王商朝服饰，《宋史》载南宋高宗绍兴年间，皇子邓、庆、恭三王服八旒之冕，而王以下，就没有资格服冕了，除非有官职，依照官职服冕。在“官本位”的宋代，拥有爵位者已经没有古礼中的“封君”身份了。依照宋代的祭祀服制，就像今天的学校、单位在集体活动时发的制服一样，只在特别场合要求统一穿着，穿完之后便收了回去统一存放，下次活动时再发。所以，曾经象征着盛世周礼的群臣祭服，在宋代的地位一落千丈。

在宋明之间，辽、金、元等少数民族的冕服制度也都不同程度的借鉴了华夏舆服。辽代皇帝穿衮冕十二章；金代皇帝穿衮冕十二章十二旒，另皇太子九章九旒，他们的共同之处，就是诸臣不再服冕了。元代忽必烈也曾经制礼为乐，但实际上跟金代一样，皇帝和太子服冕，其他外臣没资格服冕。《元史》记载元文宗至顺年间曾使用过大裘冕祭祀昊天大帝，皇帝之冕无旒，服大裘披衮冕。看来元代皇帝对是否有旒并不看重，反正无论如何都是皇帝专享，明晰君臣之别才是皇帝最在意的。

明太祖朱元璋重建了汉族政权，恢复了华夏衣冠服制，号称“诏衣冠如唐制”，但对辽金元时期建立起来的独尊天子的冕制章程也乐于继承。《明史》载太祖洪武元年臣下请旨要制五冕，朱元璋以五冕之礼太过繁琐拒绝了，大祭时只服衮冕。洪武二十六年定制，皇太子在陪祀天地、社稷、宗庙及大朝会、受册、纳妃时服衮冕，九旒九章；亲王服同太子；亲王世子衮冕七旒七章，。至永乐皇帝时又加了郡王服冕，七旒五章。山东曲阜明朝鲁王朱檀墓所见的九旒冕实物，就是亲王和太子同等服冕的实证，但除了朱家的皇子皇孙以外，诸臣都没有服冕的资格。

清朝废除冕制

至清代，顺治九年颁布的《服色肩舆条例》，终结了流传千年的汉式冠冕制度。清朝的冠服制度以满族的传统服饰为基础商朝服饰，清初的朝袍上只见龙，辅以珠、云、海水江崖等纹样，而没有了有体系、分等级的十二章。

至雍正朝，本着以满族服饰形制为体，以汉家章纹装饰为用的理念，十二章开始被重新用在皇帝的龙袍上，排列形式为左右同章。到乾隆朝，将十二章的排列形式改成了左右异章，服章不在对称出现。自乾隆朝以后，清代诸帝的朝服、祭服都依乾隆皇帝所定形制加饰十二章。

后记：冕服是祭祀活动时的礼服，上朝时是不用穿冕的，君臣都穿皮弁（bian）服（以皮弁为冠，绛纱袍，红裳，无服章）。所以今天的很多影视作品让皇帝戴着冕冠坐在朝堂上与群臣朝会，明显是不符合礼制的。

清朝，随着冕制的终结，在祭天仪典上再也看不到玄衣纁裳的章旒衣冠，取之而代的是明黄的龙袍，成为皇帝新的标准服装，最后剩下的冕服遗迹，也只有青朝皇帝朝服上并不起眼的十二章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