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美］尤金·费雪 翻译 / 伽 叶 陈 功

这些女孩叫人给骟了。除了“骟”字，再没有更合适的字眼。四姐妹中最大的五岁，最小的只有两岁。她们的指甲里全是泥，穿着不合身的大号T恤，挤在一辆警车旁边，像是四胞胎。虽然高矮不一，但除了身上的一些伤疤和胎记，四姐妹长得一模一样。照片上，小女孩们规矩地站在警车旁边，看上去就像教科书上展现幼儿成长过程的插图。而她们衣服下面的小腹处，每人都有一道疤痕。

新闻媒体的相关报道为数众多，但没有一篇提到几个女孩像母狗一样被骟了。这些文章要么说女孩们“遭到子宫切除”，要么用了一些过度专业的医学术语。在警方突袭救赎者灵恩派教会的视频中，可以看到肯尼·肯达尔神父戴着手铐被带出来，眼珠子在深陷的眼眶里打转。虽然教会网站上没有具体介绍他在南德州给教众们布的是什么道，不过根据网站上的内容，神父教给信徒们的应该是：“身体里没有埋下种子的人没有灵魂，所以也不能称之为人，而是长成人形的野兽。”显然，在肯达尔神父看来，她们不是小女孩，而是和谐社区中的一群害虫，迟早会蔓延成瘟疫。而命令教徒对女孩们做出的暴行，对他来说只是例行的除虫除害。

在监狱里接受采访时，肯达尔神父说：“过了很久我才意识到自己身边是一群什么东西。我猜大家都是花了一阵子才发觉的。我们哪里会去怀疑？谁能想到坎迪斯的丑事？”坎迪斯·蒙特罗斯是这些女孩的妈妈，曾经也是肯达尔信徒中的一员。“强尼出事之后，大家才知道坎迪斯肚子里怀的不是他的种。最终真相大白，纸是包不住火的。”

十一岁那年，坎迪斯的父母把她送进了肯达尔集中营（沃顿市附近的居民都管这个教众居住区叫集中营）。坎迪斯十七岁时逃离教会，一路搭顺风车到了休斯敦。可她发现自己无法独立生活，便又打电话向父母求助。她的父母随即找到她，押着她返回教会，并把她嫁给了强尼·蒙特罗斯。结婚九个月后，坎迪斯便生下了第一个女儿。如今她已经二十三岁，是大她十五岁的强尼的合法妻子。但一年半之前，强尼从屋顶上失足落下，摔至下半身瘫痪。在那之后，坎迪斯再次怀孕。

“很明显，她在休斯敦放荡过后染上了那东西，把它带了回来。之前她的父母都在教会，我们也不好直接把她怎么样。到后来，就连她父母也觉得事有蹊跷。发现坎迪斯又怀上了一个怪胎时，他们和所有人一样感到恶心。这些小怪物们全长着他们女儿的脸！我问你，如果我们对这种事情不管不顾，对为母之道意味着什么？对大家又意味着什么？”

这世界上到处都是衣冠禽兽，但有时候，禽兽也会提出发人深省的问题。

所以，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光线透过窗户斜照进来，在房间里慢慢变暗。泰丝坐在桌前打着字，一只飞蛾落在她新买的大屏显示器上，这是房间里最亮的东西了。之前很多年，她一直习惯窝在活动躺椅里，端着咖啡，肚子上摆着笨重的笔记本。朱迪早就让她换掉那台老旧的古董机了，但泰丝一直反对。她喜欢这台笔记本的厚实感，喜欢它熟悉的温度，还有塑料外壳上的每一条划痕。泰丝给这台机器换过两次键盘，一次屏轴。她已经找不到另一款用得顺手的笔记本了。不过当她孕相初显时，朱迪便买回来一个电脑架，一个无线键盘，还有那台30英寸的巨屏显示器。

“你的电脑是个胎儿杀手，”她说，“想抱着它等五个月之后吧，现在就把它放到电脑架上去。”

朱迪向来忧心泰丝的身体健康，她的继妹把这叫作“典型父亲焦虑症”。不过泰丝心里清楚，她的担心多少源于捐精者问题上的愧疚。当初朱迪坚持认为应该找一个匿名捐精者，因为相比微乎其微的医疗风险，无处不在的法律风险要可怕得多。她最终说服了泰丝。但赢得争论之后，朱迪开始过度担忧泰丝的健康，泰丝的每一次抽泣或咳嗽，她都要问个清楚。泰丝叫她不要这么神经质，但其实心里也有点高兴。

所以现在，泰丝在精致的新键盘上写着文章，手边的马克杯装着牛奶，只加了一丁点儿咖啡兑味。产科医生建议她彻底戒掉咖啡，原因好像和她的慢性边缘性贫血有关。怀孕的头三个月本来就很痛苦，但泰丝私下觉得，所有的这些折磨——从肌肉疼痛到恶心反胃——都是戒咖啡因的后果。

泰丝起身开灯，撩开飞蛾。显示器散发着热晕，泰丝脸上发红，热得有点不舒服。她凑到电脑架前审读自己的文字。泰丝觉得编辑应该会抱怨那句“像母狗一样被骟了”。她抬手想改委婉一点，但终究停了下来，没有再去动那句话。

这是她第一次和这个编辑合作。在过去的四年里，她一直给独立媒体做自由撰稿人，在《新闻小事》《边缘》《左台》上发表了不少文章，建立了一些读者群。《美国时刻》的专题编辑丽奈特·罗宾就是她的读者之一。这次，丽奈特突然联系上泰丝，邀请她写一篇稿子介绍最近的流行疾病。警方突袭肯达尔集中营的事件引起了广泛关注，丽奈特想趁热打铁，推出一篇详文来介绍坎迪斯和她的女儿们。泰丝是德州本地人，而且一直在跟踪这件事，不过她能在截稿之前交出一篇深度报道吗？丽奈特曾问过她，如果能的话，那么这份工作就是她的了。

泰丝打开浏览器，下方角落里顿时弹出几个新邮件提醒，都不是她想要的。她苦苦等着坎迪斯·蒙特罗斯的律师回信，盼着坎迪斯接受采访，但这个好消息终究没有来。

不过，收件箱最顶端是丽奈特发来的邮件，是她对泰丝的文章大纲的回复。

大纲看上去不错，但是有几个问题：讨论中国计划生育的那一部分不太好。不是说它和主题无关，只是《美国时刻》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即只聚焦美国本土文化。我们把这部分压缩一下放到边栏怎么样？或者等这篇文章有了反响，再把它放到后续文章中？另外，你需要补充一段对这种疾病的详细介绍，我知道在给《新闻小事》写稿时这种东西无关紧要，但对于我们的读者来说，这篇文章是他们了解这一事件的入门读物，所以一定要做到详尽。其他的都没问题。附件是差旅费填报表，把你的花费填上去就可以。稿子改好一段就发我一段，我对这篇文章非常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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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事必躬亲啊。泰丝虽然高兴，但也有些恼火。从来没有哪个编辑让她提交进度稿，这种咄咄逼人的要求像是要她把兜里的私货全部拿出来摆上台面。不过，为了读者群一切都是值得的。《美国时刻》能给她的读者将比此前任何一篇文章多十倍。但一想到这几周都要向丽奈特邮件汇报，她就觉得心累。

干什么都累。她啪的一声合上笔记本，显示器闪烁着关机画面，然后陷入黑暗。泰丝走上楼，来到装饰着玻璃和樱桃木的卧室，朱迪在床上靠着一堆枕头，她戴着近视眼镜，床边的台灯和手上的平板把她的脸照得苍白。看到泰丝，她指了指立在角落的行李箱。

“我帮你打包好了，”她说话的时候仍然头也不抬地看着屏幕，“箱子扔在车里，到时候开完派对，我直接送你去机场。你再检查一下，我怕落了东西。”

泰丝抓着行李箱粗糙的尼龙布，把箱子放倒，捏着黑色的橡胶边问：“你有落下东西吗？”

“没有。”

泰丝把箱子推到一边，去拿睡衣。“你在忙什么呢？”

“还是幼儿园的事。不知道城里还有没有合适的幼儿园。这周我跑了三家，失望了三次。再这样下去，我就想自己开一家了。”

现在是周二晚，这周她至少还会再跑三趟。“你懂办学校吗？”泰丝一边问一边穿上睡衣。

“目前不懂。不过这个城市里肯定有优秀的教育家，十年如一日地对抗着迂腐的学校管理，这种人肯定懂。而且这种人说不定有一群。我会把他们一个一个找出来，挑出最好的。如果我在这半年开始办学，等迪卡夫三岁时，我就有全城最好的幼儿园了。”她关掉平板，放到床边的充电垫上，“而且这次我会做成非营利性机构，我一直都想做非营利。”

泰丝钻进床里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朱迪的后腰，她感到朱迪用手指撩梳着她的头顶，闻到一股衣物柔软剂和香蕉味沐浴露的味道。朱迪总在晚上洗澡，泰丝则喜欢在早上洗。“看来你非办学校不可了。”她对着床垫咕哝道。

朱迪喜欢把生活中的难题变成商机。多灾多难的童年给了她启发，她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一家儿童福利中心，负责监督关系疏远的父母定期轮流照顾孩子。朱迪的继妹曾经在一家私人急救公司做急救员，后来，公司因为贪污丑闻倒闭了，朱迪就用遣散费买下了三辆急救车，新办了一家急救公司，继妹从此只需要坐在办公室里收钱就行了。修自家房子的时候，朱迪认识了一个建筑师。他想研究可持续建筑，便和朱迪合伙开了家咨询公司，提供住宅绿化改造与重建服务。公司竞标赢得一家会展中心的改造权后，泰丝来采访她。“我喜欢服务行业，”朱迪在第一次的访谈中说，“商业环境会变，但人不变。”那周晚些时候，两人在一家寿司店又见了一面，第二天晚上，她们又去了一家有着百年历史的小木屋野味餐厅。八个月后泰丝租的公寓到期，便直接搬进了朱迪家里。

“那个编辑回复你了吗？”朱迪问道。

“回了，给了我一张差旅报销表，提了一些意见。基本上算是通过了，只是不能去中国。”

“你还打算去中国？”朱迪把眼镜滑到鼻尖，越过镜框盯着泰丝，“你要去中国，至少给我说一声啊！”

“别在意。我原本打算把中国写进来的，但就这块内容被砍了。其他的都可以，包括采访那个叫坎迪斯的女孩。我现在还没有眉目，感觉她的律师在故意回避我。”泰丝翻了个身，舒服地侧躺着，“我向编辑保证我能采访到她。”

朱迪把手稳稳地放在泰丝的屁股上。“你会采访到的。”

“要是不行呢？”

“那就得重写了。但你一定行的，你不是连监狱里的那家伙都采访到了吗？”

肯尼·肯达尔没有理会律师的劝告，接受了泰丝的采访。泰丝本以为这个自恋的男人只是把《美国时刻》当成发声的麦克风。也许这确实是原因之一，他等了一辈子，就为了等一个记者把他描绘成殉道者。但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他认出了泰丝的名字。当时他穿着橙色的囚服靠在椅子上，揪着眉毛，说以为来的是什么大人物。

泰丝尽量不去想这件事。她现在联系不到坎迪斯，已经焦头烂额了。要是让坎迪斯知道肯达尔认识自己，事情就更难办了。

“你还用灯吗？”泰丝问。

朱迪把灯关掉，屋子里只剩下几处柔和的LED光。泰丝把朱迪身下的枕头抽出来，一个枕着自己的头，一个夹在膝盖之间。她感到朱迪帮她盖上被子，一只手从腋下伸出来，抚摸着她的肋骨，她温暖的呼吸贴着她的后颈。泰丝把朱迪的手挪开，免得压着胸部。

“那个派对我非去不可吗？”泰丝问道。

“你一定要去，本来就是为你开的。”

“人会很多的。”她说。

朱迪没有回答。

“我现在满脑子都是这次出差。”

“没事的，”朱迪说，“就是收收礼物聊聊天，很快的。”

还有什么比收礼物和聊天更恶心的吗？泰丝蜷起膝盖，“我好想吃片药。”

“想想迪卡夫。”

想想迪卡夫。自从发现怀孕期间不能吃抗焦虑药，这句话就成了朱迪的口头禅。

朱迪的呼吸声逐渐平缓。泰丝翻身平躺，她在一旁动了动，没有醒来，只是把鼻子埋进枕头里，苍白的指节贴着嘴唇。朱迪是倒下就能睡着的人，但泰丝的睡眠和她的社交一样依赖药物。以往，泰丝的床头绝对少不了药瓶，但现在她的药都锁在浴室的柜子里。不知道朱迪有没有在行李箱里放一包药。大概不会放她平时吃的那些吧，很可能只有一些中看不中用的草药，像缬草之类的。在泰丝看来，只有在无尘无菌、有白大褂和激光的实验室里合成出来的药物才有效，吃草药还不如让她去吃土。

没有帮助睡眠的药物，泰丝只好专注于文字，让歪歪扭扭的段落充满自己。整体性很重要，失去了跨文化的视角，整个故事的平衡都被打破了。她专心想着整篇文章，然后剔除和中国有关的内容，把这一章生生切掉，让文字自行修补空缺。她感到上下文在变形、语句在萌生，段落交叉融合，直到一切模糊成一片梦境。

坎迪斯·蒙特罗斯的病症还没有正式的医学名字。这种病最早被称作“人类无性生殖综合征”（Human Asexual Reproduction Syndrome，简称HARS）。后来人们发现这种疾病是通过性交传播的，这个词就不甚准确了。医学界现在已经不用这个词了，但它在网上依然被广泛使用。保守分子仍然管患者叫“HARS婊”。现在更普遍的叫法是人类传染性单性生殖（Human Communicable Parthenogenesis，简称HCP）和配子二倍性综合征（Gamete Diploidy Syndrome，简称GDS）。患者之间喜欢用HCP这个词，而报道这一文化趋势的最热门网站也叫《新闻小事》。医学期刊则偏向于使用GDS，本文也将使用这个术语。

没有哪一个名称能准确地描述这种史无前例的造婴方式。回想一下人类正常的诞生过程：两个细胞，一个来自男性，一个来自女性，融合成一个细胞，长成一个婴儿。精子和卵子能这样结合，是因为从遗传角度讲，它们和人体内其他任何细胞都不一样。每一个细胞都有我们完整的遗传密码，藏在二十三对染色体中。染色体成对存在（一条来自母亲，另一条来自父亲，总共四十六条），这种特性叫作二倍性（diploidy）。人体内几乎所有细胞都是二倍体，唯一的例外是配子，也就是精子和卵子。配子是单倍体（haploid），只有二十三条染色体。正因为是单倍体，两个配子才能融合成为一个新的二倍体细胞。染色体混合重组，变成一个全新的基因体，这就是有性繁殖。从人类的起源开始，我们就是以这种方式开枝散叶的。但是六年前，一切都变了。

坎迪斯·蒙特罗斯的卵子不是单倍体，而是双倍体。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女性出现了和她一样的情况。她们的卵子可以自己进入子宫，长成为一个正常的婴儿。而这个婴儿将继承母亲的每一个基因，变成生母完美的克隆体。但坎迪斯并非天生如此。她曾在休斯敦遭到强奸，这名强奸犯携带二倍体配子，坎迪斯就这样被感染了，成了GDS携带者。因为二倍体精子不能存活，所以强奸坎迪斯的男人，还有其他感染这种疾病的男性都不能生育。但他们仍然会把GDS传染给女性，而感染GDS的女性一到排卵期就可能受孕，生下和她们基因完全相同的孩子，这些孩子也将携带GDS，并在初潮之后开始怀孕。这种全新的生育方式正在排挤传统方式。究竟哪种方式更占优势？只有时间能给我们答案。

亚特兰大机场有许多大蚂蚁，蚁群绵延至少六英尺。它们从天花板蜿蜒往下，爬到行李提取处的墙壁上，其中一只落在了地上。泰丝走向租车服务台，顺手拍死了一只。抵达酒店房间后，泰丝发现这里的蚂蚁也不少，全是活的，但是个头正常些，这些棕色的家伙结队爬向床头柜后面的一个布丁杯盖，显然是被酒店的保洁人员漏掉了。泰丝换了一个房间，里面浓重的烟味再次把她逼回酒店大厅。第三个房间还凑合。

第二天早上，泰丝发现那件淡紫色的衬衣已经穿不下了，虽然胸部没有明显变化，但是扣子有点扣不上，肩膀处绷得很紧，半身裙也提不上去了。她这儿拉拉，那儿扯扯，衣服还是小了。外套还能穿，不过只能敞开扣子，拢在两边，像是给她的大肚子装了个相框。泰丝不想为了几个月的差事去新买一套正装。再说，她的工作也没多少机会穿正装。在肯达尔教会事件之前好像从来没穿过。上次采访卡默尔博士是通过一整天断断续续的邮件完成的，那天穿的是宽松的运动裤。泰丝在镜子面前最后一次扯平衣服，然后把笔记本上的要点过了一遍。等到约定的时间，便起身前往埃默里大学。

艾莉诺·隆·卡默尔现年46岁，未婚无子，本科毕业于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又在科罗拉多大学取得流行病学博士学位。大约两年前，卡默尔博士发现了当时所谓的“人类无性繁殖综合征”时，还在德克萨斯大学健康科学中心任教。她是第一个注意到这种疾病的科学家，在这之前，成千上万的女性早就知道这种病了，泰丝也是其中之一。但卡默尔博士的还是发现引爆了医学界。这是泰丝第一次和她面对面，也是第一次货真价实的采访。

泰丝去埃默里大学时，卡默尔博士正好不在。“她和疾病控制中心的人在一块。”部门秘书解释道，“他们在校外有个实验室，卡默尔博士经常过去。但肯定不会待太久的，小姑娘。我知道她和你有约。”她把泰丝领到休息室，这个房间放着一张长长的折叠桌，一些椅子和一张双人沙发。一个学生正躺在沙发上打盹儿，他穿着一双蓝灰色的篮球鞋，小腿挂在扶手外面。秘书走过去叫醒他，让泰丝坐沙发。

“要点咖啡还是可乐？冰箱里应该有可乐。”她拉开冰箱，“可乐没了。你喝不喝咖啡？还是来一杯水？”

“不了，谢谢。我现在不敢乱喝东西。”

“哦，明白。我生了三个，两男一女。洗手间往那边走，在大厅尽头左拐。有什么需要尽管叫我，叫德雷克也行，反正这家伙也是闲着。”

那个学生早就把三张椅子摆成一排，躺在上面调整睡姿了。秘书走后，他缩在椅背上说：“我在等离心机停转，还有两个小时。”泰丝点点头，他又把眼睛闭上了。

休息室的墙上贴满了海报和公告，一张细胞伪色显微图泛着蓝绿色的荧光。四周还有很多手写的标语和通知，“请把咖啡杯洗干净，谢谢！”“冰箱只能放食物！”离泰丝的头最近的是一张打印的图表，下方用马克笔写着“真他妈赞！”至于图表上的数据、圆点和趋势线，泰丝完全看不懂。

泰丝在沙发上换了个姿势，寻找鞋子里痒痒的地方。她感到肚子抽了一下，这不是消化不良，是迪卡夫在动，对此她仍然不太敢相信。她瞄了一眼旁边那位，他卷着白色的袖子，手肘搭在眼睛上，依然打着盹。她发现自己正僵在那里小心地呼吸，仿佛这是那个学生的卧室，而她只是意外闯入。她从钱包里摸出手机给朱迪发短信：我在埃默里大学的休息室，心乱，像个等人解剖的标本。

不一会儿手机就震动了。

你是记者，你才是拿解剖刀的人。药吃了吗？

朱迪帮她包了一包药，看起来和她平时吃的一样。昨天晚上，泰丝在一个塑料袋里发现了这些药，袋子里还放着她的香皂、洗发水和缓解孕呕的新牙膏——她现在只喜欢薄荷味。这些药装在棕色的玻璃瓶里，瓶子上是朱迪自己贴的标签，上面有她整洁的字迹：“安慰剂，焦虑的时候吃。”

没吃。我看到标签了，你真搞笑。

真的有疗效，科学验证了的。

你太周到了，我真不该一个人跑出来。

一位身穿条纹网球衫的女人站在门口。她双手抱在胸前，衣服上用亮闪闪的金属夹子别着名牌，惹眼的红色镜框架在高高的颧骨上，除了向后束起的一缕白发，她和教职员照片上的头像一模一样，泰丝一眼就认出了她。

“你就是门多萨女士吧。”她快步走进休息室，跟泰丝握手。她的手温热有力，“我是艾莉诺·隆·卡默尔。”

“叫我泰丝吧。”

“很高兴见到你，泰丝。我们终于能当面谈了，真抱歉我迟到了，我……”她突然愣住了，泰丝这才想起旁边还躺着个学生。卡默尔博士抽掉他放着双腿的椅子，那学生的鞋底“啪”的一声拍在地板上，吓了泰丝一跳。“德雷克，你在休息室穿实验服？”

那学生用手肘撑起上半身。“我没穿进实验室。这件是备用服，我从办公室拿来的，干净得很。”他抬头瞥了一眼墙上，又说：“我在等实验，还有两小时。”

艾莉诺怒火中烧：“是啊，你知道是干净的，但别人只知道我的研究员穿着实验服在这儿打盹，你想让低年级的学生都学你吗？还是让这位记者朋友看笑话？”

“我穿实验服是因为他们把冷气开得太大了！”

“给我换外套去！我可不想让媒体觉得我的实验室不干净！”艾莉诺转身面向泰丝，“来我办公室吧。”

离开休息室，埃莉诺估摸着走远了，便对泰丝说：“抱歉利用你来教训德雷克，希望没有让你不舒服。”

“他不能在这里穿实验服吗？”

“天呐，当然不能。我们摆弄的是什么东西？他怎么能这么糊涂？我把实验室安全看得很重。读大学时，每次看到别人穿着实验服吃东西我就想吐。”

艾莉诺的办公室很窄，一张精致的红木桌占据了大部分空间。桌上整理得井井有条，但地板上横七竖八地堆着各种论文、期刊和书本。她把一张皮革扶手椅上的杂物搬开，从墙角拖到桌前，又用靴子把挡道的书堆拨开。

“我在家可是很会收拾的，”她说，“我五个月前才搬到这间办公室的，好像也有一阵子了，但你知道人一忙就乱。请坐。”她坐下说道，“那么，在我们开始之前，容我冒昧问一下，你自己和这个话题有多大关系？”她伸出下巴示意泰丝的肚子，又靠在椅子上，泰丝听到弹簧承压的吱呀声。

“我没被感染，如果你想问这个的话。”泰丝边说边坐下，凹陷的椅背挡住了边缘视觉，像一双宽大的手掌围过来，仿佛要挤碎她的头骨。幽闭恐惧猛然袭来，又被她生生压了下去。她探出身子取出录音机。“不过我觉得这个话题和每个人都有关，只是有些人还不明白。”

“能和明白的人做访谈真是太好了，”艾莉诺说道，“你知道吗，你是第一个来找我的人。不过我很惊讶这稿子居然是给《美国时刻》写的。他们的科学类文章都写得很烂。无意冒犯，你看其实我也读《美国时刻》。”

“这是我第一次给他们写稿。”泰丝说道，“而且这不是科学文章。我写的是这种疾病对社会、对母亲角色的影响。”她把录音机放到桌上，“我可以录音吗？”

“当然，我很乐意为你效劳。”

泰丝打开录音机。“那我们开始吧。你是发现GDS的第一人，你是怎么发现的？”

“我开始调查这种疾病大概是从，嗯，二十个月前吧，当时我还在圣安东尼奥分校，主要研究弓形虫。我在洛杉矶时报上读到一篇文章，讲述孕妇们的一种全新的心理症状：她们不相信肚子里的孩子是自己的。我们称之为‘孕妇分离性障碍’。由于研究弓形虫的关系，碰到病人的心理问题，我都会习惯性地考虑寄生虫感染。这篇文章勾起了我的兴趣。”艾莉诺侧过身子，从地板上拾起一个小玩意。那是一个伸缩球，左右一拉球面就张开了。她把球放在腿上，一边说话一边把五颜六色的柱子挤回去，“当然，这根本不是什么心理问题。早期的误判蒙蔽了我们很长时间。”

“这就是我的第二个问题：为什么医学界花了这么久才发现这种疾病？现在的研究显示，GDS已经传播了至少六年。拖了这么久，仅仅是因为医生们对病人不上心吗？不断有女性觉得自己的孩子不对劲，难道整整六年都没有医生相信她们的话吗？”

“这么说有点偏激了，”艾莉诺说。“你要明白，这种疾病很微妙，公共卫生界觉察不到什么反常之处，我一开始感兴趣时也只能大胆猜测。GDS的唯一可见影响在人口统计上：生育率略有上涨，女孩的出生率比男孩略高。没有哪个科学家会由此想到传染病。看到这些数据，我们只会从社会和环境因素上找原因，比如禁欲教育，比如牛肉里的荷尔蒙。这种病的唯一症状就是有过性行为的女性怀孕了。你根本想不到这是一种新型疾病。后来一些输了血的病人也开始出状况，我们才发觉不对。”

“怎么会想不到呢？”泰丝说，“你听了那些女人的话就该想到。独立媒体早在四年前就开始报道原因不明的怀孕现象了，其中有些文章就是我写的。”

艾莉诺耸耸肩，“那他们说对了。不过，花边小报上一直都有各种处女怀孕的奇闻。身为科学家，除非你在同一家医院看到五起同样的事件，否则你是不会去申请项目研究资金的。”

泰丝在笔记本上记下了“研究资金申请”几个字，提醒自己去引用这句话。资金申请，这是为了牟利还是另有图谋？这种不厚道的揣测令泰丝脸上泛红。“好吧，那现在你们发现了这种疾病，它的起因你们有眉目吗？”

“这一点我还不能回答你。我已经就这个问题写了一篇论文，目前还在修改，我不能和你讨论尚未发表的研究成果。”

“所以你已经有一些研究成果了。”

艾莉诺露出一个无奈的微笑，“我向你保证，不是我摆架子，我现在真的不能说。几个月之后再回来问我吧。”

“好吧，也就是说疾病的成因目前还没有官方解释。大家都认为是某种病毒，我知道，你对此不发表评论。但是大家都看到了它带来的后果，所以今后会怎样？你觉得形势会如何发展？”

“这个问题很复杂，”艾利诺说道，她放下手中的玩具，走到书架前面找书，“形势怎么发展都有可能，不同的国家肯定会有不同的形势。对于美国来说，最好的情况就是GDS能够被治愈。”

“因为这能让一切恢复正常吗？”

艾莉诺大笑：“什么叫‘正常’？如果你说的‘正常’是回到GDS出现之前，那就别指望了。现在女性可以不依赖男性生孩子，成千上万的人已经有了这种能力。精灵已经被放出来，就别想再封印回去了。啊，就是这本。”艾莉诺从书架上抽出一本厚重的平装书，搬到桌子上，“不过乐观一点的话，我们可以实现一种全新的‘正常’，也就是说，女性可以选择自己是否单性繁殖。但这也会引发一系列问题：是否有性繁殖才是政治正确的？天生患有GDS的女孩是接受强制治疗，还是等她们长大后自己选择？她们开始排卵的年龄远不足以行使知情同意权，我们该怎么办？给她们节育吗？不这么做的话，她们永远也无法过上正常的童年生活，但是给儿童强制用药又是一重争议。”艾莉诺漫不经心地用手指划着圈。“这会引发各种连锁反应。即便我们能治愈GDS，事情也会很复杂。这还只是我们国家，你看看这个。”

艾莉诺翻到一页表格，把书转过来推给泰丝。“这是《孕产妇死亡率趋势表》，世界卫生组织每隔几年发布一次。他们会统计每个国家的孕产妇死亡率，即孕产妇的死亡数除以活产数。在发达国家，死亡率微乎其微。但在撒哈拉以及非洲南部，分娩是当地女性最命悬一线的时候。在乍得，每十四个分娩的女性就有一个死亡，这还只是平均每人生六个孩子的数据，就算是……“艾莉诺把书挪回来，翻到附录找着什么，“就算是七八个吧。天生患有GDS的女性会在育龄期间经历超过三十次怀孕。以这个数字，如果你生活在乍得，死于生孩子是迟早的事情。”

艾莉诺靠在椅背上。“就算有了治愈方法，就算对外援助有了革命性的发展，三十年后，全球发展中国家仍将遍地孤儿。设想一下各种非政府组织搭建的活动房屋，里面挤满了小小的双层床铺，住的全是小女孩。饥荒将会发展到一个前所未有的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