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宫廷的服饰都是在哪些地方做得？

在明代的紫禁城中就存在各种作坊。顺治初年，清廷设内务府，至顺治十一年裁撤，并仿明制改内务府为十三衙门。顺治十二年改尚方司为尚方院，十三年改钟鼓司为礼仪监，尚宝监为尚宝司，织染局为经局。

从名称看，当时的织染局应以织绣为主，而很少从事染色的工作。十三衙门在宫廷内专门为皇室服务，主管为宦官。但由于明朝宦官专权，弊端很多，而顺治时十三衙门的主管吴良辅把持朝政，结党营私。

因此在康熙元年，孝庄皇太后下旨以“变易祖宗制度”之罪处死了吴良辅，同时裁撤十

三衙门，另由上三旗，也就是镶黄旗、正黄旗、正白旗包衣重设内务府。

内务府中的织染局、广储司、造办处、三织造处等机构与皇室及贵族服饰有着密切的关系。正是这些官办机构的技术、生产能力及组织方式的发展水平，影响着皇室及贵族服饰的质地材料和制作工艺。

也就是说，清朝皇室中的所有衣物都是由织染局、广储司、造办处、三织造处这几个机构制作出来的。那么这几个机构又有何不同呢？

一．织染局

在《康熙会典》中，为了对织染局与江南织造进行区分，往往在其前加一“内”字。最初，内织染局与江宁织造局专门制造上用缎匹。顺治三年，皇帝差官监督江南三制造的事物，三织造始为皇室服务。

据《日下旧闻考》中记载，织染局最早建于殿门内的篙祝寺后，乾隆十六年，奉旨移到万寿山之西，与稻田相毗邻。并立“耕织图”。顺治时曾改织染局为经局，康熙元年复设织染局，康熙三年归内务府，设管理大臣，由皇帝亲自任免。

在清初南方尚未平定、生产力没有恢复的时候，织染局对当时皇室及贵族服饰的面料加工起到了救急的作用。

至康熙时期织染局有所发展，康熙初年有机张三十二部，相当于明末史料记载的规模较大的织造作坊。额设匠役825名，其中包括织匠、绣匠、挑花匠、屯绢匠、纺车匠、络丝匠、络经匠、拣绣匠、画匠、带匠、借擅匠等。可见该局门类齐全，织物种类多样，工匠分工细致。

由于位处宫廷，运转充分，因此皇帝的意愿可以迅速得到传达，对面料进行改动的时间周期也短。

除了面料开发，织染局承担着内用袍料的制造任务。

在康熙朝，“凡上用缎正，内织染局及江宁局织造”，康熙四十七年奏准“岁造缎纱三十八匹，青屯绢二百匹，大红长毛碴僵四十匹，交广储司缎库”。至乾隆时期，由于江南织造的生产能力己经得到了充分的恢复和发展，其织造工艺也逐渐地超过了内织染局，

最终织染局不再构成宫廷面料的提供者，后来连面料开发的功能也丧失了，并于道光年间由于经费不足而裁撤。从其发展来看，织染局对皇室及贵族服饰的影响主要在清初阶段，后其影响逐渐式微，直至消失。

二、广储司

康熙初年，广储司设郎中四员，其中一人掌印，员外郎八员，主事一员，司库八员，笔帖式十四员，从人员设置上看，其规模要大于内织染局。至乾隆二十八年增设茶库及瓷库。

康熙朝《大清会典》中记载，广储司负责供办皇帝、皇太后、皇后、妃殡以及皇子公主使用的四时衣服，以及皇室所需要的缎匹、皮裘、金线、绒线等物。提供数量的多少，提供的样式规格等，由礼部负责，比如皇子婚嫁时皇子福晋的穿戴，以及赏赐母家等物皆由掌仪司奏定数目后，由广储司来备办。

另外，广储司还要提供内外赏赐的各种物品。

广储司除了收储各种物品外，还承担着制造各种物品的职责，这使广储司直接地对皇室的衣帽穿戴能够产生重要的影响。广储司下设六“作”，有银作、铜作、染作、衣作、绣作、花作、皮作、帽房、针线房等。从机构的名称就可以了解它们各自的主要功能。各部门的主要任务是将各种原材料进行加工或对制成品进行修补。

这些宫廷内的机构在全国范围内召集各种技艺精湛的工匠，并根据皇室成员的喜好为其提供华丽昂贵的珠宝首饰与衣服鞋帽。由于这些技艺精湛、艺术修养很高的工匠专门为宫廷服务，因此无论是工艺水平还是艺术水平，宫廷服饰均优于宫廷外的服饰，并形成了宫廷特有的艺术风格和审美特点。

雍正朝时对广储司进行了整顿，之前内部需要而没有的材料，需要通过繁杂的手续向各部领取，雍正则要求内用零星物件无需向各部领取，可以自行购办，月末在奏折上将所用银两上报便可。后为解决广储司购办物件的资金问题，又批复钱三千贯作为预支，所剩不足时再行补足，由此提高了各部门的制作效率。

以上也反映出雍正时期商业的发达，因为此时宫廷所用之物，若不甚稀奇清朝服饰，己经都可以在京城的市场上购买到了。

雍正之后，广储司在皇室制作中的地位开始降低，逐渐成为采办、修补和承办批量物品的地方，很少再出精品。而最优秀的工匠多调往造办处，专门负责皇帝的御用物品和宫廷物品。

三、造办处

康熙时即设造办处，但组织机构尚不完善。由于缺少相关记录，目前仅略知造办处最初设在养心殿，有监造四人，笔帖式一人;康熙二十九年增设笔帖式一人;康熙三十年，造办处迁至慈宁宫茶饭房，但裱作、弓箭作留在原地;三十五年设琉璃厂，后原修书处砚作、珐琅作改归养心殿。

雍正时期，随着皇室规模不断扩大，皇家用度也成几何级数倍增，而且对物品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但由于中国地域辽阔，各地工艺自成一体，且日常开发官民混用，很多物器不合礼制，质量风格参差不齐;更重要的是，由于国家采办的资金投放分散，无法形成规模效应，因此地方产业难以满足宫廷日益提高的需求。

另外，原有的宫廷作坊规模有限，缺乏工艺精湛的匠人，而且承接的各项工作比较杂乱，也难以满足开发、制作精良物品的要求，这就造成了供给相对于需求上的滞后。对于审美水平不俗、造物要求苛刻的雍正来说，急需一个可以担负起开发皇室用品且工艺制造精良的部门。

造办处自雍正后不断受到重视，加上此时关于造办处的史料记载翔实，以致谈起雍正时期的宫廷艺术品，首先想到的就是造办处。但造办处的规模究竟有多大，役匠究竟有多少，在乾隆朝之前是没有确切资料可以查实的。

造办处主要为皇家服务，承担着皇家用品的开发，以及精美物品的制作，对工匠的要求自然很高，当时内务府和太监戏称此处为“揍笨处”，可见对工匠的要求不同于其他部门。

为了进行区分，宫廷内往往将专为皇室开发制作精美物品的造办处根据其设置地点称为“养心殿造办处”，而将内务府广储司的各作坊称作“内务府造办处”或者“匠作处”。

各部门不时需要招徕新的工匠，新招匠人皆从学徒做起。乾隆五十年规定新招工匠，一年为学手，两年为半工，三年为整工，若三年不能造作，便要被革除，以此保证宫廷制造的质量。笔者认为：各地匠人聚于京城，给奢侈华丽的皇室及贵族服饰带来了更加丰富的艺术风格及工艺技术。

四、江南三织造

自西汉后，中国历代都有专供宫廷、贵族及上层官僚的纺织印染部门，来保证皇室及贵族官僚服饰面料的精美。宋以来，由于北方战乱频繁，政治中心几度南迁;加之气候的变化，北方逐渐变冷，不适合养殖桑树，因此南方的丝织业得到了快速的发展，江南逐渐成为丝织品生产交易的集散地。

由于江浙农村普遍种植桑树，养殖桑蚕，因此有“吴丝衣天下”的说法。明朝在南京设织染局，苏杭二地也有生产中心。

清建国后，在前代遗留的基础上，于顺治二年、三年、四年，分别在江宁、苏州、杭州买丝招匠，建立官办织造机构，并设定了织造任务:御用礼服及四时衣服，各宫及皇子公主朝服衣服，均依礼部定式，移交江宁、苏州、杭州三织造恭进。

建立之初，织造局似乎主要是为皇室服务的，实际上在顺治初年，织造局所织缎匹主要有上用和赏赐两种用途。顺治时期，便详细规定了上用各种面料的幅宽和幅长

顺治早期，上用缎匹由江宁局与内织染局承办，赏赐缎匹由苏、杭局织造。从文献记载来看，江南织造的织物种类很多。顺治初年，清军在很各区域仍然进行着各种征服战争，国库空虚，因此早期三织造常因织造银两不敷用而中断，朝廷甚至会由“兵晌告匿”等原因裁撤织造部门。

虽然在宣布“裁撤”之后不久便又复设，但可以看出当时江南织造经费之紧张，正常的生产秩序也就无从保障。为了应对生产能力不足的问题，江南织造采用官办买丝招匠与领织、领机给帖、均机、承值等方式来完成派给的织造任务。

领织、领机给帖、均机、承值等方式实际上就是以各种手段盘剥压榨江南的机户。如杭州的织造局，领织主要以富室充任局内堂长，其负责买丝供役，也就是利用民间的织机和工匠，按照规定的样式和要求来完成派织的任务。

苏州的领机给帖则是由富室充当机户，雇用民间纺织工匠进入织局内应织，机户负责购买丝料。

均机则是机户均当官机进行服役，行头倡二十张民机均当一机，实则贿买者颇多，最后往往以九张民机当一张官机，为官府提供织造劳动。承值则主要使用在丝经整染和摇纺方面，尤其是在苏州局，摇纺匠和染匠没有额设名额，所以苏州所有丝经整染以及圆金、扁金练染，完全以承值方式利用苏州民间各业铺户和工匠代为加工。

承值的方式带有商业交换的性质，官局有偿占用各铺户和民间工匠的劳动，按斤给银，但并不负担其他的相关费用。

官局所给银两并不丰厚，还时有克扣，官局“所给染价，大半为绒铺包头侵勉”。

康熙年间织局“议减工料价跟二千八百两，在染匠、车匠、金、绒铺户四项均扣”。商品交换本身就容易滋生投机行为，加上给工匠的银两补偿不足，作弊的行为时有发生，从而未能实现宫局原先设想的“来料加工”所带来的标准化产品。

染匠使用当时所谓的“潮粉”，使得染后的线潮湿，及至乾折上机，大约只有原来八五折的重量;或线不一次染完，分多次染，使线的颜色浓淡不一，粗细不等;甚至还有串通车匠，在官局分发的经线中加入潮粉，从中渔利的情况。

康熙年间，江南织造的生产能力进一步恢复，生产秩序及各项条例也日趋条理。康熙十六年，将上用织机和部机作了详细的规定，从规定来看，上用缎匹不像顺治时只有江宁局和内织染局织造，而是三局都有任务。

上用缎机江宁局三百三十五张，苏州局四百二十张，杭州局三百八十五张。部机三局分别为二百三十张、三百八十张、三百八十五张。

经过了顺治朝和康熙初年的整顿，纺织生产能力在康熙前期得到了极大的恢复。康熙二十年，三处织造共有一千八百余张织机清朝服饰，额内机匠七千余人，每年可向政府交纳缎纱一万余匹，同时织物的质量也大有提高。从故宫传世实物看，在顺治末年康熙初年出现了一批艺术水准高雅、制作工艺精湛的服饰作品，与江南织造的发展轨迹相符合。

除局匠外，江南织造局大量招募社会上的自由工匠，当没有派发活计的时候，他们便可以到其堂长、机户或者其他民间作坊内寻找空缺职位，又或者在自己家庭内设置纺机劳作，以获得生活必需。

这种官匠及民匠的双重身份，使得织局内经过改良的技术和华美的纹样可以顺利地流传到民间，应用在民间丝织品的设计及织造领域，间接推动了江南民间织造的发展，也促进了皇室及贵族服饰纹样的传播。

笔者认为：这种传播是双向的，民间匠人的工艺特点和审美喜好也必然或多或少地带入其织造的面料中，使民间的流行风尚进入皇室及贵族服饰中。

不仅如此，民间匠人所织面料除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外，还供应于市场，由于广储司为了满足宫中的用度，不时需要从市场购买面料，因此也造成了民间织物在宫廷中的流转。

这种双向的传播消融着皇室贵族与普通百姓服饰面料上的差异，使社会的服饰风尚在某个时代能够形成鲜明统一的整体风格。

同时，这种双向流动也促进了民间与宫廷在服饰审美上的激荡交融，并从中形成了新的服饰风尚。

古籍文献

1.(元)脱脱、阿鲁图等:《宋史·舆服志》，

2.《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

3.《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

4.《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

5.《圣祖仁皇帝实录》，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