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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袋”是官员服装上的佩戴之物。宋代用金银做成鱼形，系在官服的带子上，然后垂挂在身后，从“鱼袋”也可以区分贵贱等级。据《宋史·舆服志》载，凡穿紫色官服的官就用金制的鱼袋，穿红袍的则用银鱼袋；朝廷“赐紫”的，给金涂银的鱼袋；“赐绯”的也有特别的鱼袋。京官、州县官、皇上特赐紫衣红衣的都会佩上鱼袋，而亲王和武官及在内廷供职的将校们则不需要佩戴鱼袋。宋朝本来是“不许伎术人辄佩鱼”的，可见比较轻视科技。但仁宗时，尚药徐安仁被特许佩鱼，这对他来说是一种极大的恩典。

笏是大臣上朝时手中所持的手板，宋文散五品以上用手板是象牙的，九品以上则是木的。不同的官员之间其朝靴也有分别，靴子统一使用黑革做成，另外还会配以绚、纯、綦四种装饰物，绚为鞋头装饰物，上有圆孔，为系鞋的丝带，纯为丝边，綦为鞋上的花纹。大夫以上的朝靴四种装饰都具备，武功郎以下则没有丝带，宣教郎以下至将校、伎术人都没有丝边。

宋朝不仅官员在服饰上的等级制度森严，即使是庶民百姓，朝廷对他们的服装也有严格限制。端拱二年（989年）明令规定，“县镇场务诸色公人，并庶人、商贾、伎术、不系官伶人，只许服皂、白衣，铁、角带，不得服紫”。即当时的普通百姓只能穿黑、白色两种颜色的衣服，后来规定有所放宽，但仍不能穿紫色和金色的服饰，诸如此类的服饰规定还有许多。宋朝这样做的目的，是让老百姓不能和官员处在同等地位，即“娼妓之贱，不能同贵者并丽”。

当时，即便是各行各业的商贩，在服饰上也有各自的特征，因此人们很容易就能对各个行业的人进行分辨和寻找，同时这种方式还能表明他们在“士、农、工、商”中的等级地位。另外，如果同一行业中有商贩被他人欺凌，他的同行就可以从服饰上来判定本色服饰，从而前来救护，这也有利于维护行业利益。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宋朝东京的士、农、工、商诸行各有“本色服饰，不敢越外”。例如商贩中在香铺卖香的人，就只能“顶帽披背”，而典当行的商贩穿的则是“皂衫角带”本色服饰，不顶帽，彼此之间一定不能有所混淆。另外，卖药和算卦的人“皆具冠带”，卖菜商贩穿白虔布衫，戴青花手巾。

宋朝这种体现在服饰上的森严的等级制度，甚至连街边行乞的乞丐都无法避开，他们也有不同等级的服饰，如果没有按照规定穿衣服，必将为众所不容。到南宋时，临安诸行商贩也是如此。在吴自牧的《梦粱录》中记载，与北宋汴京人相同，临安“街市买卖人各有服色头巾，各可辨认是何名目人”。如果是卖饮食的人，连自己的推车都要装饰得华丽一新，器皿都要擦得干干净净。从这种种表现中我们可以看出，宋朝人之所以能从衣着分辨商贩们的行业，正是由于当时政府对各种等级、各行各业的人员的服装进行严格分类，才导致每种人群的衣着都各有特点，这样使得人们从服饰分辨他们的身份和职业就很容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