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与黑

引子

一

我匆匆赶回县局，董局长不在。回到自己办公室打开电脑，这条新闻还在，只是沉到了不显眼的地方，看看时间，已经发布四五天了。不是我不关心国家大事，是我扶贫的那个山村没有网络，手机信号都时断时续。真应了那句话：“交通基本靠走，通讯基本靠吼”。

董局长在电话里没细说，但现在我已经猜到他把我召回来的用意。我一个分管刑侦的副局长，天天忙得脚后跟磕屁股蛋儿，非得让我去扶贫。不是我瞧不起扶贫的活儿，我虽然不是农村出生长大的，但小时候也在农村老家待过几年。县局帮扶的那个村就挨着我的老家，我巴不得一直扶到退休。也不是局里派不出人手，郭副政委前蹿后跳地连请战带表决心，可当时还在任的斯局长就像没看见一样，一意孤行地在党委会上直接点将，由他统揽、由我具体负责全局的扶贫帮困工作，而且时不我待。第二天我就带着政治处的小罗和老干部科的小梁出发了。出发那天早上，刑警队长王富扒着车窗哭丧着脸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呵呵，也是巧了，斯局长的名字就叫司马超。

白驹过隙，我这一走，转眼已经一年。去年国庆节前，斯局长在即将退休的时候调走了，市局派来个董局长。我曾经回来参加组织部送董局长的干部大会，听听局里没有新的安排，我又回到村里，继续。

把电脑关了，我简单收拾一下办公室，想给王富打个电话，告诉他一声，国哥回来了。拿起电话，最后还是忍住了。我吹起了口哨，这是小时候在农村跟一个羊倌儿学的，回家刚吹两声，妈妈就打了我一顿，说我不学好。今天怎么顺嘴溜出来了？是心情好得爆棚了吗？

我给老爸打电话，说晚上到他家蹭饭。老爸说那我们还是老规矩。我赶紧给老婆打电话，告诉她一会儿下班直接去他爷爷家。老婆说你怎么没到周末就回来了？我们晚上到他姥姥家吃。我说我都在去他爷爷家的半路上了。老婆说我已经到他姥姥家了。我说我要跟咱爸说事。老婆说那我们分开吃，然后我去找你。

我去一家朝鲜饭店买了猪蹄和酱牛肉，这是我和老爸的最爱，也是他刚才说的老规矩。老规矩还包括由他负责的两个素菜。我提上“规矩”往集安园走。集安园是县公安局的集资房，名字起得倒是很贴切。

老爸年轻的时候当过我们县局的副局长，我警校毕业分到县局，他调市局任刑警支队长，他的仕途也止步于这个位置。退休了自由了，他时常回县里小住，母亲去世以后他索性就住在县里了。市里的房子空了没有两个月，妹妹趁虚而入，说是借住几天，他们马上就买房了，结果就像刘备借荆州。我怀疑老爸把房子默许给妹妹了——他喜欢妹夫甚至胜过喜欢我。妹夫也是警察，也在市局刑警支队，是老爸一眼看中的。但我坚信，岳父喜欢女婿都是爱屋及乌，主要是为了给女儿这一端增加分量。反正都是一家人，我倒是无所谓，更何况永久占领老爸心灵封面的另有其人——他孙子。他孙子当然就是我儿子，今年二十八岁，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毕业，在省公安厅刑警总队上班。

我们的名字都是老爸起的，我叫张卫国，妹妹叫张位佳。我的名字不言而喻，老爸对妹妹的名字是这样解释的：汉字中“位”字最美，同时兄妹俩的名字还暗含保家卫国的意义。爸爸说的“位”字最美，后来我通过县高中一个资深语文老师印证了，语文老师说汉字中“位”字结构最美，写出来也最好看。

我儿子的名字本来应该由我来起，我谦让了一下，老爸当仁不让说他早就想好了，就叫张警龙，将来成为警察中的龙。我苦笑着说那要是生个女孩儿呢？老爸说女孩儿叫张警英，警营中的英杰。我无奈至极，孩子大了不喜欢这个职业怎么办？老爸对此根本不予考虑。

警龙高考填志愿的时候，老婆说你是不是干预一下，别整成一窝儿蓝。填报志愿前是准大学生们的改名高发期，我跟警龙是这样谈的：“你这个名字是爷爷起的，现在看土气些，你如果不满意，可以考虑换一个时尚一点儿的。”

警龙说：“名字只是一个符号，无所谓。”

“你确定要报公安大学？是从内心喜欢吗？”

警龙的回答让我老扎心：“是爷爷喜欢，我不想辜负他。”

老婆一声叹息，说无法理解遗传基因竟是如此神奇。我说是你不理解警察这个职业多有魅力。

二

老爸之所以对儿孙的名字这么重视，是他认为自己这辈子就吃了名字的亏。老爸1943年出生，他的爸爸也就是我爷爷在一个财大气粗的地主家当长工，爷爷把改变命运的最后一线希望寄托在刚刚出生的儿子身上，给自己的儿子起名张发财。这是一个此后几十年哪个领导听到都皱眉的名字，所以他要比别的年轻人多付出一些，就是因为自己的名字有损耗。

可能有人想歪了，老爸不玩麻将，其实他扑克象棋军棋都不会。有一年春节全家吃团圆饭，酷爱麻将的老婆在饭桌上眉飞色舞地讲起了头天的一手牌：“你们猜我的牌有多大？单调发财！”我和妹妹都给她递眼色，但是她完全进入状态了，“我急得手心直冒汗，最后也没和上，这发财也不知道都死哪儿去了！”

当时老爸淡淡地说：“发财没死，但不是谁想调就调得动的。”

老爸虽然名字叫发财，但是我分析他除了这两套房子可能再无其他财产。老爸也不在乎这个，起码嘴上不在乎，他说要那么多钱干什么？我现在这个月工资没花完，下个月的就到了。我知道这多少有一点儿阿Q的成分在里面。有一年中秋节他喝多了，亲口跟我说：“谁他妈的不稀罕钱？但是卫国你得记住，当了警察就不能喜欢钱！”

老爸在县局干了二十四年，在市局干了十八年，除了两枚奖章几张奖状，还有一个让他最烦恼的收获，他得了一个外号叫“老凿儿”。他不富裕的原因恰恰和这个外号紧密相关，更恰恰的是，人人都知道这个原因，只有他自己不知道。

我也有我的烦恼，我只是不说。刚刚毕业的时候照理说大家应该叫我小张，因为和我一起毕业分到县局的还有小刘和小于。我应该和他们一样顺理成“张”嘛，但是局里上下都叫我“老凿儿的儿子”。近几年背后开始有人管叫我“小老凿儿”。

王富曾经话里话外地提醒我，大概是让我引以为戒。后来他跟我说斯局长也叫你“小老凿儿”了，意思是我大势已去，领下这个光荣称号吧，何况这也是我家的光荣传承。我说那我爸呢？王富一脸坏笑：“现在你只是‘小老凿儿’，等大家喊你‘老凿儿’的时候，你爸可以自动升级‘老老凿儿’。”

在集安园小区门口，我遇见了张姐。张姐退休之前是县局办公室文书，我刚分到局里的时候还给我介绍过对象，好像那时候她就是文书。打过招呼，我闻到一股很时尚的护肤品味道。张姐在局里是出了名的大好人，但是蜂蜜嘴豆腐心的老姐姐仍然免不了红颜薄命，好像没到四十岁就守着女儿过，现在外孙都上小学了。

进屋的时候，听动静老爸在厨房，闻闻味儿，他还没炒菜，但空气里却有一股和烹饪完全相反的味道。听到我在客厅里像警犬一样嗅，老爸说是雪花膏的味儿，张丽华刚才来了。“有人给张丽华介绍了一个老头儿，她来找我帮着拿个主意。”

我刚才在小区门口碰到张姐了，她可没说来过我们家。是老爸不解风情，还是我被阻挡在真相之外？如果他们两个真的能走到一起，我作为儿子不仅乐见其成，还要由衷祝福他们。但现在我的心思不在这儿。

两个青菜眨眼就好，熟食袋子敞开，我们爷儿俩开整。当老爸还想再倒一杯的时候，我拦住了。他如果再喝一杯必须唱歌，清唱的那种，最拿手的是《北国之春》。如果是重大节日，他会把“家兄酷似老父亲”改为“家父酷似老同事”。我擦手，从包里拿出我打印的网上那份材料。他瞥了一眼，起身到卫生间把拿猪蹄的手洗干净了，又在茶几上找到花镜，拿起材料站着看。

这是中央关于开展扫黑除恶行动的决定，老爸说有1983年“严打”的气势。1983年的“严打”也是由中央做出的决定，组织三个战役连打三年，全国的刑事犯罪势头很快被遏制。那时候老爸是我们县局的副局长兼刑警队长，而我还在读高中。

老爸脸色凝重，又坐回餐桌，自己倒了一杯一饮而尽。“我以为看不到他们哥儿仨落网的那一天了。”

我赶紧把酒杯拿到我跟前。可不能让他再喝了，毕竟七十多岁了，今天情绪又有些波动。老爸此时的心情很难描述，说兴奋也行说沉重也不错。但那天晚上他没唱歌。

三

老爸说的哥儿仨都是我们县的名人，分别是老二袁国庆、老五袁国栋、老七袁国标，人称“袁氏三雄”。而家里呢，还隐着虽然不出名但若说如狼似虎绝不过分的老大老三老四老六四兄弟。四十多年前，我和这七兄弟是一个村的，论着还沾点儿亲戚。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县官场上给我的人设是这样的：我们爷儿俩如果和“袁氏三雄”关系融洽，我早就当上县局局长了，哪来的被斯局长董局长之流呼来唤去的辛苦和烦恼。

有好哥们儿曾经问我是不是真的，我一笑了之，虽然我知道这一笑很尴尬。我承认吧，证据何在？否认吧，可我早已感觉到摁在我头上的黑手。我以我的人格担保，这绝不狗血。

1968年3月，我们家成了“下放户”，下放地点是姥爷姥姥他们村，其实我爷爷奶奶也是这个村的，只是他们很早就过世了。我们在全国不计其数的“下放户”中是幸运的，因为我们直接住进了姥爷家。那一年我三岁，妹妹还不满一岁。

这个村就是我的老家松树屯。松树屯的山上有好多松树，可它们好像永远不长，几十年如一日，我姥爷植的爸爸妈妈植的还有我上小学时植的，个头儿都差不多，腰身也只有碗口粗细。村西头挨着河边有一个水泡子，夏天会被雨水灌满，入伏以后就成了孩子们的游泳池。如果赶上秋涝，冬天泡子里还有水，等冻实了，这里又变成了全村的滑冰场，夏天像泥鳅一样的孩子们，这个时候都穿得狗熊一般来滑冰，他们滑的当然不是冰刀鞋，是大人给做的冰车。后来村里来了知青，一个帅哥穿着冰刀鞋，背着手在冰面上驰骋，岸边上的男女老少都看傻了眼。

等我能下水游泳的时候，已经是1973年，水泡子早已成了袁氏兄弟的“梁山泊”。夏天水泡子里泡着一根废弃的梁柁，小头直径也有一尺粗，这是袁家兄弟的私有财产，他们哥儿几个来玩的时侯，几个弟弟骑在梁柁上，两三个哥哥推着，在水泡子里乘风破浪所向披靡。袁家兄弟不在的时候，梁柁静静地在水边漂着，村里的孩子们包括我没人敢觊觎。后来袁二主动邀请我和他们兄弟七人共享梁柁，在全村的孩子们中引起一阵躁动。袁二比我大五岁，袁五比我小一岁，但是论着我得管他们哥儿几个叫叔。

不仅仅我的个人地位在村里孩子们的心目中有所提升，我们全家包括我姥爷姥姥家的政治环境也在悄悄改善。直接原因是“文革”中被砸烂的公检法逐渐恢复，公安局被证明不可或缺，于是再次挂牌。在生产队当社员的爸爸，去年被调回公安局工作。爸爸偶尔会回来看我们，但是和以前当社员有了巨大变化——他的腰间多了一把手枪。爸爸回来都是骑自行车，因为看到乡亲要打招呼，每次从进村开始就推着自行车走。这时候我的一群小伙伴就会一直跟着爸爸走到我们家大门口，为的就是看他腰间挎的东西。

1976年过了春节，我们全家搬离了松树屯，还带着姥姥姥爷。但是夏天姥爷带着姥姥又回松树屯了。唐山地震波及了我们县，城里不能搭抗震棚，两位老人不顾爸爸妈妈的挽留，毅然决然地回去了。爸爸说姥爷姥姥越老越怕死。妈妈赶紧替自己父母背书：“谁不怕死？你不怕？”

爸爸说：“当然。”

爸爸肯定不怕死。不仅爸爸不怕，所有警察都不怕死。这是我懂事以后至今不变的认知。

第一章

一

老爸张发财1943年正月出生，1948年我们村发生了两件让他一辈子刻骨铭心的事，虽然他当时只有五岁。

第一件事发生在年初，爷爷打工的那个地主家的药铺仓库被抢了。地主在县警察署当警长的儿子带着一队警察包围了村子，挨家挨户搜查，重点嫌疑人被带到村公所审讯，爷爷是其中之一。奶奶领着爸爸去村公所找爷爷，亲眼看到爷爷跪在地上被警长打耳光。爷爷被押到县里关了两个多月，放回来的时候已经脱相了。地主的儿子不是怀疑他抢了药品，而是怀疑他知情不举或者他本身就是内应，因为当天晚上是他守更。但是爷爷说他比窦娥还冤。

第二件事是当年的年底，我们县获得解放。解放军打完就走了，余下的事由县武工队接手。武工队逮捕了警察署的伪警察，那个地主的儿子被抓回我们村，和他的地主父亲一起公审。武工队让爷爷上台揭发控诉地主父子俩的罪行，但爷爷死活不肯。奶奶跟武工队说，她当家的不会说话，上台有可能尿裤子。武工队长无奈，只得安排别人代替他发言。后来爷爷对奶奶说，他之所以不肯上台，是怕那些人再打回来。

1959年，爸爸初中毕业，县委正在特招通讯员，当时文化人稀缺，爸爸一报名就被录用。爷爷家住的房子，是土改的时候分那家地主的。住进地主家的一共四户农民，其中一户就是我姥爷姥姥家。爸爸参加工作的第二年，姥爷就托媒人来说亲，他女儿比我爸爸大两岁，不知道什么原因，爷爷稀里糊涂地答应了。

父命难违，婚事就这样定了。接着就是张罗结婚，爸爸以年龄小，不符合婚姻法为由拖着。1963年，爷爷病重，奶奶的身体也羸弱不堪，家里频频催促，说结了婚冲个喜，可能爷爷的病就好了。爸爸为了尽孝，请假回来把婚事办了。1965年我出生的前一个月，爷爷去世。奶奶比爷爷只多活了一年。

县委配备通讯员是由部队延续过来的传统，不仅县委县政府，一些大一点儿的机关，比如公检法，也都有通讯员。爸爸到县委工作，赶巧县委书记就是当年的武工队长。因为总跟书记下乡，下乡又以徒步居多，有时候一走就是一天，面对暴走的枯燥，书记往往用战斗故事来笼络身边的年轻人。讲故事不能重样，有一天他终于讲到了松树屯。故事的梗概是当年前线急需药品，他带领武工队抢了松树屯一个地主家的药铺仓库。值夜的长工姓张，他警告长工不能说出去，长工果真扛住了，为武工队往四平运输药品赢得了时间。

爸爸想跟书记说自己就是那个长工的儿子，但最后忍住了，他怕有吃父亲老本之嫌。1961年，书记调走了，刚满十八岁的爸爸去了公安局刑侦股。股长田贵给他安排了一个师傅，名叫张财。公安局的通讯员叫罗宇明，干通讯比爸爸还早一年，县委的小伙伴来公安局上班了，罗宇明即兴作了两句打油诗“有朋县委来，张财带发财”，很快传遍全局。

罗又干了两年才转岗，到办公室打杂，原因很简单，人太皮嘴太涝。当时县机关干部中评出四个嘴欠的，人民来信来访办公室的小秦和小常，公安局的小罗，还有一个职务偏高，是副县长魏树迪。不知哪个才子编出这样一个顺口溜：秦来信常来访，罗交通魏县长。

张财当时刚接了一个徒弟不到三个月，叫董德福，是公安部队复员的战士，田股长把董调整给另一个民警带，让张财带张发财。大约过了半年，爸爸领到一支手枪，是德国造三号驳壳枪。

刑侦股除了股长副股长，其余都称侦查员。这些侦查员中有的风霜染鬓，有的乳臭未干。老的经常这样教育小的：“我抓过的人，哼……”说到这儿就只能打住，因为顺下去会极不符合逻辑，怎么也不能说成“比你见过的人都多”。不过，老侦查员不是领导就是师傅，而师傅不是自己的也是别人的，所以老同志说啥年轻人只有听着的份儿。这个氛围随着公检法被砸烂扫地出门，我毕业的时候才逐渐恢复。但师傅这个称号可能伤了元气，威慑力与当年不可同日而语。

我毕业的时候，张财已经是县局局长，如果在相声界，应该算我师爷。但刑警不存在这种非血缘存续，即使师徒关系也非常短暂，师傅带上路，徒弟单飞了，就完成了应尽的义务。将来关系无论处得好一点儿差一点儿，都在同事战友这个大的框架内。

1964年5月，爸爸入党了。田股长当的介绍人，他跟爸爸谈话的时候，提到了这样一个重要情节：那年县委吴书记走的时候，给田股长写了一封信，大概内容是张发财调公安局工作，让田股长注意观察，如果是个好苗儿，要悉心引导和培养。之所以特殊关照的原因让爸爸大吃一惊，吴书记明白无误地告诉田股长，张发财是松树屯那个看守药铺的长工的儿子。更离奇的是，田股长也参加了那次抢药行动，他当时是县武工队年纪最小的队员。

爸爸跟我说起这事的时候，庆幸自己当年的腼腆，把“我爸是长工”咽了回去。爸爸说在组织面前你要永远厚道，不要算计更别说工于算计。

我后来为了写东西到局史志办查阅资料，特意看了1961年至1964年的记载，大部分都是县局参加“四清运动”的各工作组的报告，没有吴书记来信的情况，更没找到那封信，这样的小插曲记入史志的可能性很小。但另一件爸爸跟我讲过的大案我在全县公安大事记中查到了，这个案子曾经轰动全国，警校的课堂上老师几次提到，应该说是警察都不陌生，特别是东北警察。

1979年7月12日，辽阳市发生了一起三个民兵持枪杀死村民的恶性案件，三名歹徒携带两支自动步枪、五千发子弹向北逃窜。省公安厅严令各市县公安局堵截抓捕，我们县局成立了堵卡小分队，张发财是副队长。7月14日，三个凶犯进入与我们县毗邻的铁岭地区，上午9时30分与抓捕民警遭遇，六名警察当场牺牲。如果这三个凶徒不是北上而是西进，牺牲的民警中注定就会有张发财，而我就成了一名十四岁的烈士遗孤。可能是怕吓着我，当时爸爸没有把场面讲得这么惨烈。

从上小学开始，爸爸如果回家早而我和妹妹还没睡觉，他会给我俩讲一些破案的故事，就像县委书记讲战斗故事一样。妹妹听了几次退群了，我一直陆陆续续听到初中毕业，妈妈果断出手把这档节目给叫停了。我听了不白听，到学校要给同学们讲，有些案例我还得加工润色。听众最多的时候有半个班，后来只剩下固定的三男一女。我们四个男生都是从小立志当警察的，那个女生呢？她明确表示不喜欢警察这个职业，但为什么那么痴迷侦破故事呢？她红着脸说就爱听我讲话。

她后来成了我老婆，我们两个合作生产了张警龙。有了孩子以后，她又变得特不爱听我说话，只能听她的。我接受不了这么彻底的反转，当年坐在我身边手托香腮的小女生哪儿去了？老婆说：“我根本没听你讲的是啥，只是占着这个位置不让别的女生进来。”

老婆说我只是她锁定的目标之一。她们家姐儿三个，没有男孩儿，父母整天唉声叹气后继无人。大姐结婚了，生了一对双胞胎男孩儿，两位老人心中燃起了一线希望。大姐出满月后，爸妈让大姐跟姐夫商量一下，看能不能让一个孩子随母姓。女婿勉强答应了，但第二天便遭到了亲家和亲家母的断然拒绝。二姐婚后生了个女孩儿，两个老人基本绝望了。我老婆是老幺，她跟她爸妈说上什么火？不是还有我吗？这个时间节点是高中第一年，我们两个都分到文科班。

结果呢？她胜利完成了看似已经无法完成的历史使命。我老婆姓张，叫张瑞敏，是县高中历史老师。她说我在几个候选人中之所以能最后胜出，是因为我也姓张。

二

爸爸讲述的案例，或者说我给同学们演播的侦破故事，现在几乎都没有什么印象了，因为案子对我来说已经是家常便饭。只有两个极特殊的还留在我的心灵深处，哪怕记忆存储告急，我仍然给它俩应有的位置。

第一件说不好是扎心还是扎肾。1961年，爸爸发财到公安局报到一个月左右，师傅张财领着他侦破一起盗窃案。被盗的是一家粮站，当然是国营的，那个时候没有个体经济单位。粮站丢的当然是粮食，而那个时候粮食是唯一的奢侈品。小偷只拿了棒子面，不到二十斤。挨着棒子面的就是大米柜和白面柜，难道小偷是个色盲？

小偷不仅不是色盲，相反视力比两个侦查员还好。他是县翻砂制造厂的绘图技术员，叫王和贵。“双财”到他家的时候，他老婆带着三个孩子在饭桌上喝棒子面粥，吸溜声此起彼伏。王和贵好像知道民警要来，站在门口，低着头伸着双手。王和贵交代，他家五口人，就他一个城镇户口，老婆孩子都是“三无户”，没有户口就没有粮食本。家里三天没有揭锅，眼瞅着三个孩子一会儿比一会儿蔫，王和贵铤而走险，凌晨撬开了粮站的门。为什么不拿细粮呢？王和贵说“两害相权取其轻”。

对王和贵的处理让张财发财犯难了，主要是张财，发财这个时候还没有话语权。全国饥馑之年还没完全过去，这又是全县第一起粮站被盗案，虽然案值不大，但影响确实恶劣。张财提出的对其批评教育的处理意见立即被否决，几经研究，最后竟然升级到劳动教养一年。张财先找田股长说明情况，别说教养一年，就是拘留五天，他老婆孩子就得饿死。田股长领着张财发财去找分管副局长，再找一把手，几经周折把劳动教养降为行政拘留，最后又降为所外执行。王和贵放回去了，粮站主任登门讨说法，张财替王和贵赔偿了二十斤棒子面钱了事。

这故事听起来有点儿虚，但我保证是真的。不仅爸爸讲过，我毕业以后第一次听党课，主讲人张财局长就是通过这个案子谈人性执法的重要性。这也正是这么一件不起眼的案子能被我牢记几十年的原因。

第二件案子发生在1982年秋季，发案地点是我的老家松树屯，案子不是爸爸主办，但他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这时他已经是副局长兼刑警队长。也就是这起案子把我们家和袁家搅在了一起，开启了这场持续近三十年的恩恩怨怨。

1980年，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逐步推行，具有时代特色的农村生产队走向解体。不过，这是个渐进的过程，一些早已名存实亡的生产队很快土崩瓦解，土地一夜之间化整为零回到了农民手里，而一些经济状况比较好的生产队还在迟疑观望，一时间，个人单干和生产队集体并存。松树屯大队一共有六个生产队，五个都散伙了，只剩下第一生产队屹立不倒。一队当时不仅经济尚可，关键是荣誉等身，很多人特别是公社干部大队干部生产队干部，都不忍心看着它消失。袁家就是这个生产队的。

农村的秋天，一派扬鞭催马运粮忙的景象，但忙碌的是有了土地的村民，一队的人这个时候却成了打酱油的。同在一片黑土地上，各家各户的庄稼都比生产队的长得好，现在秋收了，家家户户往自己家拉，马车驴车牛车浩浩荡荡。一队的人则个个无精打采，慢吞吞地收割着低人一等的庄稼，装上车再拉到生产队的场院里。堆在生产队场院里的庄稼，好像还没有一个单干大户的庄稼堆大仔实，于是乎怨声渐起。

袁家七兄弟有四个已经结婚，分家另过。一队一共四十多户，袁家就占十分之一强。七兄弟的父亲袁风学几次找生产队长询问什么时候分地单干，队长张升说得听大队和公社的。1982年10月10日，一户李姓村民家娶儿媳妇，来喝喜酒的张升一上桌就成了众矢之的。酒过三巡，话不投机，袁风学仗着酒劲儿和两个儿子在场，和张升对骂。东北男人将骂阵升级到动手，只在转瞬之间。袁风学首发，一个酒杯砸在张升头上，玻璃花四溅，张升的脸顿时鲜血淋漓。上阵父子兵，两个儿子袁国忠袁国庆冲过来，爷儿三个把张升摁在地上实锤。因为怨气储存得太满，看热闹的不少拉架的空缺，张升这一顿打挨得不轻，进了市中心医院。袁风学被控制在大队部，两个儿子逃之夭夭。

公社的公安助理向县局报的是杀人，刑警队出了现场，将袁风学带回县局拘押，随后组织警力追捕老大袁国忠老二袁国庆。

我当时正在读高一，有一天放学回家，看到姥爷姥姥来了，还领来一个老太太，认出这是袁国庆的妈（她和姥姥家沾亲）。老太太央求父亲高抬贵手放了她老头儿，如果实在为难，放过她两个儿子也行。理由是他们家伤一个，我们家进去一个。总不能他们伤一个，我们进去仨，政府得讲道理。爸爸说公安局不是商店，钱货对等。国法就像一面墙，谁撞上谁起包，起包是轻的，撞死的也经常有。

袁家老太太在我们家住了七八天，爸爸始终没松口。为了弥补爸爸的大义灭亲，妈妈只好热情地桌上桌下伺候。那老太太口才极好，据说她爷爷是清末民初的说书艺人，只要爸爸一回来，她就连续展开攻势。爸爸碍于姥姥姥爷的面子，只好出个耳朵听着。一天晚上停电，正赶上爸爸也在，老太太说今天难得清静，给你们说一段书听听。出乎我们意料，她还真有点儿说书艺人的范儿，只是内容让人听着别扭。她说的是华容道关羽义释曹操，这就有讽刺爸爸不讲义气的嫌疑。爸爸说三姨你这什么意思？我比不了关羽，反过来我三姨夫也不是曹操。再一个那是故事，编的。

第二天晚上我放学回来，发现姥爷姥姥还有那个老太太都走了。妈妈说爸爸捎信来了，那哥儿俩被抓住了，放人是不可能的。老太太生气了。

张升抢救过来了，但留下了残疾。袁风学被判五年，老大袁国忠判两年，老二袁国庆判一年。1990年姥爷去世，我们回松树屯奔丧，村里乡亲都上门吊唁，唯有袁家的人没露面。办完丧事，妈妈把姥姥接到县城，卖了松树屯的老屋，我们家慢慢就断了和松树屯的来往。

后来爸爸跟我说，还记得那个关羽义释曹操的故事吗？关羽是中国徇私枉法的代表，他在华容道私放曹操，结果给吴蜀埋下了巨大的隐患。这样一个应该押上军事法庭的人，这么多年来却被我们错误地树为忠义的楷模……你记住，一个警察水平高低、能耐大小都不打紧，那个东西本来就不是一般齐的，最要紧的是一定不能徇私情。一个执法者，徇私必然枉法！

三

1985年7月，我从警校毕业。我提前就跟爸爸说，我不想回县局工作，爷儿俩在一个单位不方便，组织上好像也有这方面的规定。这是我桌面上的理由，而桌子底下呢？当然是市局条件更好，发展空间也更大。爸爸说还没参加工作就有说道，给组织留下什么印象？组织总比我们个人明白。

果然，组织不糊涂，把我爸调市局去了，把我甩到县局。因为学的是刑侦专业，我被分到刑警队，我的师傅是李宝林。这时的刑警队已经是全局的第一大科室，领导民警技术员加起来三十多号人，足足占了二楼一个楼层，这还不算技术室的五间平房。刚上班的时候，听同事们偶尔谈起“老凿儿”，好长时间我才知道“老凿儿”是我爸。

刑警队是男人的世界，几十个行走坐卧都荷尔蒙溢出的雄性怪物，可见当他们的头儿得有多大本事。破案抓捕是他们的主业，局里有了急难险重的临时任务，刑警队也是当仁不让。全身挂满生猛标签的刑警队，同时也成了粗野的代名词，而最粗野的要数“007”。

队里有一个最大的办公室，是用会议室改成的，门牌号2007。里面有十张办公桌，在这里办公的都是警龄不超过五年的刑警。刑警队不是天天都有案子，偶尔也有没事干的时候，如果“007”的门大开着，里面座无虚席，其他科室的年轻人都明知屋有虎，不从虎门过。

曾经有一个不信邪的，治安科的周震。这天早晨周震想上厕所，一楼客满，便来到二楼，估量一下还有几分钟空窗期，仗着也在警校学过武打，就信马由缰到了“007”，想看看同学王富。王富同学正在二楼厕所，他就一屁股坐在王富的椅子上，环伺一周，说了句“朕在此，众奴才因何不跪”。祸从口出，霎时间几条大汉围拢过来，准备把他放倒，继而就是扒裤子用印泥涂鸦之类的恶作剧。其中一个姓于名今朝的警校应届毕业生注意到小周握在手里的手纸，估计他有如厕嫌疑，提议换一个惩罚措施，于是几个人把小周用手铐铐在暖气管子上，然后关好屋门，大家一哄而散，溜到别的办公室喝茶。

王富在厕所就听到了“007”的呼救声，回到办公室，见一个人被铐在墙边哀嚎，但因为头上蒙着头套，以为是哪个组刚刚抓来的，就坐回自己的办公桌。后来越听声音越熟悉，掀开头套才知道是“朕”被欺负了。小周的手铐刚被打开，一个箭步就直奔厕所……

1989年，我当上了刑警大队一中队队长，手下有四个侦查员，都是一水儿的警校毕业生。三年时间，一中队攻城拔寨所向披靡，其中有两起比较经典的案例，让一中队在全市公安系统扬名立万，同时也把我推到了刑警队副队长的位置上。

一起发生在1989年初秋，知足山乡境内的一条省际公路升级改造柏油路面，过往车辆都在金牛村下道，走一段乡路，这段乡路顿时车水马龙拥挤不堪。因为路窄车多又是穿村而过，司机们都开得很慢。夜深人静的时候，铁道游击队的场面在金牛村重演了，只是被抢的和行抢的都是我们自己的同胞，没有日本人的戏份。

来县局报案的是一辆河北籍货车的司机，一口唐山话。他的车拉的是盘锦大米，五十斤一袋。到金牛村村口的时候是晚上8点，天还没完全黑透，他也听说过金牛村有上车扒货的，为了防备不测，司机让副驾驶坐到车厢里的米袋子上。快出村的时候，四个抢匪从一棵大榆树的树桠上跳下来，直接落在货车上，先给了副驾驶两个耳光，然后往车下掀米袋子。两三分钟时间，四个人跳下车跑了，司机停车清点货物，少了四十三袋。

刑警队长董德福把这个活儿派给了我。我领了任务，联系知足山乡公安助理老邢晚上在所里等我。晚上8点，我带上中队四个侦查员，坐上报案人的大货车往知足山驶去。我们白天对这辆车做了精心伪装，车牌是山东的，车上剩余的大米还在，但外面罩上了我从运输公司借来的绿色蒙布。我坐在副驾驶位置，四个侦查员则藏在蒙布里。

9点10分，我们进入金牛村，快到那棵大榆树了，我用枪柄敲敲驾驶室的后隔板，提醒他们注意。车灯照耀下，我看到大榆树浓密的枝叶里露出一只黄胶鞋。这次他们来了三个，直接跳到侦查员的身上。没等他们回过神来，蒙布忽地掀开，四把手枪对着他们。

货车直接开到乡政府，但讯问刚刚开始就停止了，原因是这三个不是昨天的那四个，这三个今天当班，那四个今天轮空。我给董队长打电话请求支援，刑警队全员压上，抓捕和搜查同时展开。第二天又搞了一整天，十四个嫌疑人无一漏网，搜出的赃物装了六辆大货车，家电食品服装药材一应俱全。

让我们一中队扬名立万的第二起案子，发生在1992年春节。每年年底，各大粮库开始收购玉米，粮库的外面排起了各种车辆的长龙。上世纪90年代初，虽然粮食市场还没完全放开，但已经有所松动，粮食贩子游走于农户和粮库之间，寻求挣钱的机会。每到这个时候，粮库里的一个岗位就会变得炙手可热，那就是质检员。他们左手端着本本，右手拿着一根带尖儿的铁棍，一尺多长。铁棍是空心的，质检员把它噗的一声插进装满玉米的麻袋，再拔出来，铁棍里面灌满玉米粒儿，质检员就根据这些玉米粒儿确定这一整车玉米的等级。

这个节骨眼儿，粮食贩子恨不得管质检员叫亲爹，手里拿着的香烟一直举着，而质检员往往都不屑一顾——粮库里禁止吸烟。如果你想把一根烟夹在他的耳朵上，你会发现他的两个耳朵上都已经各夹着一根了。

那年春节，全县第一大粮库王府粮库报案，库存玉米出现大量短库，粗略估计至少十万斤。随后又有几个粮库报案，也是程度不等的调库问题。

我带队进驻王府粮库。蹊跷的是，外盗和监守自盗的可能性都被排除，但这么大量的玉米是怎么消失的呢？检斤员造假？检斤员和记账的是两个人，没有任何破绽。质检员呢？他如果图谋不轨，尽数不是他的职权范围。侦破工作许久没有头绪。

在粮库食堂吃了晚饭，我们五个就在院子里转悠。不是吃饱了撑的，是因为没事儿干。粮库的院子里到处都是粮食囤子，像过去日本炮楼的样子，但比炮楼粗壮很多，顶上用草做的尖顶，既能防雨雪还兼顾透气。院子的西北角是检斤房，一共两间。完整的那间是检斤员的操作间，只有房盖和四个柱子的是地磅秤。挨着操作间的屋墙，小郭看到一个方铁盖。都说好奇害死猫，而好奇成就了侦查员。我们试着掀开这个盖子，案子的真相也随之掀开。

这是一个团伙，三个成员。哥哥负责开车，爸爸在窗口挡住检斤员的视线，瘦小的弟弟趁机从这个铁盖子钻下去。地下空间是地磅秤的内结构所在，弟弟扳住一个机关，他们的一车玉米会从一千斤陡升至一万多斤。如果他们一天送三趟，弟弟会待在里面，爸爸再来的时候给他暗号。最后一趟结束，爸爸再掩护他钻出来。他们的运粮车是经过改装的，车厢很浅，看着像装载着一百多袋玉米，其实不超过十五袋。

四

我再见到袁家人也是这一年。

五一节过后，我被提拔为刑警队副队长，王富接任一中队队长，他是我带的第一个徒弟。这时张警龙已经两岁，成了姥爷姥姥家的最爱。姥爷姥姥虽然没获得警龙的起名权，但只要孩子姓张，他俩就心满意足了。鉴于两位老人这么喜欢我们，我们也不负所望，一直带着警龙和岳父岳母生活在一起。

老人偏向谁总会有办法。警龙的姥爷在县城买了一套房，把自己住的一户两间半的平房卖给了我们，作价两万元。其实我们不仅一分钱没出，姥爷还另外塞给老婆一万元，让我们把旧房子翻建。我抽不出时间来打理，老婆挺身而出，高中历史老师成了我们家的中流砥柱兼项目经理。拆除结束就开始打基础，基础打好的那天，我应瑞敏急着来到工地。她说马上要起墙了，这个时候男人必须来看看，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我匆匆赶到工地，但我只有半个小时时间，因为市局刑警支队要来研究案子。就这半小时的工夫，我见到了袁家老二袁国庆。

我们家的房子向东不到五百米有一处更大的建筑工地，已经起了三层。一辆小货车从那个工地开出来，徐徐停在我面前，我下意识地后退了两步。车上下来的人就是袁国庆，我一眼就认出来了。

“是卫国吧，怎么在这儿？”袁国庆上前一步和我握手，我立即感觉到他的手劲超过了我。

“这是我的房子，翻修呢。”我说。

袁国庆抬手往东一指：“那个工地是我的，妇幼保健站办公楼。缺啥东西上那儿去拿，我包工包料，和甲方不发生关系。”

我赶紧说：“不用不用，我老婆都买好了。”

袁国庆给我介绍了开车的司机：“这是我家老五，国栋。他现在干的是货车营运，我的活儿都给他。”我和老五握手。袁国庆接着说，“我家老七国标，你可能没印象了，他也从松树屯出来了，在县农贸市场卖猪肉，我的工地两天就得一头猪……”

匆匆一面，袁国庆说得如吃饺子剥蒜一般随意，我也听得漫不经心。这天晚上还发生了一件事，往妇幼保健站运建筑材料的车在我们家的工地卸了一车红砖和半车水泥。我老婆要给钱，他们说跟我算。老婆说她管账，追到他们的工地把账结了。那是1992年5月的事。

到2002年，老二袁国庆的建筑公司已经发展为全市最大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名字就叫国庆地产。老五袁国栋成功转制了县运输公司，后来在袁国庆的帮助下成立了国栋交运集团，垄断了全县乡镇际公路客运，继而扩展到公路运输、出租车营运、空车配货和机动车修理，成立了多家分公司。老七袁国标先是垄断了砍肉业，号称镇关西，后来扩大到生猪收购、养殖、肉食品加工，效仿二哥和五哥，成立了国标食品集团，但他天生不是做生意的料，买卖开张得快黄得也快。原以为他这辈子只能砍肉了，没想到2001年，三十一岁的袁国标竟然成了复兴镇西关村村主任。

我们县叫复兴县，顾名思义复兴镇就是县城，复兴县的首善之地。复兴镇一共两个村一个街道办，两个村是东关村和西关村，西关村相对更为重要，因为它和复兴市的郊区连着。袁国标成为黑马，这让认识他的人都大跌眼镜。袁国标的户口当时还在松树屯，本人又被拘留收审过，政治面貌就更无从谈起，别说党员，比一般群众还多两个负号。但他不仅主政全县最大的村，还当上了县人大代表，上哪儿说理去？几年村主任当下来，袁国标鸟枪换炮，西装领带皮鞋手表等一应行头没有二十万打不住。过去粘在身上的砍肉刀和皮围裙早已没了踪影，甚至在西关村，没人敢在他跟前提“猪”字。

到2012年，袁家的两家公司分别成为县里市里的支柱产业和纳税大户。袁国庆成了市政府的座上宾和市电视台的新闻主角。袁国栋是二哥同款，不同的是他在县里。而袁国标呢，摇身一变入了党，身兼复兴镇副镇长和西关村支部书记、村主任，他在复兴县呼风唤雨的能力不输二哥袁国庆。为什么呢？西关村地理位置优越，袁国标手里有大片土地。虽然这些土地名义上还在村民手里，但只要有开发商看上，拿出来就是袁国标一句话的事儿。一般是五万块钱一亩补偿给村民，至于村里卖给开发商多少钱，那是村里的事，和村民没关系，如果谁嘴欠打听，晚上准有砖头对你家进行精确打击。

这本来是后话，但我心急，先在这儿说了。

1992年底，我们的房子竣工了，一家喜迁新居，那时候也没听说过甲醛这个词。老婆最后横账的时候，无意间提到了袁二工地送来红砖和水泥的事，着实把我吓了一跳，但老婆最后的处理，我还是赞赏有加。我庆幸有个警觉的老婆，懂得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软的道理，一个劲儿夸她做得对，防人之心不可无嘛。

老婆一愣：“防谁？”

“送砖和水泥的。”

老婆说：“你说得太对了，他们当时说跟你算账，我就留个心眼，你哪懂建材的行情啊，指定这是想唬你啊。我直接跟到他们工地，把账结了。”

原来这是个乌龙球。我知道亡羊补牢的重要性，就把袁家的事讲给她，告诉她我们要携手共筑道义和良知的心坝。还要她时刻监督我，帮我守住一条永远不能逾越的底线，这个底线就是绝不能徇私枉法。

搬入新家，心情大悦，毕竟有了自己的小天地。说是小天地，其实可不小，我们一把手局长才住三间而且是旧房。刑警队有房子的都是四十五岁以上的，年轻人都租房住。这么说吧，全局我的房子面积排第二，质量排第一。

早上上班的时候，我和老婆一起出门，两辆自行车并驾齐驱。她的车大梁上安着一个儿童座，上面坐着张警龙。在文化路路口，我们两个分开，我向北去公安局，她先直行到县政府幼儿园，送完孩子再向南奔县高中。我的下班时间连神仙都预测不了，所以警龙都是他妈妈接，他妈妈如果有事，姥爷姥姥是替补队员，替补有时候还越俎代庖，让孩子他妈没的接。

老爸也知道我们的房子竣工了，答应过来看看，但直到五一节才趁去省厅开会的机会拐到县里。吉普车停到门口，爸爸进屋，我喊司机进来喝口水，司机大潘示意我他车里有水。警龙用好奇的眼神注视着爷爷，爷爷蹲下摸摸警龙的小脑袋，然后各屋看看，说了一句不错，转身出屋。

我陪着爸爸出来，才发现不知什么时候，在外面等候的大潘身边多出一个人，袁国庆。我不想把他给父亲作介绍，想等父亲上车走了再和他打招呼，但袁国庆却自报家门，还主动降阶，管爸爸叫了一声张叔。爸爸和他握了个手，上车走了。没用我邀请，袁国庆直接就进屋了，先夸奖了警龙一番，又对房子大加赞赏，绝口没提砖和水泥的事。

有时候没有案子正常下班，我偶尔会在路上碰到袁国庆，不管是迎面而来，还是同向而行，他都会让司机停车，下来和我寒暄，每次都说去饭店搓一顿。虽然我每次都是礼貌地谢绝，但丝毫不影响他再见到我的时候，还是那样初心不改。

五

王富是我学弟，1987年毕业。到刑警队报到的第二天，董队长把他领到“007”。王富成了我的学弟加徒弟，我也创造了刑警队最年轻师傅的新纪录。王富是农村孩子，家里兄妹五人，他姓二。父亲有严重的支气管炎，后来又并发肺心病，但仍然顽强地把五个子女抚养成人。可能是受父亲的影响，王富的性格温和但绝不缺少刚毅，生活因拮据而节俭，但从没有人说他吝啬。我也毫不掩饰对王富的喜欢，后来我调一中队当队长，把王富也带了过去。

袁家在我们县迅速崛起，王富比我先感觉到了。一天早上，王富说昨晚治安科集体到人民饭店吃请，做东的是袁国庆。“喝酒的时候，袁总还提起了你。”

我问王富：“你听谁说的？”

“周震说的。”王富告诉我，周震他们科办理一起伤害案，菜市场两个砍肉的打起来了，其中一个是袁家老七。

袁国庆请治安科的伙计们吃饭，席间提到了我，据王富转述，他的表述是这样的：“我和卫国是亲戚，虽然论着我是叔，但我们两个像亲兄弟一样。”他这个单方面定位，直到现在也没有任何变化，一个字没添，一个字也不减。

当年的治安科可谓威风八面，对全县任何一个角落都有治安管理权，更厉害的是还手握户口审批权。每年市里给县里的农转非、乡进城指标有限，但符合进城条件的却如过江之鲫。局里从局长到一般民警再到看大门的烧茶炉的，几乎人人都肩负着给自己的亲戚朋友到治安科疏通关系或打听消息的重任。

每年10月份是审批户口的档期，获批的人就此成了城镇户口，当地乡镇生产队在年底给他们分最后一次口粮，然后根据准迁证取消他们下一年的全年口粮。为了免受干扰，有几年治安科审批户口都到县政府宾馆，宾馆不仅热情接待而且费用全免。对于宾馆来说，这在我们县可算得上仅次于常委会的殊荣。

王富说昨晚治安科倾巢而出，何大拿带队。治安科科长叫何建军，但他习惯大伙儿叫他何大拿，这个绰号足以体现他在局里的分量，而他也真正做到了一人之下，二百多人之上。治安科的民警说，我们科长理一下政委都得看心情，其他副局长更不在话下——包括已经调走的副局长张发财。这简直就是挟治安科以自重，大家怎么能咽下这口气呢？

能咽下。他父亲是我们县乃至我们市唯一的老红军，书记县长都能咽下，我们当然也能。

何大拿手里有这样的权力，家庭有这样的背景，想低调，全县干部群众都不答应。袁国庆是怎么结交上何大拿的呢？真是不可思议。

妇幼保健站大楼快竣工了，我在路上又碰到几次袁国庆，他还是主动停车，握手寒暄，一如既往的热情。他没有坐轿车的傲骄，我也没有骑自行车的自卑。

“我有女朋友了。”王富告诉我这个消息，就意味着已经八九不离十了。

“干啥的？”我不问年龄不问长相，偏问工作。我希望他能找一个家庭条件好一点儿的。王富实在是太苦了，不但要照顾自己的父母，父母上面还有一个耄耋之年的奶奶，一家人基本全靠他的工资。王富这些年有多省，举个例子，他能穿出去的一件夹克衫和一条长裤都是我送的。

王富的女朋友在卫生局上班，叫乔丽丽，父亲在县政府，母亲在县医院。我问谁介绍的，王富说是周震。周震的对象叫乔莎莎，在交通局工作，和乔丽丽是叔伯姐妹。王富打算趁着夏天把事儿办了，他爸身体不行，冬天出不来屋。

王富结婚那天我带着瑞敏参加的，一中队的几个帅哥当然也都去帮着张罗。新房很矮，进去脑袋几乎就碰上顶棚了。因为新房就是王富岳父家的门房，女方一家昨天转移到了乔丽丽的叔叔家，也就是乔莎莎家。一会儿，新亲团队将从乔莎莎家出发，浩浩荡荡地回到乔丽丽家——总不能把乔丽丽从正房一转身娶到门房，那岂不成娶偏房了？

迎亲的除了公安局的同事，还有王富的几个同学，主体成员是王富的家人和亲戚。支宾喊了一嗓子“来了”，大家蜂拥而出，顿时塞满了整个胡同。

一辆崭新的桑塔纳轿车停在胡同口，乔丽丽下车，王富迎上去，把新娘带到自己的爸爸妈妈跟前，乔丽丽叫爸妈。这是婚礼的第一个程序，改口。王富的妈妈端着一个红盆，从里面拿出个红包塞给儿媳妇，这是改口费，这个盆叫聚宝盆。

新亲们陆续进屋，我才发现这辆婚车是县委的，不仅是县委的，而且是县委一号车。周震也是新亲团队的成员，他给我介绍了他的准岳父，也就是王富的叔丈人，县房产局的乔副局长。他身旁还有一个人让我始料未及，居然是袁国庆。乔局长没介绍，周震也没介绍，袁国庆朝我点点头。

王富只休了两天婚假就回来上班了，一中队实在太忙。我突然想起了袁国庆，问王富袁国庆怎么在送亲的队伍中？王富说老婆的叔叔和袁是好朋友，那台婚车就是袁给找的，但自己的岳父和袁国庆好像不是很熟。我心想很快就会熟了，前提是你岳父有价值。

第二年，王富喜得千金，喝满月酒的时候，周震领着未婚妻来了。他们下周结婚，新房在县委集资楼，一百二十平米的大三居。这个楼盘是袁国庆承建的。而这年年初，周震的岳父已经升任房产局局长。

王富的岳父直到退休也没能成为袁国庆的朋友，他虽然也在县政府大院上班，并且贵为一局之长，但那是统计局。

六

刑警队长董德福和我爸爸岁数性格都差不多，我纳闷儿他怎么没获得“老凿儿”的称号，难道是等额选举？

董队长的标志是不苟言笑，有人说就没看他笑过，而且是几十年如一日。现在局里除了张财局长，就数他资格最老了。曾经有人臆测，是仕途不顺让董德福丧失了笑的能力。在我看来，这个说法不成立，董队长仕途不顺只是近几年，他当刑警队副队长比我爸爸还早，那个时候他也没笑过。最后大家得出一个结论：他不会。

之所以不会，既不是仕途原因，也不是他缺根神经。平时他的脸总绷着，一是性格使然，再一个，可能和他高强度高密度的讯问工作有关系，董队长是全省有名的讯问专家。他审过的人不计其数，有时候在街上就能碰到。

“你他妈的审过我，你忘了吗？”一个壮汉走到他跟前，语气恶狠狠。

“你不提我真就忘了，如果你想继续那很容易。”面对威胁，老董淡定从容。这绝不是虚张声势，他体壮如牛，而且会点儿武术。

教导员孟庆伦和老董不一样，天天和风细雨的，笑容更是随时可掬。他是“文革”前一年省警校的毕业生，不仅业务能力一流，还有很深的文学功底，可算是局里顶尖的饱学之士。但文学这个东西很奇妙，你积淀得过厚，就会凭空多出一种情怀，而情怀这东西有时候会被没情怀的人看不惯又瞧不起。

有一年县局得到一个全市先进党支部的名额，因为是全市，所以特别引人关注。刑警队当然志在必得，政治处也通知我们报事迹材料，孟教赶了几个昼夜，刑警队班子又反复推敲才报上去。报了事迹材料，基本就是板上钉钉了，但县局最后报到市委的却是治安科党支部。孟庆伦怒不可遏，找张财局长理论未遂，直接进了政委贺景益的办公室，质问他为什么舍刑警而取治安，非让贺政委拿出根据来。

政委支支吾吾，孟教得理不饶人，从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到落实以“三会一课”为主的各项制度，还有经常性的党员活动，一项一项和治安科比较。贺政委无奈透了底，说局党委开始定的是报你们，但市里指定必须报治安科，不然就作废。毕竟手心手背都是肉，总不能让到手的指标废了。

争吵引来附近科室民警的围观，孟教被大家劝出来，站在走廊里，委屈得像个孩子。看看逐渐散去的同事，没一个能留一步听听他的解释，孟教用近乎于吼的语气，说了一句“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男中音的抑扬顿挫之间，他已经泪流满面……

孟教因为这事写了检讨，检讨还不算，治安科传出话，指责孟教污蔑他们连一堆好草都不是，是一窝蓬蒿，希望孟教给个说法。等一段时间刑警队没动静，治安科副科长王林找上门，两个人在孟教的办公室唇枪舌剑。王林说你们工作很出色，但治安科也不逊色，我们想办法争取来的指标，你们想取而代之，简直是与虎谋皮。孟教说知道你们治安科神通广大，这个事我算是开了眼了，但我们不知道这个指标是你们要下来的，否则我不会去政委那儿找这个没趣。所以你说我们想取而代之，根本不成立。至于与虎谋皮的比喻，我感觉不恰当。我们是局里的平行科室，进一步说是兄弟单位，你们不是虎，如果非得把自己当虎，我们也从未谋过虎皮。别说区区一张虎皮，堂堂刑警队，除了与犯罪分子作斗争，就没谋过什么。

王林感觉理亏，绕开这个辩题，说既然是战友是兄弟，怎么把我们比作蓬蒿呢？这时候董队长进来了：“你们连蓬蒿都不如！”

王林不敢和董队长理论。都知道董德福会武功，并且有点儿轴。

10月份，治安科的报复措施有了实锤。董队长的妹妹和两个孩子是“三无户”，户口乡进城排了三年，今年铁定能批。可公布的时候，名单里根本没有姓董的。王富赶紧找周震，周震说何科长说了，董淑霞这就等明年吧。

董队长让周震把妹妹的申报材料拿过来，周震送来一个档案袋，里面是各种证明材料，还有从村组到乡政府再到街道都盖了公章的户口农转非呈批表。董队长把材料码齐，哧啦一声，再哧啦一声，撕了个四半儿。

妹妹董淑霞拎着土豆茄子兴冲冲地来哥哥家串门，顺便登户口的喜讯，但她等来的却是噩耗。哥哥把一个纸袋给了她，里面是一沓碎纸。董德福哭丧着脸：“哥哥对不住你，等治安科长换了，我再给你办。”

没想到妹妹那么懂事：“哥你别上火，现在农村和过去也不一样了，就算转不了，日子过得也不见得比城里人差。我们不低这个头，不蒸馒头就为了争口气。”

董德福的眼睛登时就红了：“淑霞，哥谢谢你！”

董淑霞的户口一直没进来，因为何大拿一直占着治安科长的位置屹立不倒。其间治安科曾经几次释放善意，但董队长不回应。后来董队长退休了，何大拿也退休了。他们两个的僵持，董淑霞先是成了牺牲品，后来竟然阴差阳错，她又成了最大的受益者。前几年，她家在农村的土地被划进了市开发区，补偿金得了六百多万，成就了现实版的“塞翁失马”。董淑霞经常感叹，要是当初转了户口，名下的土地也就没了，哪来的今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