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认识历史的方式可以有多种： 一是从考古发掘人手，二是从历史遗留文献人手，三是其他一些非常规的手法。在所有这些手法中，以服饰艺术为切入点，进行辐射式的生发研究，往往是考古研究及文献研究都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对具体的历史时期进行政治、经济、宗教、军事、伦理、法律、科技、艺术及文化等方面的考察时，几乎从来不能回避对与服饰艺术完全相关联的许多方面的考察，事实上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只能由掌握服饰艺术的史实来支持和补充对上述这些方面的认知。

服饰艺术

我们似乎可以说：服饰艺术的物质形态呈现史及观念形态嬗变史，实际上就是人类社会物质文明及精神文明发展变化史的一种特殊反映。由服饰艺术的或微妙或剧烈、或迟缓或快速的新陈代谢，我们可以得识一个特殊历史时期的概貌特征。显然说服饰艺术是人类社会历史的一种全息化表征，应当说是比较准确的。每个时期、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服饰艺术，虽然相承接的时期或时代，其服饰艺术会有一定的延续性，但是更多的却是体现出期与期、代与代之间的差异，其道理就相当于世界上根本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一样。

服饰

人们既可以借助服饰艺术历史的专项及非专项考察，去还原人类社会历史的一些本相，还可以通过对人类社会的经济、政治、宗教、法律、科技及文化等方面的考察，来获得关于人类服饰艺术的一一些认识。可以说人类社会历史的沧桑浓缩于服饰艺术之中，而服饰艺术的沧桑则尽显于人类社会历史的形象化及观念化的具体展示之中。就中国服饰艺术的历史流变来看，先秦至明清时代的结束，既标志着延续数千年之久的中国奴隶社会及封建社会的结束，又标志着中国服饰艺术“古典时期”的终结。

明清服饰

民国至当代，是中国进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继而又进人先进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重大历史转型期，是中国服饰艺术发展的“现代时期”。尽管从民国到当代，只有短短的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但就在这段时间里，中国服饰艺术发生的变化是非常巨大的。晚清之际，帝国主义列强通过实施炮舰战略，敲开了中国的大门，他们率先将侵略触角伸进了中国的各大城市。尽管其本意在于殖民扩张，但这却在一定程度上为这些城市营造了一种商业化、都市化、消费化、工业化及现代化的发展氛围。这种氛围对于服饰艺术的发展无疑会产生重大的影响。继此之后，中国服饰艺术的发展开始进入“现代时期”，在这一过程中出现的一个最为关键的征象，就是发生在20世纪初期的辛亥革命及五四运动。

民国服饰

辛亥革命是以孙中山等为代表的一批资产阶级革命家发动的一场以推翻腐朽没落的封建帝制为己任的民族民主革命，它是以19世纪中叶以后帝国主义列强用坚船利炮迫使中国门户开放为背景的。辛亥革命尽管不是一场进行彻底的革命，尽管一度被袁世凯及北洋军阀窃取了革命成果，但它却在客观上为在中国延续了数千年的封建大一统集权专制，敲响了丧钟，从而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而继辛亥革命出现的五四运动，则可以说是一场民主与科学的启蒙运动，它以反帝反封建为背景，以传播新思想新观念、发动新文化运动为契机，从根本上将人们真正带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本来早在清朝晚期，一批深受西方民主及科学思想影响的人士，就试图通过不伤筋动骨的王朝内部改良来求取民族及国家的振兴。如戊戌变法及洋务运动。当然戊戌变法及洋务运动，更多地是从实际制度的操作及科学技术的学习上以求有所作为的。尽管它们最后都以失败告终，但由之引发出的一些新观念新思想，无疑对后人是有一定影响的。其中这些观念和思想的组成内容中，就不乏直接关系到服饰艺术的东西。

辛亥革命孙中山服饰

比如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在戊戌变法的内容中，有一项就是针对服饰艺术的，这项条文明确恳请皇帝“断发易服”、听任百姓穿着自主。也许是因为服饰消费行为直接关乎封建统治的制度外化形态的缘故，皇帝一下子就看到了服饰自由对于等级秩序的威胁，竟未及商量就断然拒绝了变法者的请求。后来以伍廷芳为代表的一些主张西化的重臣，又曾经在宣统初年提出了全面剪发、普及西式服制的议案，但最终还是不了了之。在这种情形下，从根本上变革服饰，并将中国服饰艺术的发展从“古典时期”引入“现代时期”，就只能发生在民国及其以后的时代。

其实还在刚刚进人20世纪不久，中国国民的服饰消费生活变革，已在一定范围内及一定层面上开始酝酿。其中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批批到国外留学或谋生的中国人最早开始在服饰上实行变革，他们在国外剪去辫子、穿上西式服装，在国内则或以新派人物身份出现，或临时穿国服戴假发。还有一批与来华的外国使节、商人及传教土交往的中国人，也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西方人的服饰习惯，他们穿着西服，出人与西方人活动的社交场合。也正因此，这些人往往都被观念比较守旧的国人称作“假洋鬼子”。

国民的服饰

辛亥革命结束以后，以孙中山为领导的国民政府，开始普遍推行崭新的服饰理念及服饰制度，号召国中男子剪辫，穿新式服装，从而在根本上废除了封建时代的服饰等级制度。这种服饰变革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人心所向。当时的报纸称：“革命巨子，多由海外归来，革冠革履，呢服羽衣……政界中人，相互效法，以为非此不能厕身新人物之列。”这种情况逐渐发展，以至于“人士趋改洋服洋帽，其为数不知几凡”。后来袁世凯图谋复辟帝制，调动张勋辫子军进京，穿上龙袍正式登基，这一系列丑行首先以服饰符号的独特寓意表现了袁世凯倒行逆施的险恶用意，这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国人讨逆的决心。

应当说，民国于成立之初发布的《剪辫通令》及一整套民国服饰新范例，标志着中国服饰艺术发展的“现代时期”已正式到来。这些通令及范例的意义在于：它们废除了封建王朝强加于国民头上的那些繁琐守旧、苛刻严酷的衣规服制，还国民以本应享有的服饰生活自由(主张政府宫员不论职位高低，都穿同样的制服)，给国民以开放的、现代的观念。新范例以西方服饰为参照，通令则以发式自由为前提，它们同中国服饰传统中一些可以保留和发展的因素汇为一处，构成了20世纪初服饰艺术发展的新景观和新选择，也开辟了中国服饰艺术向着平民化、自由化、多元化、开放化、现代化、个性化甚至西方化方向发展的道路。

参考资料《中国服饰艺术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