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这是一个文化碰撞最激烈的朝代，中土兴起一股玄学之风，僧尼，道士，甚至金发碧眼的西域人士在中土大地上都随处可见，文化进步也促进了文明的进步；这也是一个政权更迭最频繁的时期，北夷入华，诸侯争霸，九千里华夏被肢解分离，昨日还是奉天承运，高高在上的君上，转天就成了他人的阶下囚，刀下鬼。战乱让人们的穿着更加追求轻便。

就是在这样一个民族交融的时代下，汉族的服饰也受到了很多其他民族的影响，胡服的一些式样特征也保留在了汉族服饰中，魏晋南北朝的服饰呈现出了鲜明的时代特色。

八王之乱，五胡乱华—民族大融合下的魏晋南北朝

东汉末年，天下三分，中原大地正式进入了一个动荡的年代。三国是一个英雄当世的时代，人人都渴望问鼎群雄，战衣宝马，驰骋战场是那个时代的声音。

三国归魏，晋又一统天下。虽然结束了一段时间的战乱，但是那位“何不食肉糜”的低能皇帝晋惠帝司马衷，显然不是最终的答案，又怎么能让人信服。于是晋王朝爆发了八王之乱，西晋在风雨飘摇中走向灭亡，中原大地经历了短暂的和平之后，又重归战乱，在封建时代，和平是暂时的，动乱才是时代的主旋律。

晋国并没有彻底覆灭，公元317年，西晋皇族司马睿与江左一带建立东晋，放弃长江以北 的土地，偏安一隅，算是苟延残喘。而这时节汉族服饰特点，北方的少数民族在八王之乱期间已经进入中原大地，也站稳了脚跟，随即趁此机会自立为王，由于少数民族政权较为混乱，所以史书上统称为十六国。在这之中，对于民族融合汉族服饰特点，推动服饰改革不得不提的有一个人，他就是北魏的孝文帝。

汉人效胡，胡人汉化——南北朝时期汉服与胡服的交融

北魏孝文帝是鲜卑族，拓跋氏。北魏也是北朝的第一个王朝，到孝文帝当政之后，他便开始大刀阔斧的开始改革，改革的中心就是汉化。少数民族政权有着它的弊端，首先就是新生政权的稳定性，为何北朝政权交替如此之快，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吏治与律法上的不健全，所以孝文帝上台之后对于鲜卑族的旧俗进行了颠覆性的变革。

首先他改掉了自己的姓氏，鼓励与汉人通婚，效仿南朝的规章制度来处理政事。其他例如均田制，三长制，都是依照南朝的律法。孝文帝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在当时大大推进了北魏的经济、文化、军事上的进步，也缓和当时北朝各民族之间剑拔弩张的关系，而且对于民族大融合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

少数民族对于汉人的学习是因为自身文化，政治制度上的落后。希望通过学习更为先进的汉族人，来巩固自己的统治。汉人自古以来就以学习其他民族文化见长，在面对将自己驱赶到长江以南的北方骠骑民族，汉人也开始思求学习。

例如“裤褶”，在形式上类似于汉族的袍式，但是比袍要短，又比短襦要长的一种左衽的上衣。这原本是北方民族为了适应长期迁移，居无定所的生活环境而演化出来的造型，在长期的民族融合中，汉人也接受来了这这种穿着，并加以改良，形成了新的汉族服饰，穿着方便，便于作战。

再有就是汉服在魏晋以前非常臃肿，为了御寒，常常是穿着厚重的外衣，再加上裹挟的内衬，而魏晋以后，北方少数民族的裲裆进入了汉服的领域，发展到今天就是马甲，至今北方还有外穿马甲的习惯。

建安风骨，魏晋风度——文化进步改良了汉民族的服饰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极为自由的时代，社会的动荡，最容易产生思想上的变革。

在意识形态领域，魏晋时期兴起了一股玄学的风潮，在汉武帝之时，为了便于管理统治，增加皇权的神圣性，汉武帝采取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手段，让儒家思想深入人心，而玄学思想是对于先秦时期的名家、道家、法家的思想的总和，突破了儒家的束缚。

玄学不同于儒家的是，它崇尚清淡脱俗，放荡不羁。如此，在服饰上就不再受到礼法的约束，这是一次自由意识的觉醒运动，我们可以看到在这种思想下，服饰上变得越来轻便，包括当时人的体态要求也变得更加清瘦，记录当时穿衣造型的重要史料就有“竹林七贤”的画像砖，其中每个人的衣着都是清新脱俗，或袒露胸怀，或赤足散发，还以蔑视朝廷、不入仕途为潇洒超脱之举。这种放任不羁的风情，所谓“建安风骨”，正是这个时代的最好印刻。

魏晋南北朝时期，个人意识也占据了时代的主流，文人墨客不再为政府执笔，歌颂功德的文章越来越少，撰写的文章也开始对自我精神的探索。人与人交流的时候清谈玄学成为一种潮流，人们开始“以貌取人”，也就是讨论人的外貌服饰，穿着成为了一种表达内心自由精神的象征。这也是有名的“魏晋风度”。

“大袖翩翩，饰带层层叠叠”——南北朝汉族服饰的具体变化

东汉以来，中华民族的服饰可以称得上“复杂”二字，即便是平民穿着的布衣麻衣，也是层层夹裹，这与千年来儒家文化对于汉人的洗礼不可分割。

魏晋服饰的发展阶段性明显，伴随着民族融合的不断深入，服饰上的变化也显得复杂多变，但是主流的穿着，具体到男女服饰，就是男性的大袖衫和女性的裙衫。

魏晋时期的汉族男子，以穿着长衫为主，与秦汉以来的旧制袍式有所不同的是，衫多为直襟式，而袍的样式则是以交领为主，也就是两边相叠，中间以带系之。另外，袍大多有两层，一层的袍被称为单衣，并且袍的衣袖非常收敛，内有口袋，还装有怯口，而衫的袖口大而宽，不施怯口，夏季，敞开对襟，用丝带相连，非常方便，发展到后期，男性的长衫就变得越来越宽薄。

而女性的服饰在南北朝时期的转变不算大，日常穿着还是承袭前代，以裙衫为主。民族融合对于女性服饰的转变主要体现在裙衫的形态上面。裙衫的长度变短，腰间或有围裳，下身着裙，以条纹修饰，制作工艺也变得更为精美。晋书记载：太子之妃服装，有绛纱复裙，丹碧纹纱双裙等等。

民族融合对于汉服上最明显的改变就是服装上的纹饰，伴随着胡服的轻便简洁越来越受百姓的青睐，汉服的服装纹饰也从内容上，形式上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南北朝时期的佛教盛行，著名的石窟——敦煌莫高窟就是佛家的产物，其中有关于当时生活场景的一些壁画，是很好的历史记录，再加上各地出土南北朝时期的纺织品文物，我们可以看出，东汉时期所盛行的动物纹饰，在南北朝时期不再流行，服饰上的画工，技巧也与东汉时期相去甚远。更多的是融入了一些少数民族的服装的装饰特点。

在这个时期，传统的纹饰与外族的装饰艺术发生了一次碰撞与融合。除了少数民族的服饰，

一些来自西域，比如波斯，希腊，甚至印度的纹饰伴随丝绸之路，来往贸易以及佛教的传入，来到了汉族人的服装上，根据后世发现的考古实录显示有波斯萨珊王朝的团窠联珠纹，中亚、西亚等国的狮子、大象等动物纹，希腊、波斯的花卉缠枝纹样，西域的树纹、葡萄纹、莲花纹等。

这种文化兼容的现象，也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对于外来文化的包容度的体现。它改变了汉服一成不变的局面，大大丰富了服装的样式，内涵，可以说是百花齐放。

结语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杜牧在《江南春》中对与南北朝时期的历史发出了如此感叹，的确，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动荡的朝代，人民生活于水火之中，但是它也是很多人向往的时代，精神自由，洒脱不羁，这是那个时代文人的象征。民族大融合，与今天世界村的概念相呼应，反观历史的进程，在南北朝以后的中国，隋唐时代，国力强盛，不折不扣的东方帝国。这也是那个时代纵横的思想潮流所馈赠给后世的财富。

研究南北朝时期的服装演变，是对于那个时代民族融合的考察，服饰不像青铜器，瓷器能够长存于世，浩瀚的历史长河中，有很多时代的服饰已然不可触摸。但是服饰又能直接的让我们与古人对话，它贴近生活，一点点细节都是古时生活的反映。

每一个时代都印着它的标签，那个“文人不入仕，退隐山林间”的时代，正散发着它特殊的魅力等待我们去见证。

参考文献：

《魏晋南北朝社会对汉民族服装的影响》

《晋书》

《二十世纪魏晋南北朝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