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妖”，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奇装异服。古今中外奇装异服现象并不罕见，成因各有差别。但大致都是个人服饰个性和社会的认可度之间产生了矛盾。不过，不能简单地把服妖和奇装异服画上等号，只有这些异装可以附会当时社会上发生的一些异样现象时，便被称为服妖。服妖即是把异服看作是灾异的先兆。

在中国历史上有着不少被古人称为“服妖”的服饰怪异案例。古人认为奇装异服会预示天下之变。《尚书大传》：“貌之不恭，是为不肃，厥咎狂，厥罚常雨，厥极恶，时则有服妖。”把服装和天下之变联系起来，是有点荒谬的，但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服饰从来都不是一个单独的现象，而是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相关联的，当社会处于急剧变化时，服妖也就成为变化的一个表象。中国历朝历代均将服饰看成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等级制度通过服饰表现出来，并用“礼”的形式规范下来，这种制度为礼教所维护，植根于人们的内心深处，不敢轻易逾越。当一个王朝的控制力日渐减弱的时候，随着社会风尚的变化，人们对服饰新意的追求开始萌发，就会出现服饰上求新求异的现象：不按自己的社会地位、名分，不遵循礼所规范的式样、纹饰、质料来选择服饰，这自然会引起当时社会正统人士的不满，或被斥为“僭越”，或是冠以“服妖”之名，甚至认为是亡国之兆。但不论人们对于服妖有着怎样的情愫，历朝历代均有服妖现象却是不争的事实。

一、汉时服妖

汉时期在上行下效作用下已经出现胡服之尚。永嘉南渡，五胡乱华，一些灾异论者就把政权的衰亡归结于胡服上，百姓也相戏曰“中国必为胡所破也”。国家的衰亡与服妖联系起来，可以看出当时人们的焦虑与无奈。

《后汉书·五行志》中记载了一起服妖的案例。起义的农民军将领胜利之后不屑穿西汉官员的服饰，依旧穿卑贱的服饰，《光武帝纪》中说“人莫不笑之”。在《后汉书·五行志》中认为，这是“服之不衷，身之灾也，是服妖也。其后，更被赤眉所杀”。直接把身灾与服饰联系在一起了。

二、魏晋南北朝士人服妖

虽然奇装异服每朝均有，但魏晋时期又属典型。曹操家族算是魏晋风尚的开篇。能否想象一代枭雄曹操，“被服轻绡，身自佩小鞶囊，以盛手巾细物”？《曹瞒传》中，曹操身披轻纱，带着个装着手帕和细软的小包。很难想象曹操居然会有如此细腻的一面。从皇族开始，这样的风尚影响全国。

公元4至6世纪的南北朝时期，社会时局动荡不安，玄学与道、释两教结合，传统儒家学理失去支撑，使得当时的士人普遍追求一种放荡不羁、及时行乐、纵情山水的理想信念。文坛空谈之风盛行。文人们崇尚虚无、藐视礼法，他们穿着袒胸而宽松的衫子，放浪形骸。魏晋南北朝最著名的士人就是竹林七贤，这是一群特立独行的人物，他们似乎不屑于参与政治，服饰装扮也表现出挑战常规的怪异。在南京西善桥出土的砖画上可以看到，竹林七贤席地而坐，衫领敞开，神态各异，性格刻画相当细致：嵇康头梳双髻，在银杏树下安然抚琴 ；阮籍一袭长袍，吹指做啸状；山涛赤足屈膝，正陶醉于美酒……人物刻画生动，富有个性。

南朝竹林七贤砖画

有关竹林七贤的故事流传很多，如《世说新语》中曾记载过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醉酒后的一段趣闻：刘伶嗜酒，一日彻夜狂欢后状若疯癫，披头散发、衣带凌乱，而后赤身裸体地在屋中跑来跑去，宾客十分尴尬。有宾客对其行为深感不耻，讥笑他有伤风化，但刘伶听后却反唇相讥：“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裈即裤子，古代的合裆裤。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以天地为房屋，以房屋为衣裤，你们这些人，为何进入我的裤裆中？我有什么好羞耻的？宾客们听后不知如何辩白，羞愤而去。

刘伶是竹林七贤的代表，竹林七贤的服饰就是当时士人服饰的写照，其服装形式和社会意识有着内在的关联。在魏晋南北朝这样的一个乱世中，这些上层知识分子的装扮却是如此不合礼法，在当时是骇世惊俗、为正统所不能接受的，是当时的服妖群体。士人的装扮，既是他们任情放纵的生活风貌，同时也反映了他们对于世俗礼教的不忿。对于魏晋士人的服妖，不能简单地看服饰面貌的表象，而是要看到他们服饰覆盖下的精神世界。“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放任不羁的魏晋名流，传达出一种悠然自得、与造化相侔的哲理境界。

《晋书·五行志》记载，魏明帝曾着绣帽，披缥纨半袖衫与臣属相见。有位叫杨阜的大臣，性格十分耿直。他实在忍不了，就上奏皇帝：“您穿的半袖，符合哪家子的礼仪？”魏明帝者听了杨阜的呛声，也只能默然无语。半袖衫多用浅青色（缥），与汉族制度中的礼服相违，曾被斥为服妖。后风俗变化，到隋朝时内官多服半袖衫。沈从文先生的著作《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中写道：“半臂又称半袖，是从魏晋以来上襦发展而出的一种无领（或翻领）、对襟（或套头）短外衣，它的特征是袖长及肘，身长及腰。”半臂是短袖式的罩衣，袖短于衫而身与衫齐，大袖。在隋唐时期的壁画、俑等文物中人们可以看到众多半臂的形象。下图是现存于昭陵博物馆的唐代壁画，出土于陕西省礼泉县烟霞镇西侧李震墓，画中的女子身着白色的窄袖襦裙，外穿紫红色的圆领半臂，穿着红色的裙子，面容丰腴略带笑容，形象生动。在永泰公主墓壁画上的持物侍女图人物中，也可以看到半臂的穿法。领首女官身后的侍女，梳着高髻，穿半臂长裙。套在襦衫外的半臂，让侍女们显得特别前卫、干练。唐代半臂主要和长裙一起穿着，一般穿在外衣之上，也有穿在中单之上，外衣之下的。半臂内穿的上衣袖子较窄，半臂则袖口略宽大，这样里外衣的袖子宽窄、长短形成对比，增加了服饰的层次感，而且半袖的造型又便于活动，具有很好的服饰功能性，无论是在美学上还是在实用上，半臂都是具有很大优势的。后唐马镐《中华古今注》卷中“尚书上仆射马周上书云：‘士庶服章有所未通着，臣请中单上加半臂，以为得礼。’”且房琯的家法有“不着半臂”。所以即便半臂在当时如此流行，也并非是被看作符合礼制。

唐代壁画中穿半臂的女子

三、唐代服妖

服妖在历代均有体现，唐代自不能例外。《新唐书·五行志》中就林林总总列举了十六种服妖现象，包含服装、饰品、日用品等诸多方面。

如着装方面的服妖：太尉长孙无忌用乌羊毛做浑脱毡帽，人们纷纷效仿，称为“赵公浑脱”。唐高宗时期，太平公主着紫衫、玉带、皂罗折上巾。天宝初，贵族及士民喜欢穿胡服戴胡帽，妇人则簪步摇钗，衿袖窄小。杨贵妃好服黄裙。

饰品、妆扮方面的服妖：杨贵妃常以假鬓为首饰。元和末，妇人梳圆鬟椎髻，不设鬓饰，不施朱粉，以乌膏注唇，状似悲啼。人们认为这样的装扮不是好的兆头，“圆鬟者，上不自树也；悲啼者，忧恤象也。”唐末年，京都妇人梳状如椎髻的“抛家髻”，世俗尚以琉璃为钗钏，亦被认为是服妖，因为抛家、流离，都是迁徙流离的兆头。

日用品方面的服妖：武后时，嬖臣张易之为母臧做七宝帐，有鱼龙鸾凤之形。

鞋履方面的服妖：文宗时期，出现了前代所没有的高头草履。

五行志是史书中“志”的篇目之一，汉时班固撰《汉书》时所创，共计五卷，记载日食、月食、星体变异和各种灾害以及阴阳学说。后历代正史继之。以上种种服妖记于五行志中，虽充满迷信附会，但亦保留了当时的思想观，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五行志》中提到的唐高宗时期“太平公主着紫衫、玉带、皂罗折上巾”，即女着男装现象。中国自古便秉持“男女有别，男尊女卑”的思想。这一特色同样也体现在服饰上，所以男女不通衣服，无论是男扮女装或是女扮男装的现象都是极少的。但唐代却是一个例外，唐代出现了诸多女扮男装、女着男装的现象，甚至成为唐代女性服饰的一大特色。

在一些唐代绘画、唐墓出土的人俑、唐墓壁画中均可见唐代女子着男装的形象。如，陕西乾县永泰公主墓壁画中就有穿圆领小袖长衣，佩蹀躞带的侍女，还有穿窄袖圆领袍、小口裤的女官。女着男装的形象在各类绘画中也有展现，唐代人物画家张萱的《虢国夫人游春图》便是最好的明证，画中有五位女子均身穿圆领袍衫，头戴幞头，都是当时流行的男子装扮。据专家考证，画中身着男子青色圆领服的可能便是虢国夫人，她骑在马上，神态倨傲而自然。远看似是男子，但细观却面颊丰润、樱桃小口。画家将虢国夫人的媚丽清秀与男子的飒爽英姿很好地结合在一起（见图3.35）。

唐《虢国夫人游春图》局部，深青衣者疑为虢国夫人

此外在绘画《唐人宫乐图》《观鸟捕蝉图》《内人双陆图》中都可见女着男装的形象。下图，即唐代绘画《唐人宫乐图》中的侍女，她面色红润，樱桃小口，穿着男子的圆领袍衫。

唐《宫乐图》中着男装的侍女

唐代有女着男装之风尚，一是受到胡风的影响。唐高祖的母族是鲜卑的望族，“中宗时后宫戴胡帽，穿丈夫衣靴”。胡服，作为一种独特的服装，便于穿脱，便于劳作，民间女子对之也十分推崇。胡服风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唐代女着男装的普及。其次，女着男装这种审美取向离不开上层贵族阶层的推进。虽然唐初期就有不少平民女子为了干农活更加方便而身着男装，但这并不是为了审美需求而产生的，只有社会上层贵族女子将着男装视作一种流行的日常穿搭时，才会自上而下，在唐代形成了一股女着男装的时尚潮流。前面说过，《五行志》中提到太平公主穿男子衣衫，这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太平公主着男装歌舞于帝前，高宗和武则天只是笑着说：“女子不可为武官，何为此装束”，但并无批评与质疑。至唐玄宗时期，女着男装的流行风尚已经逐步从宫廷流传到了王室贵族之间。到了天宝年间，不少士族人家的女子穿着自己丈夫的衣服鞋帽，招摇过市以为时尚。

唐代女着男装能够如此普及离不开唐代比较开放的民风。唐代的女子能够出门游玩、踏青，能够参加各种社交活动，甚至一些诸如马球之类的体育活动场合也能够看到女子的身影。女子着男装活动起来更加方便，也从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男装在女性中的传播。

与其他朝代的女子相比，唐代女子的社会地位是较高的。如唐代夫妻离婚的现象并不罕见，妇女离婚后再嫁也很平常，这体现了相对开明的妇女观念。在经济上，均田制使无论男女都可以分到土地，在一定条件为妇女提供了经济保障，让她们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更不要说中国唯一一位女皇帝武则天也出现在唐朝。武则天常以男装示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都穿男子服装，其他的女性当然也就跟风而服了。

女着男装现象只是唐代盛世中微小的一部分，虽曾有过服妖的恶名，但从唐代女子着男装现象中，可以看到女性思想的萌芽，也使人们看到了唐代女子在当时男权社会中对自由的追求和渴望。在唐代政治经济发展平稳、社会风气开放、民族文化多元化融合的大环境下，女性才能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和较大的自由。今天的社会，女着男装、中性化风格已是稀疏平常，但一千多年前的唐代女性敢于挑战世俗传统，敢于打破封建礼教，是值得赞许的。

四、宋世服妖

宋代服妖现象也不罕见，宋代文人陆游在《老学庵笔记》就提道：“靖康初，京师织帛及妇人首饰衣服，皆备四时。如节物则春旛、灯毬、竞渡、艾虎、云月之类，花则桃、杏、荷花、菊花、梅花皆并为一景，谓之一年景。而靖康纪元果止一年，盖服妖也。”这是说靖康年，宋代女子服装上装饰的“一年景”花卉纹样，即将一年四季的典型花卉集于一身。靖康是宋钦宗的第一个年号，也是北宋的最后一个年号描写古代女子服饰，靖康元年是1126年，1127年宋钦宗就投降金国，成为了金国俘虏。陆游感叹“一年景”服装是不祥之兆，所以靖康这个年号只用了一年。亡国居然与服装上的纹样联系起来了，委实是冤枉。1975年，专家在福建发掘了一座南宋古墓，后经证实是南宋女子黄升的墓葬，其为宋代赵氏宗族的贵妇，身份显贵。她的墓中出土了大量的丝织物，其中就包含一年景花卉绶带。下图，是福建南宋黄升墓出土的一年景花卉绶带纹样，在一幅画面中兼备一年四时的景物，原是带着对四时美景的期许，然而在特定的时间点倒是成了不祥的服妖了，不得不令人感叹！

南宋黄升墓中出土的一年景花卉绶带

其实，当时一年景花卉不仅出现在服饰上，在瓷器纹样、冠饰设计上均有体现，下图是宋仁宗皇后像中的一位宫女，她头戴一年景花冠，冠上花团锦簇煞是好看。

宋仁宗皇后像中戴一年景花冠的宫女

宋代女子所戴的冠也有被称为服妖的，《清波杂志》里记载：“皇佑初……宫中尚白角冠，人争效之，号内样冠，名曰垂肩、等肩，至有长三尺者，登车舆皆侧首而入。梳长亦逾尺。 议者以为服妖。”宋代贵妇在冠上装饰数把白角梳子，左右对称上下相合，即白角冠；因为冠饰下垂至肩部，又称垂肩冠或是等肩冠。其造型华贵典雅，深受女性喜爱（见下图）。白角便是犀牛角，女子戴上这样体积的冠以至于登上车舆时还需要微微侧头，难怪看到的人要窃窃私语说是服妖了。宋徽宗时诸色杂卖有“锢路、钉铰、桶、修整动使、掌鞋、刷腰带、修幞头帽子、补洗角冠子”，补洗角冠子成为一种行当，可见白角冠之流行。这种冠梳习俗是奢侈的，宋仁宗曾为此下诏禁止，要求不得以角为冠梳，并对冠和梳的尺寸加以规定，但仁宗死后这种冠梳习俗愈演愈烈，直到宋亡才渐趋消失。更有甚者，宋时还有“士庶家竞以胎鹿皮制妇人冠，山民采捕胎鹿无遗……”用没有出世的胎鹿皮来制冠，或许美则美矣，但委实残忍，与正统的观念必然是不合的，自然要被称为服妖了。

宋代绘画中戴白角冠的女子

妇人的鞋履也有奇异的。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宣和末，妇女鞋底尖以二色合成，名‘错到底’。”北宋末年盛行一种镶色的鞋子，鞋底部分由两色合成，色彩交错十分独特，称为“错到底”。扇子造型奇特的：“竹木扇以木为柄，旧矣，忽变为短柄，止住插至扇半，名‘不彻头’”，皆服妖也。

宋时推崇节俭之风，金、银、翡翠的首饰仅限贵族命妇使用，民间禁止使用。由于统治者的禁令，民间女子只能转向其他的材质，琉璃首饰盛行天下。但琉璃谐音“流离”，听着不大吉利，也被以服妖称之。

两宋之际，金人大规模南下，世风突变，宋朝廷惶惶不可终日，服妖的说法尤为盛行。“宣和之季，京师士庶竞以鹅黄为腹围，谓之腰上黄；妇人便服不施衿纽，束身短制，谓之不制衿。”这种从宫廷开始、最后通国皆穿的服饰，就是前文所提到过的宋代男女都使用的褙子，也曾被指为服妖。

宋时服妖的指责频出，一则是人们对于新奇服饰、冠履、首饰的喜爱与追求，二则也反映出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严格的等级制度不再被恪守，具有典型的时代特色。

五、明代服妖

明代也是一个服妖现象突出的时代。有学者对明代的服妖现象做过研究，大致把明代的服妖现象分成僭越礼制、异服不详、奢侈靡费、逆反阴阳四种类型。也有学者有其他的分类方式，此处就不一一叙述了。明朝的服妖现象主要出现在明中后期，在明代的正史、笔记小说中均有提及。以下略举数例。

明朝中后期经济繁荣，在时尚潮流之下，晚明的士大夫官僚阶层都颇为讲究服饰行头。《客座赘语》记载当时的头巾潮流：“南都服饰，在庆、历前尤为朴谨，官戴忠静冠，士戴方巾而已。近年以来，殊形诡制，日异月新……有汉巾、晋巾、唐巾、诸葛巾、纯阳巾、东坡巾、阳明巾、九华巾、玉台巾、逍遥巾、纱帽巾、华阳巾、四开巾、勇巾。巾之上或缀以玉结子、玉花缾，侧缀以二大玉环……足之所履，昔惟云履、素履，无它异式。今则又有方头、短脸、球鞋、罗汉鞋、僧鞋、其跟益务为浅薄，至拖曳而后成步，其色则红、紫、黄、绿，亡所不有。即妇女之饰，不加丽焉。嗟乎！使志五行者而有征于服妖也。”士子们头巾花样迭出，鞋履的样式也花样繁多，头巾与鞋履更是材质及色彩复杂。

明代的男子也着袍裙，不少男子挖空心思追求裙的美观和时尚。当时有一种特殊的“发裙”，是“以马尾织成，系于衬衣之内。体肥者一裙，瘦削者或二三，使外衣之张，俨若一伞……”材质特殊也就罢了，造型还是蓬蓬张开的，有一点像今天裙撑的样子，穿上这样的发裙必然十分显眼，彼此之间“以相夸耀”，得意的样子可以想见。不过这样的衣服造型独特了些，难登大雅之堂，士大夫鄙夷为“服妖”，认为只有粗俗官员、暴富子弟才穿。《万历野获篇》也在“大臣异服”条中评价马尾裙为“似次服妖，与雉头裘、集翠裘何异？”雉头裘是以雉头羽毛织成之裘。《晋书·武帝纪》：“太医司马程据献雉头裘，帝以奇技异服典礼所禁，焚之于殿前。”集翠裘是百鸟羽皮缝制的皮衣，珍贵奇丽，世所罕见。此处以这两者借指奇装异服。

明代推崇礼教，中后期掀起了对程朱理学的反叛之风，对禁欲主义的叛逆尤为明显。社会的淫逸纵欲之风兴盛，男风盛行。一些女子为了迎合当时的男风爱好及男子的猎奇心理，女扮男装获得宠爱。《万历野获编》中提及，万贵妃为了迎合皇帝的审美，“每上出游，必戎服佩刀侍立左右”，而皇帝看到则是“辄为色飞”。在当时人的眼中，女子应以纤柔为主，万贵妃却因此获得异眷，与唐代杨玉环受宠于唐明皇并无二致。女子戎服男装是“男女易位之象”，万贵妃的装扮属于服妖了。儒家礼教强调男女有别，男女混装一向遭到排斥。男女混装最出名的是妹喜与何晏，古人认为 ：妹喜喜欢穿男子的衣帽，结果桀亡天下；何晏好穿妇人之服，亦亡其家。男女反装，便是阴阳反常，是很难被正统的观念所接受的。

六、清代服妖

服妖现象既然是异服与社会政治现象联系了起来，那么在社会纷乱，尤其是两朝的交届之际，这种现象会更为显著。首先是由于在社会纷乱及两朝的交界之际，服饰制度相对没有那么严格；再则，当出现异服时，人们也更容易将之与社会政治现象联系起来。

清代的统治者非常注重服饰制度，将服饰看作是“立国之经”，因此在入关后要求全民“剃发易衣冠”。历代皇帝均注重对服制的监管，以维持封建礼制。但是至清中后期，随着国力的弱化，尤其是咸丰帝即位之后，服装制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原先的服饰体制开始瓦解，一些反传统的服饰出现了。如阔袖：“同、光间，男女衣服务尚宽博，袖广至一尺有余。及经光绪甲午、庚子之役，外患迭乘，朝政变更，衣饰起居，因而皆改革旧制，短袍窄袖，好为武装，新奇自喜，自是而日益加甚矣。”男女混装的现象也不罕见。同、光之交，沪上妓女“有戴西式之猎帽，披西式之大衣者，皆泰西男子所服者也。徒步而行，杂稠人中，几不辨其为女矣。”光绪时期，“某中丞少好女装，人皆称之为三姑娘”。“光、宣间，沪上衏衏中人竞效男装，且有翻穿干尖皮袍者。”衏衏就是青楼。徐珂以妹喜相比，直言妹喜是女子反行男装的“初祖”。妹喜是何许人也？前文已述，是倾国倾城的美女，被称为是亡国的红颜祸水，明人以“男女易位”为服妖，由此可以看出徐珂对于男女混装的态度了。

清末，新奇的发式亦被称为服妖。徐珂在《清稗类钞》中提及“湘潭妇女之服饰”时说，“道光时，湘潭之立云市至马圫，贫妇椎髻鹑衣。后则少妇童女，盛施朱粉。入湘乡则衣饰异矣。咸丰时，东南盛为拖后髻，曰苏州罢（读“若派”），盖服妖也。”东南地区的妇女流行向后拖的发髻，名为“苏州罢”。咸丰十年（1860年）六月，李秀成率部攻陷苏州，妇女的发饰本来与太平天国运动并无关系，但因发髻的读音却让人将之与苏州被占领联系起来，被附会为服妖了。晚清文学家王闿运（字壬秋）赋诗感叹：“桥上当垆女，双金绣额圆。巧拢苏罢髻，娇索市门钱。旧日村牢落，穷嫠泪泫然。繁华非盛事，饥乱况频年。”

清朝官贵子弟流行过乞丐装。清代文人李孟符在京城亲眼见识了一个少年行乞。这位少年面色黧黑，袒裼赤足，下身仅着一又脏又黑、破破烂烂的犊鼻裤，脚上穿着破旧的草鞋。这位看似丐帮弟子的少年身边却有不少随从，其中居然还有戴三品冠帽的人。等少年玩够之后洗了一把脸，露出“白如冠玉”的本色，原来是某王府的贝勒。后来经过庚子之乱描写古代女子服饰，李孟符顿悟，原来这种服妖是神州陆沉之兆。

从上述朝代的一些案例可以看出，所被归结为服妖的其实就是“奇异”二字。奇，即没见过的；异，就是异于其他的。中国古人把这些服装定义成了政治和天道的叛逆者，看法却颇为犀利，总结下来，大致有三类服装是被古人归类为服妖的。

一是有违制度和规定的。封建社会服装等级森严，上可以兼下，但下不能僭上。这种等级制度表现在服装的款式、色彩、材质、花纹等多个方面。在各朝都出现过官员服饰“僭越”的情况，或是低品级的官员借用了高品级官员的服色，或是低品级官员使用了高品级官员服装上的花样。如清代康熙、雍正、乾隆年间皆多次下旨，强调补服要按章穿用，不得僭越，就是这个情况。补服是清代官员的等级之服，几代帝王多次下旨，说明在补服制度实施的过程中，是常常出现违制现象的。此外，服装的穿着还有规定的时间、场合等，在“吉、嘉、宾、军、凶”五礼中，不同的场合有对应的服装。如有违背，就会被视为奇服。《礼记·王制》中规定“作异服者，杀”，可见统治者对奇装异服的深恶痛绝。

二是男女错乱的服装。男女错乱就是阴阳颠倒，阴阳五行学说是中国古代人民创造的朴素的辩证唯物的哲学思想，也是中国人心目中最深刻的理论，任何事物均可以用阴阳来划分。凡是运动的、外向的、上升的、温热的、明亮的都属于阳；相对静止的、内守的、下降的、寒冷的、晦暗的都属于阴。男女两性中，男为阳、女为阴，就是最典型、最本质的描述。男人像男人，女人像女人，才是正确而和谐的状态。如果反其道而行之，社会的态度普遍是否定的。因此，女着男装或者男着女装，除了特殊情境，都会被视为奇装异服。

三是引发灾难的服装。与阴阳一样，五行也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有解释一切的功能。在五行之中，木是大地的外观，服装是人的外观，两者相对应。汉代文献《洪范五行志》中说：“貌之不恭，是为不肃，厥咎狂，厥罚常雨，厥极恶，时则有服妖。”意思是说，帝王如果态度不恭敬，外表不端庄，就犯了狂妄的罪过，将会受到大雨连绵的惩罚，后果会很严重，社会上就会有奇装异服等问题出现。由此可见，服妖既可做奇装异服的别称，也可暗指其背后的神秘力量。

不同的国家和文化，甚至不同的时间，社会对奇装异服的判断标准和接受尺度是不同的。在中国历史上也不乏一些初期被冠以“服妖”之名的服饰，但是后期被人们所广泛接收的案例。如宋代的褙子，虽曾有过服妖的恶名，但由于服饰穿着便利，且造型符合当时的美感，最终成为男女皆喜爱的穿着。在现代社会同样如此，就如女性的超短裙，在出现之初被指责为伤风败俗，人们无法接受女性的腿部袒露在裙子之外。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短裙早已熟视无睹。这就是人们对奇装异服从抗拒到接受的过程。

本文摘自《遇见中国服饰艺术》，原章节名为《服妖之尚》，澎湃新闻经授权刊载，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遇见中国服饰艺术》，王渊/著，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21年1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