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师立

不久前，2024运河丽人风尚大秀在枣林湾旅游度假区举办，“千里烟波”意境大秀，由大运河沿线10多座城市的选手在印有大运河和各运河城市文化IP的、长达30米的沉浸式意境T台上身着旗袍、礼服和时装分别亮相；“中国华服设计师品牌联展”，来自海峡两岸的旗袍华服设计师分别带来了各自经典系列作品。两岸旗袍界的大咖们还举办了旗袍文化交流会。受主办方邀请，我参加了交流会，并介绍运河文化。我介绍的主题是“大运河流淌的中华美学”，围绕大运河对服饰文化、美食文化及文学作品的交流作用进行了介绍。事实上，大运河对中华美学的传播交流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形成的服饰是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所谓百里之外，衣饰装束不同。运河地区经过多年的文化交流，形成了一些共同的服饰习惯。中国最著名的纺织品莫过于丝绸，丝绸的交易带动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交通的发展，而丝绸的最主要产区就是运河沿线。东晋衣冠南渡，通过运河的交流，南来的北方移民将中原先进的纺织技术带到江南，使运河南部的纺织业生产更加兴盛。刘宋时“丝锦布帛之饶汉族服饰特点，覆衣天下”。

隋唐时丝织业发达的地区，大多数在通济渠和永济渠沿线。除了大量的普通纺织品外，运河流域也出产高端的丝织品。一等绢产地是通济渠边的宋州（今河南商丘）。唐朝时，南方的纺织业也开始强盛起来，通过大运河的运输，大批的南方丝织品传播到北方。天宝年间，韦坚举办广运潭盛会时，将江南轻货置于上百艘船上展示，其中有广陵郡（今扬州）的锦，丹阳郡（今镇江）的京口绫衫缎，晋陵郡（今常州）的折造官缟绫绣，会稽郡（今绍兴）的罗、吴绫、绛纱，吴郡（今苏州）的方文绫。这些丝织品都是江南的上品，说明唐玄宗时三吴地区的高级丝织品已经赶上当时北方的水平。为满足皇室、官僚的奢侈需求，当时人们对创新丝织品十分重视，“布素豪家定不看汉族服饰特点，若无文彩入时难”。除了绫纱等精美的高级丝织品，江南运河沿线普通丝织品也很发达，丝绸制品也成为平民的服装面料。

元代运河区域服装上最大的进步是棉纺织业的发展。松江府乌泥泾（今属上海）人黄道婆，总结出“错纱、配色、综线、挈花”的织造技术。返回故乡后教乡人改进纺织工具，制造擀、弹、纺、织等专用机具，织成各种花纹的棉织品，促进了运河南部棉纺织业和棉花种植业的迅速发展，后人称之为“衣被天下”的“女纺织技术家”。因为黄道婆的引进，松江地区成为著名的棉纺织中心。明代后期，通过大运河的传播，运河北端的直隶、山东等地棉纺织业也兴起发展，出现了“今北方自出花布，而南方织作几弃于地矣”的局面，从而改变了运河地区棉纺织业的布局。

宋元时期运河区域纺织业十分发达，宋以前作为家庭副业的纺织业和脱离农业的个体纺织手工业者，逐渐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并形成规模经营，出现了机户。机户主要分布在汴城以东、河北、江浙等运河区域。在明代后期，更出现了专织某一丝织品的织机，织机的品种更加丰富。江南运河沿线的苏州、杭州、嘉兴及湖州等纺织业发达的地区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大批丝织业市镇的兴起，把明代江南运河地区的丝织业推向了新的发展阶段，也使这一地区成为全国的丝织业中心和资本主义最早萌芽的地区。

清代运河地区服装最大的特点还是旗袍的出现。旗袍，满语称衣介，古时泛指满州、蒙古、汉军八旗男女穿的衣袍。清初旗袍有几大特点：无领、箭袖、四开衩、束腰。这种着装主要是适应满人骑射的生活习惯。后来生活安定了，旗袍就渐渐变得宽肥了。满族旗袍一般会在旗袍外套上坎肩，穿上坎肩骑马驰骋显得十分精干利落。在满族沿大运河南迁的过程中，与汉文化的交流增加，受汉族大领大袖的服饰影响，旗袍由箭袖变成了喇叭袖，四开衩演变为左右开衩。运河区域女子的旗袍多为白色，随着旗女、汉女服饰之间的交流，旗袍的装饰融入了汉文化。而到了民国时期，在运河文化的交流传播过程中，妇女服装改变了传统的胸、肩、背完全成平直的造型，变得更加能体现女性的身材之美。重要的标志之一就是出现了普遍穿旗袍的现象，旗袍走向大街小巷，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旗袍群体，并成为中国女子的标准礼服。今天的旗袍华服更是融入了传统的刺绣等非遗，并结合时尚设计元素，成为代表东方美学的时装。这也是运河丽人风尚大秀能够成功举办的文化基础。

市旗袍艺术协会主办的运河丽人风尚大秀，是一场集古韵风情、旗袍魅力和时尚国潮于一体的盛会，不仅是对旗袍文化的传承和弘扬，更是对运河文化的又一次展示和传播。用接地气、聚人气的文旅方式传递更多扬州元素，生动呈现出运河两岸的市井烟火与人文之美，推动“人文之美”转化为“经济之兴”，让古老的大运河焕发出新的光彩。这也是传承弘扬运河文化，讲好新时代的运河故事的成功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