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8年3月17日到7月30日，郑天挺先生在西南边陲小城云南蒙自工作生活了136天。当时，郑先生是受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先生的委托，负责北大驻蒙自办事处并与清华大学的王明之先生、南开大学的杨石先先生一起筹建并主持在蒙自的西南联大文法学院工作，同时还担任史学系教授，为学生讲授隋唐史。其间，除了几次短暂地到昆明出差外，郑先生都未曾离开。这100多天的“蒙自时光”，对郑天挺先生而言，相比1937年“七七事变”后殚精竭虑地转移师生、保全学校的危险处境，相比艰难辗转到长沙、到昆明路途的颠沛流离，相比1940年后出任西南联大总务长后的宵衣旰食、庶务缠身的繁忙劳累，“蒙自时光”的相对安稳和平静是整个西南联大时期他极其难得的静心读书、教学、写作的黄金时段。对于景仰郑先生的后世学人而言，梳理研究他的这段“蒙自时光”，是理解先生之所以能成为一代史学大师重要的切入点。许多年之后，《郑天挺先生学行录》一书曾指出：“（郑先生）在明清史、边疆史地、史料学、文献学、校勘学、历史档案学等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尤其在清史领域上，他是继孟森之后清史研究的重要开拓者之一。”（《郑天挺先生学行录·前言》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页）李侃先生在谈到郑先生著作《探微集》时，也类似的评价：“（该书内容）涉及到明清史、古地理学、史料学、校勘学、版本学、音韵学等多方面。”（《郑天挺纪念论文集》1990年版第567页）日本历史学者神田信夫甚至称郑先生是“中国清代史研究的第一人。”（《郑天挺先生学行录·〈郑天挺著探微集〉》第481页）要真正理解这些高度的评价，离不开了解先生学术生涯中短暂却不可或缺的“蒙自时光”的情况。

郑天挺

诚然，郑天挺先生一生取得丰硕的学术成就，享有崇高的学术地位，根本上是因为他从青年时代到耄耋晚年，长期手不释卷地学习、研究，一生践行“求真求实”的学风的必然结果。但是，郑先生从上世纪20年代末开始到50年代初任职任教北大，及至解放后“院系调整”移砚南开，以及改革开放后出任南开大学副校长等，大部分时段都是行政事务缠身，因此他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都献给了所服务的学校，献给了同事和学生。唯有1938年3月至7月的“蒙自时光”甚为例外，行政事务相对较少。虽然刚抵达蒙自时，仍然担负督促校舍改建工程、接洽地方当局及驻军、联系师生食宿、组织人手迎接、安置来蒙的师生等等繁杂琐碎的事务。但是，待文法学院逐渐走上正轨后，他有了相对多的个人时间日本服饰，因此他的读书、教学和写作基本上可以按自己的计划进行，而这段时间他的读书和研究领域大致呈现出的三个方面，即西南史地包括云南地方史和少数民族研究、隋唐史和明清史。其中既有过去阅读或研究的接续和深入，也有踏入新领域的探索。联系蒙自以后郑先生所发表的学术论文和所作的学术演讲的题目和内容，可以认为，“蒙自时光”是他学术生涯一个沉淀和厚积薄发的重要时段。

“苗人”之辨

刚到云南昆明的1938年3月，郑天挺先生就把研究的目光投向了西南史地这个他过去不曾涉猎的领域。此时起，他案头每天必读的就有《昆明县志》《滇海虞衡志》《云南备征志》、《南诏野史》《西藏研究》《苗族调查报告》等关于西南包括云南地方史志、少数民族的书籍。同时，他还参阅《隋书》和《旧唐书》、《新唐书》中的《南蛮传》、《地理志》及《资治通鉴》等其他史籍中有关西南史地和少数民族记载的相关部分，在对大量相关史籍的阅读，在掌握其历史面貌和脉络的基础上，对有疑问或感兴趣的问题进行分析比较，对相关史料考释、辨证，从而得出自己的结论或存疑待考。

这一期间，郑先生用较多时间读的主要是两部书，即《云南备征志》和《苗族调查报告》。《云南备征志》是清道光年间云南人王崧主持编纂的云南史料集，该书辑录了历代正史、笔记和方志中有关云南及相邻地区的史料。郑先生是以此书为基本资料，手不释卷，在蒙自期间每天必读。《苗族调查报告》则是日本学者鸟居龙藏撰写的。鸟居于1906年，在中国贵州镇远、贵阳、安顺、晋安等苗族、布依族聚居区实地考查了四十多天后，又经数年整理研究后写成此书。书中不但有数十幅珍贵照片，还有图表之类辅助阅读。在鸟居之前，没有中国学者对本国西南少数民族的包括其神话传说、语言、体质、服饰、风俗等做过如此详实全面的考察记录和研究。1936年，中国翻译出版了此书，学界给予较高的评价。郑先生读得也很仔细，每天最多不过十数页，一边读，一边在消化思考并提出问题。他非常注意把书中内容和生活中的所见所闻进行比证，以此来“求真求实”。在他的日记里有不少读书的心得或与所见映证的记录。1938年4月8日他的日记里一段有趣的记述，提出了所谓“苗人”如何辨识的问题。郑先生写道：“九时偕建功（魏建功先生——笔者注）入城。蒙自每三日一小街，六日一大街。街者，集市也。及期，苗人悉至，以物交易，土人及苗人不知历日，故以十二支别之。蒙自逢子午为大街，卯酉为小街，与北方以逢三逢五为集不同。今日为庚午日，值大街。西门内外，夷人如蚁，‘夷人者’，此间对苗族之称也。见三夷妇，跣足着白色百褶裙，[一举步则短裙左右摇曳，厥状甚美]不知其属何族也。以白麻布三匹向布商易蓝布，未协。余等奇之，向其探语，亦略知汉语，乃以国币三元三角购之。十二时归，询之周宝珖，云或系猓猡。建功检《滇小记》，蒙自多白猓猡，或即其族。余检〈苗族调查报告〉所引《贵州通志》，狆家，‘’衣尚青，以帕束首。妇人多织，好以青布蒙髻，长裾细褶，多至二十余幅，拖腰以彩布一幅，若绶，仍以青布袭之。性勤于织云云，又颇相近。然今之所见，其裙仅及膝，复不类也。（工友李学清云，其人为苗子，其布曰麻葛叶。《滇小记》云：‘苗子凡九种，黔省为多，在滇则宣威、镇雄有之，都是花苗，形状类黑乾夷，蒙布为冠饰，以彩绒短衣，无襟，腰连细褶，短裙至膝，跣足’云云。宣威、镇雄在迆东，距此甚远，又今之所见亦无冠饰，记之待考。”（《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49-50页）

一次赶街的见闻，引发了郑先生的兴趣，他以学者敏锐的洞察力和严谨的态度，在涉足不久的民族研究领域中发现了问题，并通过查阅史籍、咨询土著试图追寻下去。这个“记之待考”的发现，实际上是个当时无论学界，还是民间、官方都没有定论的问题。因为斯时国家正遭遇空前的灾难，没有条件进行深入的田野调查和研究，只能存疑。直到建国后，随着民族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大量田野调查的开展，问题才得到了解答：郑先生日记中提到的“猓猡”，后来识别定名为彝族，“狆家”识别定名为布依族。如郑先生发现的一样，他们和当时被笼统地被称为“苗人”的苗族，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地望与对音”

在蒙自及以后一段时间，郑先生陆续撰写的《发羌之地望与对音》《〈隋书·西域传〉附国之地望与对音》《〈隋书·西域传〉薄缘夷之地望与对音》《历史上的入滇通道》等一组关于我国西藏、云南史地的研究文章，极具标志性意义。这组文章一方面是郑先生以一个中国学者的文化自觉，向国人讲述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和中原地区文化联系的历史事实，讲述历代中央政权的官修史书一直关注着西南地区的历史事实，并由此揭示出汉民族和西南少数民族长久交流融合的历史趋势。另一方面，从这组文章的持续推出，再联系郑先生1934年曾为北大国文系学生讲授古地理学课的过往和入滇后一直阅读和研究的问题，能深深地感受到博学的学者对知识的系统把握的深厚功底和融会贯通的强大能力。

对于《新唐书·吐蕃传》中“发羌”一词的考释，成为郑先生撰写这一组学术论文的起点。他在阅读新旧唐书时注意到，“发羌”很可能是西藏土名“Bod”的对音。于是循着这一线索，遍查历代史籍，以地理证“发羌”之地望，以古音证“发”字与“Bod”可相对，进而得出“发羌”即“Bod”的对音的结论。郑先生根据这一结论写成的论文，得到了陈寅恪、罗常培、陈雪屏、魏建功、姚从吾、邵循正、邱大年等诸位先生的赞同和支持。郑先生初拟文章名为《发羌释》，后来根据罗常培、陈雪屏先生的建议，改为《发羌之地望与对音》。而且，卲循正、姚从吾、傅懋勣等还分别从伊斯兰语、佛学、音韵等方面帮助校订，陈寅恪先生也帮助订正梵文对音和佛经名称等。陈寅恪先生还说，敦煌写本字书以“特番”对“Bod”。“特番”疑为“唐旄、发羌”二族之合称，“特”谓“唐旄”，“番”（波）为“发羌”。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郑先生考释、判断的合理性。

关于这一组文章的学术价值和意义，后来杨志玖和冯尔康两位先生撰文给予很精到的分析和评价：“关于〈隋书〉的附国，郑先生说‘附’字是‘发’字的转音，‘亦即西藏人自称，Bod之对音’郑先生还从〈附国传〉所载的该地风土情形，与康藏地区比证，得出它们相近似的结论。因此他说附国确属藏地，其取名于Bod之对音。‘薄缘’，郑先生考订，即西藏南邻山国不丹。郑先生关于西南边疆史地的研究，有力地说明发羌是藏族的祖先，藏族在隋唐时期就同中央政权发生密切的关系，是我国多民族大家庭的一员。”不仅如此，因为郑先生考释出薄缘即为不丹，因此也开创了中国同青藏高原上的这个邻国关系史研究的先河（《郑天挺先生学行录·〈探微集〉述略》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477页）。

隋唐史和明清史研究“双线并行”

蒙自的西南联大文法学院正式开学上课的时间是1938年5月5日。开学后，郑天挺先生继续长沙临时大学时授课的内容，为史学系学生讲授隋唐五代史，每周一、三、五下午各一个小时，一直到7月底出题考试，学期结束。虽然只有两个多月的时间、40多个课时，郑先生却是给学生们勾勒从隋末到盛唐历史进程的脉络和历史面貌的轮廓。今天虽然无法还原郑先生讲课的内容。但是，从他每次上课后，在日记里寥寥数语的记录，仍然可以梳理出一个授课概要：时间线是从隋末大乱起，到杨炎施行“两税法”为止，历史进程包括隋末群雄蜂起的原因和各自盘踞的形势，隋末唐初由乱到治的几个阶段，唐太宗脱颖而出和他的行政用人策略，北方少数民族突厥及与魏、周、齐、隋、唐等历朝的关系，隋唐两朝与吐谷浑、奚、契丹的关系，唐朝对外用兵和外部势力的消长，隋唐礼乐制度及对后世的影响，唐代的学校制度、官制、刑制的形成及演变，唐代的诗文书画及与后世的关系……等等内容。即有史实简述，又有源流分析，还予归纳总结，把读史、治史的门径方法都交给了学生。讲课还涉及民族关系、对外关系、制度建设、文化建设、人物述评等等，全面而系统，对学生思维、学习方法的训练也不无裨益。

郑天挺先生最为学界熟知和称道的是他明清史领域研究的成就。纵观他的整个学术生涯，不难看出他的清史的功底应该是早年参与清代内阁大库档案整理工作时打下的。而他发表的研究成果，则始于1936年发表的《多尔衮称皇父之臆测》一文。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因为教授隋唐五代史，或者因为关注的重点放在了西南史地和西南少数民族上，所以有关明清史的著述不多。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没在这方面用力，而他重拾这一领域的研究的标志，应是在蒙自期间，他为纪念前辈学者孟森先生所撰写的《孟心史晚年著作述略》一文。待联大文法学院迁回昆明后，他为学生授课改为明清史后，先生又顺理成章地把过去的研究接续起来了。不但如此，新的变化是，他还把在蒙自期间花很多时间和精力研究的西南史地与明清史作出了融汇和结合，而且有了更大的布局和规划。1939年，他和傅斯年先生相约辑纂新《明书》，拟定三十目，约以五年为期完成。不巧的是，当年年底情势发生了变化，原任西南联大总务长的沈履先生决意离职，联大常委会认定郑天挺先生是最合适的继任人选，因此不但通过了任命，还不顾郑先生再三辞谢，派黄子坚、杨振声、查良钊、施嘉炀、冯友兰等先生上门“劝驾”。诸位先生没见到郑先生本人，却留下了那张著名的字条，上书“斯人不出，如苍生何？”在如此的“胁迫”和“绑架”之下，郑先生不得已答应出任联大总务长。于是，他一生中极为难得且短暂的“蒙自时光”一去不返了。他的明清史研究的进展也因此受到很大影响，他只能利用处理完公务后的夜深人静的时候，读书、备课、写作，还有就是利用躲避日本飞机轰炸、步行时等碎片时间，为写作打腹稿等等。后来他自己也说：“独念南来以还，日罕暇逸，其研思有间，恒在警报迭作晨昏野立之顷。”即便如此，他还是拿出了出人意料的成果，先后应邀为云南地方及师生做了多场与明清史相关的专题学术演讲。计有《明清两代滇黔之发达》（1942年），《满洲入关前几种礼俗之变迁》（1942年），《清代包衣与宦官》（1944年），《清代皇族之氏族与血亲》（1944年）。并撰写论文《爱新觉罗得姓稽疑》（1945年）。尤其著名的是1945年1月18日，应邀为云南各界作了《明代之云南》演讲。演讲分绪论、范围、行政、形势、人口、土田、财富、交通、文化和结论等十个方面进行，全面介绍了五六百年前云南的历史风貌，受到广泛好评。

由上述可见，“蒙自时光”之于郑天挺先生固然十分难得日本服饰，成就了他这一时期的高效读书、教学和写作，成果斐然。但是，回到昆明后，尤其是在1940年接任联大总务长之后的郑先生应该说是成就了自己一段人生传奇：他主管联大财务、人事、庶务，大权在手，却清廉自持，处事公平，待人谦和，深得师生爱戴。在每天处理大量琐碎、繁杂的行政事务后，挤时间坚持自己的研究和教学，且笔耕不辍，于多门学科独有建树。以致傅斯年先生曾赞叹道：郑先生“不为文则已，为文则为他人所不能及”。

郑天挺先生1938年3月至7月的167天“蒙自时光”，似乎平静平凡，但无论是他读书的数量，还是思考问题的深刻程度，以及发表学术论文的数量和水平，都到达了不少读书人一辈子也难以企及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