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雅韵是中国古典文化传统的一种特殊的美，它看似虚无缥缈，却又实实在在的留存于历史长河中。中国服饰中的“雅”使人谦逊、一针一线，色形于物，而情蕴于中。是一种从容不迫的自信，一种属于中国人的精气神。雅韵之美蕴含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是我们的行为举止，也是我们的服饰礼仪。

在以风雅而著称的宋朝，雅韵不仅是一种审美追求，更是一种生活方式。宋代文人士族社会地位的提高，使他们严谨笃实、温润含蓄的文人特质，逐渐演变成为一股潮流新风，从而影响了整个社会喜好朴质简括、古雅清隽的审美风气。宋代的艺术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当时的审美和意识形态的影响，追求自然、空灵、平淡、含蓄的韵味。

一、修文偃武之儒雅

宋朝的建立，结束了唐末“安史之乱”以来的长期混乱动荡、分裂割据的局面。从整个中国局势来看，北宋虽然仍然处于分裂时期，但却建立了一个相对统一稳定的封建王朝。赵宋皇帝吸取了唐末藩镇割据、军阀混战、武将拥兵自重的教训，避免宋王朝重蹈覆辙，便采取“修文偃武”之策来加强中央集权统治。

在“宰相须用读书人”与“兴文教，抑武事”的用人政策下，停息武将而提倡文将的迅速实施，再加之科举制度的逐渐完善，士大夫官僚阶层，打破士族豪门在官僚阶层的垄断地位而迅速崛起。士人也纷纷将读书、参加科举考试作为改变命运、向上攀升的重要手段，宋代社会弥漫着“男儿欲遂生平志”的读书应举文化氛围，形成了文人治国的局面。

朝廷对文人的重视，使得文人士大夫阶层的规模逐渐扩大，“君子温润如玉”的文人雅士的风貌、举止投足之间的文雅谈吐，都成为宋代社会推崇和拥戴的形象。这种文质彬彬、文人墨客的翩翩君子形象反映到服装上，则表现为一种温文儒雅、朴实无华、儒雅自然的服饰风范。这种风度翩翩的君子形象，进而影响到整个宋代的审美趣味和对美的理想。

《宋史》记载：“由农而仕、由地方而京城、由乡村而城市。”

色彩好质朴淡雅，人们追求的不再是缤纷绚丽、而是质朴而洁净。出现了以某一士大夫或文学名流所命名的服饰，如质朴无华的东坡巾。经由科考出身的士大夫阶层不同于少数门阀贵族，他们寄居山水、丘山溪壑、野店村居成为文人士族面对荣华富贵、楼台亭阁的一种心理上的慰藉与补充、以及情感上的回忆与寄托。

因此，审美趣味也从中唐时期的具体人事、仕女牛马转变到北宋时期的自然对象、山水花鸟的理想化、牧歌化的风神品尚。在这种对文人极度推崇的社会风貌下，从上而下的形成了儒雅化的服饰倾向，遁世绝俗的宋代仕人燕居时穿着古朴简练的直掇、鹤氅，头戴幅巾的翩翩然形象，展现了仕人身居庙堂之时的田园生活状态，促成宋人衣冠中的儒雅倾向。

二、程朱理学之素雅地缘环境之敛雅

在宋代，儒家学者重返六经，儒学得到复兴，再经由北宋二程兄弟创立“理学”，南宋朱熹发展完善后使得儒学真正哲学化，程朱理学打破了唐代儒、释、道三种思想共存互制的格局，进一步发展成为两宋时期的主导思想。对孔孟道统的继承，理学思想的兴起，都致力于恢复“礼制”来规范社会思想与言行举止、拥护封建等级制度。

《宋史》记载：“人心，私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灭私欲，则天理明。”

在服饰制度上，宋朝帝王钦定《三礼图》作为当时衣冠之制的范本，用以“恢尧舜之典，总夏商之礼”、“仿虞周汉唐之旧”。这些儒家观点对封建伦理纲常的强调，影响到宋代社会的审美和意识形态，宋代一扫中唐五代以来的浮靡艺术，转之追求自然平淡、朴素淡雅的审美意境。

在服饰风格上，宋人将这种质朴洁净、简洁朴实的审美趣味展现的更为明显。“务从简朴”“不得奢靡”被宋朝朝廷所多次强调。

宋代尚质朴素的要求孔孟之学气息如出一辙，整个宋代的服饰风格趋于朴素无华、修身适体，色彩质朴而洁净，不似唐代雍容华贵、夸张开放。这种服饰文化中崇尚素雅的审美风向，是对《论语·雍也》“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的品质追求，是儒家学者对于“君子之道，淡而不厌，简而文，温而理”中所倡导的温润淡雅、尚质朴素的审美追求。

两宋时期，社会动荡且流动性大，汉民族同周边少数民族之间的斗争不断。民族矛盾严峻、长期征战不断，政治以及军事上的压力，都使得以正统汉民族自诩的宋王朝对胡人产生强烈的戒备之心，形成了宋代相对独立隔绝的外交关系。又伴随着儒教日益兴盛，修文偃武之策后，文人士族阶层对本体文化的拥护，对异族文化的排斥与蔑视日益显著。

与唐太宗“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的观念不同，宋王朝轻视北方的契丹、女真和党项族等少数民族。因此在服饰方面，穿胡服、着胡饰，都被认为是胡人文化侵蚀汉民族思想与汉人发肤的不雅体现。宋朝皇帝曾三令五申禁止百姓穿用少数民族服饰。

宋人的民族意识与民族气节显而易见的表现在服饰上，成为一种对本民族服饰的极力推崇以及对少数民族服饰的反对抵制，宋统治者通过抵制来寻求内在保护，宋代服饰的保守趋势便显而易见。汉人传统的宽博大袖开始回归，宋代公服中圆领襕袍也愈加宽博。

与此同时，宋朝皇帝三令五申禁止百姓穿用胡服，紧身窄袖等带有鲜明的少数民族服饰特征的服饰成为不雅的象征，其中受胡服影响的钧墩多为身份较为卑微的女子所穿着，甚至一度被禁止，达到违反者“以违御笔论”的程度。

与有着胡汉血统、兼收并蓄的李唐的“兼容并收，胡汉一家”的开放交融的态度不同，形成了“万国衣冠拜冕旒”的保守内敛之盛景，宋代服饰处于外族犯边，家仇国恨的历史时局里，也逐渐形成了保守内敛之雅。

三、丝织匠心之慧雅

宋代对染织刺绣等纺织行业十分重视。宋代的染织绣工艺行业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之上更进一步发展，成为我国古代纺织业发展高峰的象征，整个织造行业分工精细，并且从业群体庞大。

其中，不仅朝廷政府设立文思院、绫锦院、染院、裁造院、文绣院等分工明确的染织绣生产的管理机构；而且北宋时期的民间丝织业也相当繁荣，染织绣作坊以及家庭联产为基础的织造方式数以万计，据《文献通考》记载，宋代物产类租税中，仅布帛丝绵之品就有十种，丝织品种类之丰富令人叹为观止。

宋代丝织工艺发展成熟且精美，如《东京梦华录》称其“金碧相射，锦绣交辉”。而在南京出土的北宋长干寺地宫铁函中描写古代女子服饰，仍保存有近百幅完好的宋代丝织品。这批被结成包袱的丝织品中包括绢、绫、缬、锦等各个品种，织物上使用了提花、刺绣、印染、描金等多种装饰工艺，其数量之多、保存之精在我国现当代考古史上极为罕见。

不同于唐代纹样的雍容饱满、繁复华美、色彩浓艳之气，宋代服饰面料纹样受到画院花鸟写生画的影响，纹样造型趋于写实而构图严谨、造型讲究、悦目动人。丝织物的印染色彩亦多用间色搭配，色泽洗练，文静典雅，和谐沉着。其中以缂丝最为精美，技艺精湛，成为宋代丝织业工艺中的标志性品种，是中国纺织品中的瑰宝。

《鸡肋篇》记载：“定州织刻丝，不用大机，以熟色丝经于木杼上，随所欲作花草禽兽状。以小梭织纬时，先留其处，方以杂色线缀于经纬之上，合以成文，若不相连。”

缂丝又名“刻丝”，有文人赞誉其为“雕刻了的丝绸”，并以“通经断纬”的织法形成织物上花纹与素面，色与色之间的断痕描写古代女子服饰，形似刀刻的形象。这都是宋代劳动人民勤劳智慧的辛勤创造，是宋代服饰中的慧心巧思之雅的体现。

结语

不仅是风雅的时代成就了宋代风雅的服饰，优雅的服饰更是缔造了风雅的时代。受到历史时局的影响，宋代服饰中的雅韵之美是一种在“文盛武衰”的风雅气度下形成的简约儒雅；是一种儒学复兴影响下的质朴、节俭、尚质素雅；是一种“贵中华、贱夷狄”排斥异族的地缘环境中形成的内敛之雅；更是一种集聚劳动人民辛勤劳动成果的匠心巧思之慧雅。

参考文献：

[1]沈约.《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