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王朝统治时间近三百年，建立了中国古代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中国古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也在清代达到了顶峰。满族取代明朝统治全国后，意欲强制推行本民族具有骑射特色的紧身窄袖服装。但置身于源远流长的汉文化氛围中，清代礼仪服饰也吸收到了汉族传统礼仪服饰的特点。

从皇帝礼仪服饰的形制与样式、材质与工艺、色彩的选择和纹样图案等各方面，都能直观的体现出皇帝身份地位的显赫不可侵犯和严苛的等级思想，以此起到维护封建专制统治，宣扬君权神授思想的作用，这也是礼服不同于常服的意义所在。

一、清代皇帝礼仪服饰中的历史延续性

努尔哈赤时期，满族贵族服饰虽吸收了汉族的龙纹装饰以示尊贵，但从“诸将亦有穿龙纹衣者”可以看出，他们此时并未与汉族传统观念一样，将龙纹作为区分统治者和臣子等级地位的标志，而是保留游牧民族的习惯，将衣服上装饰的珍稀程度不同的动物皮毛来区分服饰等级地位。

清入关后，皇太极更定衣冠制度，此时清朝统治者已初步确定了服饰制度，虽然比之前朝未成体系，但已从努尔哈赤时期等级思想并不鲜明的游牧部落服饰习俗向封建君主专制的服饰制度转变。

到了顺治二年（1645年），中国的大片土地都在清军的控制之下，要求所有汉人改为满族传统发型还要遵循满族的服饰要求，顺治三年（1646年），又重新规定了官民服饰制服。对汉人推行严苛的“剃发易服”与汉族长久以来的文化传统十分冲突，因此也引发了汉人强烈的抵触情绪。

虽然在清初时期推行了十分严酷的服饰改革政策，但在礼仪服饰制度方面却很大程度上沿用了自周以来汉族传统礼仪服饰制度。清代官员礼仪服饰继承了明代官服中的补服，文、武九品官员补服上的图案与明代相同。而从周代就确定的十二章纹也被沿用至清代皇帝的礼仪服饰中。

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服饰作为象征社会地位的符号之一，其社会属性远大于实用价值，而服饰制度又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尤其是礼仪服饰制度，是礼制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因此清政府要想实现对整个中国的统治，就需对汉民族传承千年的礼仪服饰制度加以继承，而延续性也正是我国传统服饰文化的显著特点。

二、清代皇帝吉礼、嘉礼、军礼、宾礼和凶礼服饰含义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是最为重要的礼仪活动之一，为历代统治者所重视。祭祀制度在清代也尤为重要，清初时便将祭祀活动定分成三个等级:大祀、中祀和群祀。根据祭祀的等级、场合和时节不同，所用祭服也有差异。

祭天着蓝色祭服，朝日用红色祭服，祭月用月白祭服，祭地坛、先农坛、社稷坛着明黄色祭服，这也说明了清代虽为满族政权，但其吉礼所用服饰在颜色上依旧沿袭了汉族传统。

朝服和祭服的范式并无太大区别，从朝服制式中即可见祭服制式。帝用朝冠分冬、夏两种形制。冬朝冠有薰貂制和黑貂制的，夏朝冠用织玉草或藤丝制作。冠表面垂满朱缨。清代皇帝服饰中常用貂皮，这也是满族服饰传统的延续。

朝珠的样式来源于佛教服饰中的念珠，共有一百零八颗圆珠，为一年当中的十二个月、二十四节气和七十二候数字之和。皇帝在不同祭祀场合在所佩戴的朝珠材质亦有不同。

清代皇帝朝带有两种制式，一种为大型典礼时佩戴，称为圆朝带，一种为吉礼佩戴，称为方祭带。吉礼所用朝带满族服饰图片，龙纹金版为方形。在朝带部分也多次出现佩戴钮带而非吉礼中应佩戴的方祭带，亦与服饰制度有所出入。

到了清晚期，在“五礼”中历代统治者最为重视也是君权至高无上的象征之一的吉礼场合中，所穿服饰也出现了与制不合甚至简化的情况，这也是封建统治出现颓势的体现。

吉服带与朝带的形制相似，皇帝吉服带为明黄色，串有一些方形或圆形的珠宝点缀，左右垂有白色的帉。与朝带不同的是，吉服带的帉下端直且平齐，为纯白色，而朝带的帉下端款且尾部渐。且有别于朝带根据不同祭祀场合有不同的制式规定，吉服带所饰珠宝可根据皇帝心意而定。

军礼是指阅兵、出征等军事相关的礼仪活动，在周代又称为“大蒐礼”，清以骑射开国，于马背上得天下，崇尚武功是清朝初期的传统。为了延续满族骑猎传统，皇太极制定了大阅制度，以此检阅军备、训练军队，并要求典章制度中详细规定围猎和大阅的地点、礼仪、服装、形式等内容。

盔甲即“甲胄”，是古代军人在作战时用来自我保护的防护服装，清代尚武，因此不仅八旗士兵身着甲胄，在军礼活动中皇帝与士兵一样，也穿戴盔甲，以表统治者对军事的重视。

清代甲胄的式样显示了满族的尚武精神和游牧民族的特殊习惯，从形制上来看，清代甲胄和袍一样上下分体，这种上衣下裳的款式能使穿着时不影响在马上骑射。由于这种甲胄带有鲜明的满族民族特色和很强的实战性，因此清初的统治者十分重视对这种形制的甲胄的延续。

在清入关后，随着礼仪服饰的逐渐确立，宾礼活动所着服饰也逐渐制度化、规范化。

清王朝以孝治国，对凶礼也十分看重。改穿凶礼服饰的礼仪称为成服之礼，这项礼仪传承时间十分久远，到了清代已颇为完整。成服之礼是指凶礼中死者亲属或相关人员根据与死者的关系穿着不同的丧服为其服丧，在封建时代满族服饰图片，服丧时间根据死者的身份地位不同有所差异。

三、清代皇帝礼仪服饰含有的功能性

清代无论是商品经济发展程度还是手工业发展水平，都达到了中国古代前所未有的高度，丝织业在手工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作为专供宫廷的“江南三织造”，其工艺水平也领先全行业，所供皇帝礼服更是从材料选择到织绣技术都力求精益求精，并在颜色和纹样等方面呈现出满汉融合的特殊审美。

明时期就在江宁、苏州、杭州三处分别设立官营织造局，并称为“江南三织造”，清代承袭明制，也设有“三织造，但不同的是明代织造局设有提督织造太监管辖，而清代织造局隶属于内务府，设一名织造官管理局务，一般是由内务府旗人担任。

织造局的任务是服务于内廷，供应包括礼服在内的皇帝、后妃和皇子公主们的服饰和赏赐所用的缎匹，这些有定式的服饰和缎匹，大多都是在织造衙门的直接监督管理下制作的，既确保式样符合规定和要求，又保证材料和工艺都为最上乘。

丝绸是中国历代皇室所青睐的制衣材质，早在两汉时期，两条“丝绸之路”就将中国生产的丝绸远销海外，到了清代，经济水平达到了非常繁荣的阶段，手工业也发展到巅峰，丝绸也在服饰中广为应用。当时宫廷服饰所用丝绸几乎都来自江宁、杭州和苏州三处织造局。

三处织造局虽都承担着宫廷织品的生产，但其技术各有所长，因此各有分工，但也有一些特殊要求的织物要由三处织造局合作完成。

清初时期，满族统治者为了保留满族习俗，在汉族地区强制推行“剃发易服”政策，这一政策引起了汉族民众的强烈抵触。最终，为了安抚汉族，清政府采纳了“十从十不从”的建议，这项建议一定程度上使得汉族的服饰传统保留了下来，清政府也意识到文化的传播不能靠强制覆盖，兼收并蓄才能流传长久，因此在礼仪服饰上也吸收了汉族服饰的特点。

清代对汉族传统服饰的继承主要体现在服饰纹样上，如花鸟鱼虫、海水江崖、祥云八宝等，这些都是汉族独有的带有吉祥寓意的图案。乾隆皇帝还采纳了汉族传统君主服饰纹饰的代表“十二章”，但清代皇帝朝袍中十二章纹饰的排列方式与前朝不同。

十二章纹虽然为汉族传统君主服饰纹样，但它所表现出来的含义与满族信仰的宗教中敬畏自然的主张也有相通之处，这也是清代统治者接纳十二章纹的原因之一。

龙是一种承载了人们对神圣凶猛动物的想象的图腾，由身、鱼鳞、鹰爪、蜥腿等组成，由于龙图腾崇拜的时间延续久远，龙也成为了中华民族的象征。龙纹作为一种有着祥瑞和神圣寓意的图案，也被历代统治者运用于自己的服饰之上。

清代的龙纹广泛的应用于皇帝的冠服中，成为礼仪服饰的主要纹饰之一。清代服饰中的龙纹根据其形态的不同，可分为正龙、行龙、升龙和降龙，还有一种圆形构图的龙纹，为团龙。清代皇帝吉礼和嘉礼服饰上的龙纹分布巧妙，通体共有九条形态各异的龙，前胸、后背和两肩为正龙，裳下部前后为升龙，里襟中也有一条升龙，但在穿着时一般不为外人所见，寓意皇帝自谦的品格。

满族统治者统治全国之后，推翻了汉族传承千年的宽衣博袖式的服饰，并强行推行本民族便于骑猎的紧衣窄袖式的服装，这给中华传统服饰带来了极大的改变。反映出满族统治者与历代统治者一样，以改变服饰制度来作为王朝更替的重要标志，也反映了他们对满族传统文化的坚守。但是，清代礼仪服饰也吸收了大量汉族传统礼仪服饰的特点，呈现出一种多民族文化兼收并蓄的特征。

礼仪服饰是皇家地位和权力的象征，同样也是封建社会中等级差异的重要标志。封建皇帝自诩天子，以君权神授思想维护君主专制，因此皇帝礼仪服饰中也有承神明之意的体现，这在皇帝吉礼服饰中尤为明显。

总结

清代统治者制定的礼仪服饰制度体系之庞杂、条律之繁琐在中国历代服饰史上无出其右。通过礼仪服饰这种在社会生活中最能直观的表明身份地位的载体来彰显皇帝地位的至高无上。中国古代服饰所被赋予的政治色彩和礼制意义在清代礼仪服饰中达到了极致。

清代礼仪服饰的发展过程也反映了清王朝“汉化”的过程。清王朝为了迅速达到统治全国的目的在一些政治问题上实行高压民族政策，打压汉民族的反抗意志；另一方面，吸收汉民族文化中的一些精华为己所用。

从六种冕服四种弁服但服饰组合只有冕、中单、玄衣和纁裳，仅以章纹数量来区别，到“五礼”服饰各有不同且其样式都有繁复详细的规定可以看出，整个中国古代礼仪服饰的发展过程是制度上历代传承、内容上不断丰富的过程，其中虽有包括清在内的少数民族政权统治时期，但总体上都呈现出一种兼收并蓄的服饰特点，这也正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生生不息的重要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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