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饰文化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中国素有“礼仪之邦”、“衣冠王国”的美称，服饰文化更是体现着这个伟大东方民族的审美情趣和创造能量。在东方土地上生活的人们，用服饰来妆扮自己的身体、扮演着自己的角色和彰显着自己的身份，用服饰来标示彼此关系、融入共同的社会生活。潮起潮落，历代服饰的传承，不仅在服饰艺术上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高峰时代，同时也像活化石一样反映着特定社会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和民俗。一部服饰史，既是一部华夏民族的物质文明发展史，又是一部炎黄儿女的共同生活记忆史。

服饰艺术从荒蛮中走出

远古时期，中国先民从茹毛饮血的混沌时代迈开了走向文明的脚步，开始了服饰文化的创造。与渔猎、采集的生产生活方式相一致，他们以动物皮毛为服饰的“原料”，制作出了避寒遮羞的最早服装。最初的先民衣式，仅仅是一块围系于下腹至隐私部位的皮毛。从遮前到蔽后，从御寒到遮羞，“衣冠王国”的服饰从最初的这块皮毛开始了漫长的演化。

衣和裳是中国古代先民服装中最为基本的一种形式。他们最初是围系在下腹的皮毛，既可用来护腹，又可用于遮羞，虽然形制比较简单，但却从赤身裸体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后来布帛产生，服装之制逐渐完善，人们仍然在下腹部位围系一块长条状皮革饰物，叫蔽膝，就是为了表示对先民所创衣式的纪念。这种饰物后来被一种前后分成两片的围裙状服装替代，这就是裳。下体之服出现之后，人们又对上体之服进行创造性尝试，将大块兽皮割下，以动物的韧带或植物的葛藤为线，用骨锥、骨针等工具穿缀缝合，制成背心式服装，这样就形成了衣。

伴随着衣裳的产生，原始的帽子、裤子、鞋履等也都相继产生。最初的帽子和衣服一样，也是用毛皮制成的。原始的裤子只能包裹在腿部，也用毛皮制成，既可保暖，又兼有防护功能，可防止荆棘刺伤皮肤。早期的鞋履或用皮制，或用草编制成，同样具有保暖和防护功能。

衣冠之治的初步建立

公元前22世纪末，夏朝建立。至公元前16世纪，商汤推翻夏朝，建立起商朝。从商代开始，中国的冠服制度开始初步建立，服装初步具有划分身份等级的功能。殷商时期社会生产力普遍较为低下，大规模的丝织生产尚未得以确立。人们普遍穿着朴素，一般百姓制作衣服所用材料主要为粗布和毛褐。

公元前11世纪，西周取代商建立政权，社会生产力比之商代有大幅度进步，尤其是周代的纺织技艺大大提高，国家出现了专门为贵族生产丝绸的作坊，丝绸的规模性生产从此开始。衣冠制度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逐步完善。被后世尊为圭臬的《周礼》完成了周代衣冠服饰制度系统的完整建构，从此，上自天子卿士，下及庶民百姓，衣帽服饰各有等差，衣冠服饰贵贱有别、尊卑有序的服饰等级系统运行起来。到了周代后期，奴隶社会土崩瓦解，封建社会逐渐形成，冠服制度又被纳入了“礼治”的范畴，作为礼仪的表现形式，成为国家政治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春秋战国相交之际，封建制度逐步取代了奴隶制度。在这段时期里，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与这种政治风云相适应，各阶级、阶层和集团的代表人物都从本身的利益出发，提出各自的政治主张和哲学理论，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这对当时衣冠服饰制度也带来了一定的影响。这个时期的服饰形制异彩纷呈，各异其制。

礼崩乐坏后衣冠制度的重建

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春秋战国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建立起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秦始皇笃信阴阳五行学说，建国伊始，秦统一各诸侯国的车马服饰制度，改变了战国时期各项制度混杂的混乱局面。秦的统一只有短短十五年，系统的服饰制度尚未健全。受阴阳学说的影响，秦朝服饰崇尚黑色，举国以黑色服装为贵，但服装在款式上还是延续了春秋时期的基本形式。

随着大汉王朝的一统天下，衣冠制度走入了新的时期。厘定服制、修订冠帽、整饬佩绶，礼崩乐坏后的冠服体系第一次在大一统的王朝中复兴。张骞出使西域各国，丝路开通，中原华夏服饰文化第一次越过西域古道上四起的烟尘，穿行于亚洲与欧洲。

汉初建国，衣冠制度还未完备，帝王百官参加祭祀，仍沿用秦朝旧制，不分尊卑，都穿黑色之衣。直到公元59年，才根据文献记载，正式议定了车服制度。上自帝王诸侯，下及士庶百姓，衣冠服饰各有等差。

服饰的职别等级，尤其体现在冠帽和佩绶之上。汉代冠式丰富，名目繁多，这些冠式是区别身份等级的重要标志，需要根据不同的身份在不同的场合进行佩戴。如帝王与臣僚出席重大祭祀仪式时戴冕冠，文官、儒士上朝时戴进贤冠等。

随着政权的巩固、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社会风尚发生了显著变化。人们对装饰的要求越来越高，穿着打扮日趋华丽。史称汉文帝提倡俭朴，反对奢侈，自己所穿服装十分朴素，而京师贵戚服饰却“奢过王制”。在一些贵族家庭，连地位卑下的奴仆侍从服装都用文组彩牒、锦绣绮纨，所佩饰物也十分珍异，犀象珠玉，琥珀玳瑁，金银错镂，无不穷极。

飘逸洒脱的魏晋风度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多种服饰文化相碰撞与融合的时代。战争频仍、王朝更迭、社会动荡、民众迁徙，多民族的文化传播与融合正是在这种风云变幻的年代开始。中原人民与北方各少数民族互相影响，服饰风尚发生显著的变化；佛教的传播，玄学的盛行，各种思想文化风起云涌，折射出时代特定的审美取向。总的来说，魏晋服饰崇尚飘逸洒脱，大开大合。

魏晋时期的士大夫喜欢穿大袖宽衫，上自王公名士，下及文人儒生，无不大袖翩翩。衫子的穿法也非常随意，有的敞开领襟，有的袒胸露臂。这种不拘礼法、崇尚自由的服装风格就是在当时的文化思潮下产生的。

南北朝各少数民族初建政权时，基本上仍按本族习俗穿着服装。以后受汉文化的影响，模仿起汉代的典章制度及帝王百官的服饰威仪，也穿起汉族服装。公元494年，魏孝文帝亲自率领群臣迁都洛阳，全面推行汉化政策，鼓励鲜卑和汉族同化，禁止三十岁以下在朝人士讲鲜卑语，禁止鲜卑士民穿着胡服；不久，又颁布了更大规模的服制改革。孝文帝亲自穿着汉族的衮冕衣裳祭祀朝会，并参照汉魏服制制定了五品以上职官的各种礼服及佩绶制度。

中原人民也从北方少数民族那里吸取了不少服饰精华，纷纷将衣服裁制得更加紧身适体。西北少数民族的服装──胡服，渐成为社会上的普遍装束，中原及江南士庶多胡人打扮，不仅用于家居闲处，而且还用于礼见朝会。

帝国雄风中服饰魅力的彰显

公元618年，唐朝建立，中国封建文化达到巅峰。在唐代近三百年历史中，曾有过“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两个高度发展的阶段。尤其在初唐至盛唐一百多年间，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整个国家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唐朝首都长安，不仅是当时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也是世界著名的都会和东西文化交流的枢纽。灿烂的中国文化——包括服饰文化，通过使者与商人的穿梭往来传遍世界，直至今日，中国东邻地区的一些国家，仍将隋唐时期的服饰作为正式礼服，可见影响之大。

公元621年，朝廷颁布衣服之令，初步拟定了冠服制度。公元624年，又对原有的服制作了修订，重新颁布了新的律令——《武德衣服令》，自此唐朝服饰有章可循。按新令规定，皇帝之服有大裘冕、衮冕等14种，皇后之服有袆衣、鞠衣及钿钗衣3种，文武百官之服有衮冕、绣冕等10种，命妇之服有翟衣、钿钗礼衣等6种。这套服制制定以后为后世沿袭，各朝虽然都作过修订，但总体上变化不大。

这一时期女性的服饰装扮，瑰丽美艳，风格大胆开放，是文化上的交流与融合在服装上的体现。初唐妇女的服饰，上穿窄袖短襦，下着紧身长裙。裙腰束至腋下，腰间系扎丝帛之带。以后数百年间，虽屡经变化，但始终保持这一特色，即使在胡服盛行之时，这种服式也没有被废弃。盛唐以后，还出现一种“绮罗纤缕见肌肤”的服装：上身不穿内衣，以裙腰遮住双乳，外用轻纱蔽体，这种装扮在中晚唐贵族妇女中特别流行，并一直延续到五代。

唐代丝绸生产达到历史高峰，开元天宝年间，朝廷收入丝织品就达740余万匹，为中国历代丝绸贡赋最高值。长安就有少府监织染署，掖庭局、贵妃院及内作使等机构下设官营丝绸作坊。全国的丝绸生产空前扩大，无论在织造技术或是图案纹样上都有新的、重大的变化，其品种之丰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为当时千般奢华的服饰竞艳提供了充足多样的质料。

程朱理学影响下的服饰变异

公元960年，赵匡胤称帝，建立宋朝。宋王朝的建立，结束了安史之乱以来动乱不安的政治局面，中国社会出现了一段承平时期，经济、文化都有所发展，都市的商业经济也渐趋发达。然而宋王朝在初期短暂的繁荣过后，便陷入了与辽、金、西夏等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对峙的局面。在内忧外患的政治现实之下，宋朝政府依然对制定服制十分重视，不断调整服饰礼制。公元961年，以《周礼》为蓝本的服饰体系正式颁行，并实行了70余年，以后又经过多次修订。

程朱理学在宋代具有较高的思想地位，它强调封建的伦理纲常，力戒浮华侈靡。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人们的审美意识有较大改变。社会舆论普遍认为衣冠服饰不应过分华丽，而应崇尚简朴，尤其是妇女服饰，应淡然素雅。各朝皇帝也三令五申，整饬服饰务从简朴，不得奢僭。宋宁宗嘉泰年间，朝廷还将宫中妇女的金翠首饰堆放至街道上点火焚烧，以示崇简决心。在理学思想的影响和法令禁律的规范下，宋代的衣冠服饰总体上显得拘谨保守，款式变化不多，色彩也不够丰富，和唐代形成鲜明的对比。历经了盛唐的绚丽之后，宋代的服饰风格走向了质朴、洁净和自然。

从宋代开始，中国妇女中出现了缠足陋习。缠足妇女所穿的鞋履以纤小为尚，和唐代妇女的笏头履、云头履迥然不同。这种鞋子的鞋头大多做得很尖，如莲花之瓣，因有“三寸金莲”的形容。这种戕害妇女身体的缠足之风在中国一直延续了上千年，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开始逐渐废除。

民族服饰的交流与融合

公元10世纪前后，中国历史上除了宋朝政权以外，还先后建立过辽、西夏、金、元等政权。这些都是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政权：辽由契丹族建立，西夏由党项族建立，金由女真族建立，元由蒙古族建立。这些民族取得政权后，一方面从汉族服饰中吸取精华，不断完善本族服制；一方面依仗武力，在其统治地区强制推行本族服制，致使汉族服饰全面胡化，服装功能也从注重礼仪转向注重实用。

契丹在建国以前，世居辽河流域，以游牧狩猎为业，生活得非常艰苦。由于契丹是一个从氏族社会跳跃到封建社会的民族秦朝服饰，早期服饰只以兽皮裹身，一直到立国前夕，才学会种植桑麻，纺织布帛，穿着起布制的衣服。太祖耶律阿保机在北方称帝时，衣冠服制尚未具备。公元916，阿保机建立了辽国，于公元938年颁布服制，在后晋服制的基础上创立自己的衣冠服制。以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秦朝服饰，皇帝、汉官俱穿汉服，太后及契丹臣僚则穿胡服，采取了两种不同的体制。

党项为羌族中的一支，原居于析支，北周后期势力逐渐扩大，隋唐时内附于中原王朝，向中原王朝称臣。公元1038年，元昊立国称帝，建国号为大夏。党项原为游牧民族，以武功立国，经济文化比较落后，西夏政权建立之后，十分仰慕汉族文化，逐渐崇尚起儒学，在衣冠服饰上建立了兼具中原汉族与本民族特色的服饰制度。

女真族长期生活在黑龙江、松花江流域和长白山地区，隋唐时期还过着原始的氏族部落生活，以渔猎为生。公元1115年，女真首领完颜阿骨打称帝，定国号为大金。统治北中国大部分地区一百余年。金人刚进入燕地时，舆服效仿辽代做法，也分南、北两制，后得宋朝半壁江山，遂参酌宋朝服制而略加变易。公元1140年，制定冠服之制，上自皇帝冕服、朝服，皇后冠服，下及臣僚朝服、常服一一定明。大定年间，又补充了百官公服及庶民之服。至此，金代服制基本具备。

蒙古人原来长期生活在黑龙江额尔古纳河岸的深山密林之中，后迁徙至漠北草原，与当地的突厥、回纥部落杂处，散居成许多互不相属的部落，经过近百年的吞并掠夺，最后由成吉思汗完成蒙古族的统一。公元1260年，忽必烈即汗位，公元1271年，建国号为大元。蒙古人的生活方式以游牧为主，衣冠服饰较汉族简朴，入主中原后，在生活习俗上受汉族影响较深，服饰日益讲究。元初立国，初创各项制度，冠服车舆保留原有特色。元世祖统一天下后，近取金宋，远法汉唐，依然未能完善冠服制度；至英宗时冠服制度才完备，上而天子冕服、腰舆、仪卫、队仗，下而百官祭服、朝服以至士庶百姓服色一一定明，井然有序。

这些少数民族虽然在服饰制度上取法中原，但在服饰元素与特质上，依然保留着本民族的特色，具有明显识别性。

礼制回归下的服饰文化复兴

公元1368年，以朱元璋为首的农民起义军，推翻了元朝统治，建立起明朝政权。明朝建国后，采取了一系列恢复生产、发展经济的有效措施，使社会经济得到迅速恢复，生产技术显著进步。随着生产力提高和市场开拓，工商业人口不断增加，一批新兴城市逐渐形成。生产技术进步推动了手工业的发展。以纺织业为例，相继出现了南京、北京、苏州、杭州、嘉兴等一大批专业生产地区，丝绸产品在海内外享有盛誉。

明朝从蒙古统治者手中夺得政权，对整顿和恢复传统的汉族礼仪制度相当重视。建国不久，便作出废弃蒙元服制的决定，并根据汉族的传统习俗，上采周汉，下取唐宋，着手制订新的服制。公元1370年，明代的冠服制度初步制定，其中包括皇帝冕服、常服，后妃礼服、常服，文武百官常朝之服及士庶阶层的巾服等。公元1393年，朝廷又对原定的服制作了一次大规模调整，以后数百年间变动不大，只是在服装的颜色及禁忌方面作了些更为具体的规定，如不许官民人等服用蟒龙、飞鱼图案，不准用元色（黑色）、黄色和紫色等。

宋元以后，中国的文化重心有逐渐向江浙一带转移的趋势。松江府成为江南地区的文化中心之一，尤其以上海地区为典型。明代以来，上海一向崇尚奢华，衣必求贵，绮罗轻裘。在衣着的色彩、用料、式样上均越份逾规，朝廷的服饰典制在这里几乎成为一纸空文。从明朝中后期开始，江南士人的服饰逐渐趋向华丽鲜艳，质地追求丝绸绫罗，式样也追求奇异翻新，甚至男着女装，图案上也出现了团龙、立龙，逾越名分。这一趋势的出现，与明代后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有相当密切的关系。

繁缛庞杂的服饰体系

公元1644年，爱新觉罗·福临率群臣于天坛祭祀天地，同时宣告清王朝的建立。满族为女真后裔，在衣冠服饰及风尚习俗方面，都保留着女真族习惯。清军入关后，立即采用金代的做法，强令汉族男子依照满族习俗改变发式：剃去额发，结发垂辫。1645年，清军攻下江南，朝廷采取了“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高压政策，酿成了江南屠城的惨剧。清朝政府还强迫汉族军民改穿满族人的服装，唯妇女、儒生、徒隶、伶人、和尚、道士以及穿婚服、丧服的人不在禁限范围之内。定都北京后，清政府将本族服装定为法服，绵延两千多年、历经变迁的汉民族冠服制度在清代遂告终结。

清朝服制拟定于入关之前，定都北京后，又吸收了部分汉族服制进行修订。公元1652年，《服色肩舆永例》经世祖钦定后颁行天下，从此，清朝服制正式确立。从整个服装发展史来看，清代服饰形制在中国历代服饰中最为庞杂繁缛，规章制度也多于任何朝代。对皇帝、亲王、皇后、皇妃以及百官的朝服、冠帽、饰品各有规定，根据等级、身份、场合、季节的不同，需要穿着的服装也各有不同。冠服制度作为政治体系的组成部分，成为清王朝政治、文化生活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清朝晚期，封建社会已濒临崩溃的境地。甲午战争以后，西方文化伴随着列强的武力入侵向中国渗透，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898年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发起的百日维新是近代对“衣冠之治”的第一波冲击，维新派要求皇帝作出表率，率先断发易服，为天下颁布法令，令官员百姓均依令效行。虽然服制改革没有以政府诏令的形式在全国推行，但是各省学堂中纷纷出现了效仿西式服装、短衣皮靴、文武无别的着装风格。此后，关于服饰变革的要求便在采用西式服装、剪掉发辫、放弃缠足三个主要方面展开，不断有改革派在进行服饰改革努力。

冠服制度作为一项政治制度，在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中，为了维系政权以及相应的封建等级秩序一直发挥着它的作用。统治者颁布建立冠服制度，以之宣告自身权力的合法性，进而将这种统治意识形态渗透进着装礼仪、日常文化中，保证统治权力的延续。从商周以至晚清，其间服制变迁不断，但其首要的用意莫不以此为大。晚清以降，随西风东渐，改良、革命风起云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进入了剧烈的变动中，服饰概莫能外。一场服饰文化、观念的现代转型由此肇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