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北京冬季奥运会倒计时的开启，近日冬奥相关服饰的细节亦渐次释出。在冬奥场馆内，一系列制服礼服相继亮相。2022年北京冬奥会制服设计视觉元素正取自中国传统山水画与冬奥会核心图形中的“赛区山形”；“鸿运山水”系列颁奖服源于中国名画《千里江山图》；“唐花飞雪”颁奖礼服则源于中华服饰的经典形制交领右衽......

冬奥场馆外，近日一趟冬奥列车亦正式发车。在这趟奔赴冰雪之约的列车上，乘务员身着的冰雪系制服正来自从广州“发芽”的原创设计品牌“例外 de ”。与上述服饰相呼应，冬奥列车上的制服亦饱含着东方美学。

近日，南都记者专访了广州本土品牌“例外”背后的“裁衣人”毛继鸿。除了服饰，还曾出品获第33届金鸡奖最佳纪录/科教片殊荣的由陈传兴导演执导的纪录片《掬水月在手》。

广州本土品牌“例外”背后的“裁衣人”毛继鸿接受了南都记者专访。

多年来，毛继鸿一直致力于寻找当代中国生活美学的自我，但他发现这种美学其实就在身旁，就在东方叙事的语境和传统文化的美学中，“我重新去看中国传统绘画里传递的美学后，发现在那里能从世界观、宇宙观上给人带来很大的力量。你越走向世界，越会觉得东方的、中国的东西才是你与别人不同的东西。就像疫情下的国家力量、国家治理能力，那也是一种东方文化、中国文化的重新表达，有很多东西，需要你去重新解释，更多的是你要对它有自信。”

冬奥列车制服的东方美学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冬奥列车上，乘务员身着蓝色系制服，成了一道兼具典雅性与职业度的风景线。如果说冬奥列车拥有“飞驾南北”的恢宏气魄，那么这出自广州本土品牌“例外”的冬奥列车制服，则以一种复古隽永的余韵，展示着当代东方服饰美学与大国礼仪的新风貌。

冬奥列车制服展示着当代东方服饰美学与大国礼仪的新风貌。

“例外”的历史可追溯至20世纪90年代，纵观中国三十年服装行业历史时，它似乎真的是个“例外”，它始终认为衣服是精神信仰与文化自信的载体，以带有非物质文化记忆的刺绣、印染、针织、手工泼染、冷染、植物拓染等手法来制作衣服。

“冬奥系制服”有三款。

冬奥制服亦被看作了一次文化自信与精神信仰的呈现。从冬奥会的冰雪蓝白基调出发，团队提取汉代“曲裾深衣”元素，一共制作了三款冬奥列车上的“冬奥系制服”：礼服、呢外套与羽绒服。一套以弧形果实廓形领型设计的礼服演变自汉服；一件集聚保暖与挺括度的羊毛大衣暗合列车的“冬奥涂装”；一件以雪花元素装点的羽绒服兼具时尚与冬奥元素。

穿梭在几件样衣前，“例外”创始人毛继鸿边用手比划边介绍，在制作制服时，既要与奥运相连，亦要找回具中国特点的礼服概念，于是更多匠心细节皆呈现在了衣服的细微处，“以礼服为例，礼服用了青果领的方式，从侧面看，前后像燕尾服（版式）；而礼服外套的剪裁用了中国常用的插肩袖，但又用腰带给予了衣服筋骨、利索感和职业感。同时为与铁路元素结合，衣服的领子上围了一圈绿边，那正起源于早期绿皮火车的主色调。”

而在制作冬奥列车制服时，他始终坚持的概念是，服饰应让穿着者感到熨帖、舒适，“很多人在设计服饰的时候，可能只会在意拍出来的照片好不好看。我们研究过去的一些制服，很多甚至连口袋都是假的，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这也是“例外”一如既往的制衣原则。“真正做一件衣服，要用非常好的态度去做。所以这次是按照我们的成衣标准来做的，已经给乘务员去试穿了，反映非常好。”毛继鸿说。

毛继鸿曾说自己做“例外”是想寻找当代中国生活美学的自我，后来他发现这种美学其实就在身旁，就在东方叙事的语境和传统文化的美学中，“当时我们说要寻找当代中国生活美学的自我，后来才发现这个‘美学的自我’是慢慢生长出来的。它没有具象符号，也不是结果性的东西，它是一个过程。那个过程需要经历、阐述、铸造，它是一种生活活体和生命。我们掌握了一套西方系统，但那只是观察世界的方法论。我重新去看中国传统绘画里传递的美学后，发现在那里能从世界观、宇宙观上带来很大的力量。”

以纪录电影还原生活本真

从《掬水月在手》到更多电影

除了服饰，毛继鸿的另一个身份是电影出品人。毛继鸿与电影渊源匪浅，他说自己对服饰与文明的联系的感知就来源于纪录电影《纽带》，那部电影使他感到震惊：“我意识到时装是人的第二层皮，是人类文明的纽带。这对我的理解非常重要，让我对这个行业有更深入的理解。同时纪录片是传输我们的观念、理想和思想的手法，纪录片是呈现‘真’的一个电影语言手法，‘真’也是我一直在追求的。”

由毛继鸿出品的人文纪录片《掬水月在手》，获得了金鸡奖。

当2007年到法国参加巴黎时装周秋冬发布会时，毛继鸿萌生了记录“裁衣”过程中人与服装关系的想法坚持我的服饰，他想到了贾樟柯，“（那时）刚好贾樟柯在做‘艺术（家）三部曲’，我便邀请他来记录我们这一代设计师。那时我有一个愿望，我是北京服装学院的首批毕业生，我想我们是服装大国，也要变成服装强国，要发出一个礼仪之邦能在世界舞台上发出的声音，他欣然答应了。”

到了2020年，毛继鸿出品了文学纪录片《掬水月在手》。在讲述当代诗词大家叶嘉莹的一路旅途时，影片先从其老家的院子作为线索展开，叶嘉莹在影片中娓娓道来：“我们院子里面有一棵柳树，隔墙的那一边有一棵槐树，秋天的时候我们说，一场秋雨一场寒，那时候蝉声还没有消灭，就引起我心的秋天的一种哀愁。我写诗是很现实的，这个树叶的声音如果你仔细听，会发现是不同的。”

在场景的空间维度以外，电影还用叶嘉莹的诗作创作时间去串联故事。毛继鸿说这是一种将影片推进得更现代化、当代化的手法，“这部电影用空间和时间去串联了人物生命的故事。整个影片不仅有空间，也有时间。几个音频和视觉是复杂的、错位的。叶先生朗读的诗歌与屏幕中呈现的其实不是一首诗，里头还有和乐《秋兴八首》来作为底乐，去进行平行移动。我们用一种复杂的模式，并非说语言就是语言、诗歌就是诗歌、空间就是空间，来转述这个诗歌人生。”

未来，毛继鸿作为出品人和主创参与的纪录片也将一一呈现在银幕上，“最近，我也参与了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总馆长王璜生先生的人物纪录片，他对当代中国艺术，特别是南中国的文化艺术有重要的推动，同时他也是平台建立者，他让我们看到了更好的展览和美术观念在广东发生。另外我们也在拍摄关于城市更新的题材，比如广州的冼村，我们正在记录这个村落的改造和故事。”

以“方所”做一次理想国实践

广州并非文化沙漠

2011年，在广州城中心地段的太古汇商场中，出现了名为“方所”的店铺。占地1800平方米的店铺中，一半多的空间竟以书店的形式呈现，这似乎与周遭林立商铺中的LV、爱马仕品牌格格不入。一年后，柴静的《看见》签售会在这里开展，签售队伍蜿蜒地排到了一楼。

接着是各类讲座、沙龙充盈着，令城市中心的方所日益成为文化“绿洲”。这些讲座与沙龙汇聚起来坚持我的服饰，毛继鸿希望它们能搭建成为一个市民需要的、先锋又时尚的乌托邦。“通过书籍、知识构造这样一个空间，最后传递我们对于美、知识、环境和生活方式的态度，我认为它是我心目中的乌托邦。”

广州太古汇店是方所作为文化空间与读者首次见面。在方案定下时，有人以广州是文化沙漠来劝阻毛继鸿。毛继鸿却坚持，并提出正好用方所来做一次行为研究的实践。而如今，这个实践不断显示出“场所精神的力量”：“广州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好很多，它并不是文化沙漠。广州人的表达方式其实（和别的地方）不太一样，务实态度特别强。方所已经十年了，广州的整个文化氛围变化也非常大。其实在全国的七八家‘方字号’书店里，它是属于图书量仅次于成都的。”

毛继鸿提出，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始发地，一直具有成为文化绿洲的潜质，“广东毕竟还是中国经济的大省。改革开放已经四十年，最大的改革红利是从这里开始。不管是新广州移民还是本地广州人，他们对文化生活的需求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强，这里并不是我们想象的文化沙漠，而是一个文化绿洲。”

除了经济，在追溯广州何以有能力成为文化绿洲时，毛继鸿还提到了广州年轻人的文化消费力，“就像我们最近做了一个出版编辑的小沙龙，来了许多人，现场基本爆满了，来的人里面有许多都是年轻人。最近的一个月，方所做了近十场文化活动。十年前，我们似乎需要大咖来为活动站台，但现在，你会慢慢发现，文化即日常，艺术即日常，它们变成了正在觉醒中的都市人的新常态。”

曾有人问毛继鸿如何想象多年后的方所，那时毛继鸿说，如果有人觉得，方所对他们的生活方式产生过影响，他便满足了。在方所成立以来的十余年间，这样的想象不断变成现实，“有很多人都提出，因为方所，他们的成长、生活轨迹发生了变化。”

在毛继鸿的认知中，“方”是十方世界，可以无限延伸，“所”即时代当下人的尝试。毛继鸿依然希望，在每个城市都给热爱文化艺术的人一个栖息之地，一个相遇、流连的空间。

采写：南都记者 林文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