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服饰变迁历程，亦是一部民族融合、文化交流的历史。在此过程中，服饰的实用功能得到充分重视，并对传统的服饰符号功能提出挑战。战国中期赵武灵王推行的“胡服骑射”是中国历史上较早的变革祖制、改易服饰的事件。为抗击北方林胡、娄烦，对抗宿敌中山国，赵武灵王放弃中原车战传统，建立了便于山地作战的骑兵部队，并在军中推行适应骑兵的胡服，将中原原有的宽松的上衣下裳（遮蔽下体的裙）改为裁剪紧身、便于骑行的上褶（短上衣）下裤（有裆裤）。藉此赵武灵王连战告捷，直逼强秦。虽然“胡服骑射”主要在赵国戎装系统中推行，远未形成广泛的服饰变革，但其超越华夷之辨，反击守旧派“易古之道，逆人之心”的指责，体现出前所未有的务实态度和长远眼光，甚至被后世推为中国“师夷长技以制夷”之第一人。南北朝是胡汉服饰全面走向交融的时期。以北魏孝文帝为代表的少数民族政权向往中原文化，推尊汉族章服制度，推行汉族衣冠，以期将鲜卑贵族的北魏皇权纳入华夏正统文化序列。由于忽视了鲜卑服饰良好的实用功能及民众对民族服饰的认同心理，此举在加速鲜卑族封建化进程、缓和汉化鲜卑贵族与中原汉族大姓的矛盾的同时元代服饰，也加深了北方守旧军事贵族与洛阳汉化贵族之间的矛盾。

此后北齐、北周对北魏的汉化政策有所调整。通过胡汉并举的政策，褒衣博带的汉魏衣冠继续作为礼服存在，适应北方民族生活的袴褶装、圆领缺骻袍则因其实用性成为通行的便服，被汉族上层及平民接受。正如孙机先生《华夏衣冠：中国古代服饰文化》所言，“我国的服制就从汉魏时之单一系统，变成隋唐时之包括两个来源的复合系统”，“这是南北朝时期民族大融合的产物，也是中世纪时我国服制之最重大的变化”。此后唐朝服饰在南北朝基础上更进一步吸纳本土各民族乃至域外各国的胡服元素。初盛唐时期，女装由窄小紧身而日渐宽松肥大，款式多样，装饰丰富，腰线提高，裙长曳地，在形制、色彩及配饰方面均具有多元化特点，《新唐书·五行志》中“天宝初，贵族及士民好为胡服胡帽”即是对此的写照。唐代男子礼服虽以周礼为据，但亦多有变化，唐代杜佑《通典》对此有详细记述，圆领、窄袖、上下通裁、两侧不开叉、前后下摆处加可拆卸的横襕的襕袍，是唐朝官员最为普通的常服。《隋书·礼仪志》称“宇文护始命袍加下欄”，即鲜卑贵族、北周晋国公宇文护创制，《通典》《旧唐书》亦采此说，视襕袍为华夏深衣与胡服元素融合之物；另有学者根据隋唐墓室壁画将襕袍归为西来的胡服。唐代服饰开放兼容、广取博收，成为中国古代服装史上最为丰富多彩的时期。

明朝在推翻蒙元之后立国元代服饰，虽然朱元璋基于服饰的符号功能上承周汉、下取唐宋，但又从服饰的实用功能出发对元代服饰有所保留，如男装中应用广泛的曳撒。初为蒙古戎装、后为元代宫廷礼仪服饰的“质孙”（亦称“只逊”“一色”等，明代渐统称“曳撒”）因其便于行动在洪武年间被用作内廷侍卫服饰。虽当时强调华夷之辨的儒士斥其仅堪充当下役之服，实际上其使用范围不断扩大，由《明宪宗调禽图》等可知明代皇帝亦乐于穿着曳撒。曳撒形制明代也有所变化，如窄袖变为琵琶袖、长度增加，体现了胡汉融合的特点。清代是古代服饰变革的至暗时刻。清廷以高压手段在汉族男子中实行剃发易服政策，上身紧窄、袖口细痩的四开裾袍服的符号功能被空前强化，接纳满人服饰成为汉人臣服的象征。与政治场域中满汉服饰对立形成对比的是，两者在民间却对流互动，回归服饰本体的审美性和实用性是其主要动因。清末满人服装明显汉化，部分汉族女性则受满人影响改变了宋代以来的缠足陋习，“大半旗装改汉装，宫袍裁作短衣裳。脚跟形式先融化，说道莲钩六寸长”，正是对民族融合带来的习尚变革的形象写照。所以说，中国古代服饰的变迁浓缩了前人的文化选择和思想演进。在民族冲突与文化对立的情境下强调服饰的符号功能，往往使服饰化为权力话语符号；关注服饰的实用性和审美性，以思想开放、文化包容的姿态进行的服饰变革，才能使服饰变迁成为文明演进的象征。今天，或儒服雅步或解衣般礴的古人已随历史远去，但借端正衣冠而正心正行的君子风标，却早已植根于国人的内心深处。现代服装终结了古代服饰的区别尊卑贵贱的等级属性，又将先秦以来从未断绝的基于自由精神的美感追求、基于文化兼容的开放格局推向一个全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