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室成员，毫无疑问是以皇帝为中心的国家第一家族的成员。其中最为尊贵的自然是皇帝。研究明代皇室的常服制度，自然也绕不开皇帝常服制度。皇帝常服首创于洪武三年，历经永乐三年、嘉靖八年两次调整而形成较为完备的规模体系。

除却嘉靖年间新增燕弁冠服外，明代皇帝常服的基本形制没有产生太过明显的变化。由明代皇帝常服画像可知，明代皇帝常服的基本形制为翼善冠圆领袍皂皮靴，腰悬革带。

一、洪武年间的天子常服制度

1.继承唐宋

洪武三年，随着新生的明王朝北伐胜利进军，取得不菲成果，明王朝的礼制也在不断完善。古时候，礼制的确立对于一个政权而言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与《大明集礼》的编纂完成几乎同时的是明代的服饰制度体系也于洪武三年宣告基本形成。

洪武年间天子常服制度有着极为明显的受唐宋时期天子常服制度影响的痕迹。唐代天子常服“赤黄袍衫，折上头巾，九环带，六合靴。”宋代天子常服则在继承唐代成例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完善了天子常服制度，不仅服饰形制增加，还完善了常服的服用场合。

受此影响，明洪武年间首创的天子常服制度则兼有唐宋两朝的影子：明代天子常朝视事、经筵日讲、谒陵省牲、金殿传胪、赐宴群臣等场合均会服用常服，场合的多元化很明显受到了宋朝的影响，而明初天子常服服制则不乏唐代的影子：“乌纱折角向上巾，盘领窄袖袍，束带间用金、琥珀、透犀。”

毫无疑问，明初服饰制度的确立是明朝立国以来开始的废止胡服胡俗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并深刻体现了明太祖“悉复衣冠如唐制”的诏令。

2.明朝礼仪

洪武三年是明初礼制发展过程中极为重要的里程碑——自洪武二年八月庚寅下诏修纂礼书以来，历经一年有余，终于得见其成果《大明集礼》。

《大明集礼》考订前代礼仪制度，并参照前代礼仪制度制定了明朝礼仪制度体系。从此，明代礼制进入了有据可依的时代。而作为礼仪制度组成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明代的服饰制度也于洪武三年基本形成，其中就包括皇室常服制度。

明初服制在复原唐宋制度之余又呈现出独属于明初的特点——崇尚简朴。不只明初皇室常服如此，士庶衣服同样如此。洪武年间对士庶服饰的要求极为详尽，涵盖服装形制的方方面面，如纹绣、材质、样式、服用场合等，并形成定制。这些规定带来的影响直至明中期服饰风尚渐趋奢靡才基本宣告消失。

虽然朝廷三令五申，屡次重申禁令，但是执行效果不佳。民间服饰风尚渐趋奢靡，违礼僭等的现象屡禁不止已经成为明代仁宣以来的常态，朝廷无奈之下也只得听之任之。相对而言，明代皇室服饰制度较多的保留了明初规制，更多地呈现出明初崇尚简朴、悉复唐制的风貌。

同时，相较于明代皇帝礼服而言，天子常服的变化并不明显，甚至基本上没有太大变化。无论是永乐三年还是嘉靖八年两次服制改革对常服制度的影响都极为有限，常服服制基本上沿袭了明太祖时期的制度。

二、永乐年间的天子常服服制

1.奉天靖难

对于明代皇室服饰制度而言，第二个关键时间节点是永乐三年。正如前文所述，永乐帝本不在正常皇位传承序列中，他是通过靖难之役夺取皇位，进而身登大宝。因此在登基之后，永乐帝更要强化自己的正统地位。

在登基之初，永乐帝就下旨废除建文年号，并将其改为洪武三十二年至洪武三十五年；同时废止建文年间一系列成法，恢复明太祖朱元璋确立的一系列制度。一切都可以看做是靖难之役中“清君侧，靖国难”口号的延续。

同时，永乐帝为彰显自身即位的正统性还大规模起用在建文年间被贬谪的臣子明代服饰，大肆诛杀在建文年间主张削藩的文武大臣、坚持忠于建文帝的文武大臣。唯一被永乐帝沿用的建文旧制便是抑制藩王势力，如永乐元年二月，徙封宁王朱权于南昌并加以监视；先后于永乐四年以骄横不法为名，废齐王朱榑为庶人。

永乐十五年因意图谋反，废谷王朱橞为庶人，以震慑诸王。至永乐三年时，永乐帝的统治基本稳固。同年，因齐王朱榑骄横不法，永乐帝申诫诸王，重申朱元璋时期定下的《皇明祖训》并将其颁赐各王府。

2.朱棣改革

也是在永乐三年，永乐帝在之前洪武年间服饰制度体系的基础上进行了一次规模较大的调整。其中自然也包括皇帝常服制度。形制上与洪武年间并无太大差别，仍然采用了乌纱折角向上巾，盘领袍，皂皮靴，腰围革带的形制。区别在于，永乐年间首次明确了皇帝常服之中盘领袍的制式——黄袍，盘领，窄袖；胸前、背后、两肩各有团龙纹一。

比起洪武年间单纯的“盘领窄袖袍”的形容要具体得多。而另一点区别则是永乐年间革带带銙的材质与洪武年间不同，洪武年间“间用金、琥珀、透犀”，也就是金、琥珀、犀牛角三种材质间用。而永乐年间带銙为玉制，不再用其他材质。

另外，翼善冠这一专有名词也是在这一时期首次出现在明朝皇帝服饰制度中。翼善冠起源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本是北周武帝宇文邕应用于军中的首服——幞头，于唐贞观年间进入皇帝常服系统，明代参考唐代制度，将翼善冠作为皇帝常服的一部分。

明代翼善冠与唐代的区别在于，明代翼善冠有明确的“乌纱折角向上”的描述，而唐代翼善冠并无此类描述。究其原因在于隋唐时期的幞头尚处于由软裹软脚向硬裹硬脚转化的阶段。所谓软裹软脚指的是幞头主体以及幞头脚内均无硬质支撑物，整体形制呈现出织物包裹发髻后的自然状态。

相对的，在幞头主体下覆盖以竹、木、金属等材质支撑的硬质支撑物被称为硬裹，以硬质支撑物撑起幞头脚被称为硬脚。明代的乌纱帽、翼善冠均属于硬裹硬脚幞头。明代翼善冠在某种意义上而言受到了宋代皇帝常服的影响。宋代皇帝常服中，常见的首服种类包括折上巾、展脚幞头等种类，而明代只取折上巾（翼善冠）为首服，化繁为简。

三、嘉靖年间的全新天子常服——燕弁冠服

1.大礼议

明代皇室服饰制度迎来的的第三个重要时间节点是嘉靖八年。提到嘉靖帝，就不得不提始于正德十六年的“大礼议”事件。

明武宗是乃父明孝宗唯一长大成人的儿子，然武宗驾崩时未曾留下子嗣，武宗之母孝康敬皇后（慈寿皇太后）张氏与大学士杨廷和议定，遵武宗遗诏，以兴献王之子朱厚熜为新君，派遣使者前往安陆兴王府迎新君入京即位。

追溯前朝历史，皇帝无子时迎近支宗室入继大统古已有之。如北宋时宋仁宗无子，将堂侄赵宗实立为皇子并改名赵曙（即宋英宗）；南宋时宋高宗无子，将远支宗室（宋太祖七世孙）赵昚养在宫中并立为太子，后登基为帝，即是宋孝宗。然而宗室入继大统存在着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名分不正。

2.嘉靖的应对之道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历朝历代总结出了两种行之有效的方法。一种是如两宋时一般，将未来的天子提早接入宫中立为皇子，以皇子甚至太子身份登基。这种方法被称为“继嗣”，后来清朝光绪、宣统二帝以宗室身份入继大统时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达到了“名正言顺”的效果。

另一种方法则是宣称自己继承的乃是国家法统，而非是单纯的先君之位。这种方法则被称为“继统”。嘉靖皇帝以宗藩的身份被迎至北京时面临的就是这样的问题。

在京郊迎接新君的礼部官员提出以皇太子登基的礼仪迎嘉靖帝入宫继位，而嘉靖帝则坚持自己继承的是国家法统明代服饰，双方为此僵持不下。这便是明朝中期影响深远的“大礼议”之争的开端。

“大礼议”之争的本质是皇帝与文臣群体之间的斗争，其外在形式表现为“继嗣”与“继统”之争。支持“继嗣”的文臣如大学士杨廷和、礼部尚书毛澄等援引西汉末年定陶王、北宋濮王旧例，坚持要新君以明孝宗为父，称生父生母为“本生父母”或“叔父叔母”。而嘉靖帝坚称自己为“嗣皇帝，非皇子也。”

在这一阶段，支持继嗣与继统的双方矛盾集中于如何解读武宗遗诏。最后双方的矛盾暂且搁置，慈寿皇太后以“天位不可久虚”为由，催促群臣上表笺劝进。嘉靖帝于正德十六年四月壬寅即位后，于丙午日遣使往安陆迎生母兴献妃蒋氏入京。

又于戊申日“命礼部官集议崇祀兴献王典礼”，“继嗣”一派与“继统”一派争端又起。然而继嗣派多为朝中位高权重之臣，支持继统的嘉靖帝独木难支。此时继统派的另一位核心人物，未来的嘉靖朝重臣张璁崭露头角。此时的张璁尚是礼部的观政进士，不过张璁与自己的上司礼部侍郎王瓒乃是同乡。

张璁在拜访王瓒时说：“帝入继大统，非为人后，与汉哀、宋英不类。”王瓒认同了张璁的观点，并委婉地表明支持继统派。王瓒也因此被贬至南京。

继嗣派在这次斗争中占据了绝对的上风，不仅支持继统的礼部侍郎王瓒被贬至南京，以大学士杨廷和、蒋冕、毛纪，礼部尚书毛澄为首的继嗣派几次上疏驳回皇帝继统的要求。嘉靖帝只能以将这些奏疏留中不发的形式表达自己的不满。

结语

明代服饰制度体系的形成是一个颇为复杂的过程。自洪武元年朱元璋在南京登基为帝，并于同年二月确立了“悉复衣冠如唐制”的指导思想宣告着明代服饰制度开始形成，至洪武三年这一体系基本完成。

此后除朱元璋本人曾对这一体系进行小规模的增订修改之外，明朝其他皇帝也曾对这一体系进行过规模或大或小的修改增订。

这一体系详细规定了天子、后妃、宗室、文武百官、内外命妇、三教九流、民夫民妇等不同身份、不同地位的人应当穿着怎样的服饰。然而随着明朝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的繁荣而来的是明初由朱元璋构建的服饰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开始走向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