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郑寿山

“衣食住行”是汉语言中为人们使用频率很高的一个四字格成语，表明人们最基本的生存生活物质需求。民间流行诸多与此相关以“衣食”开头的词汇，衣食无忧、衣食之谋、衣食不周、衣食父母……所有这些词汇，均是“衣”为首、“食”次之的顺序。由此也足见“衣”作为人们基本物质需求的重要性。

解放初期民众的服装

新中国成立初期，人们的服装还保留着民国时期的样式，城市家境宽裕的居民，男人一般穿侧面开襟的长袍，妇女穿紧身旗袍，富裕人家的衣料多为绫罗绸缎（但逐渐不被人们选用）。

1950年上海街头 摄影：弗拉迪斯拉夫·米卡沙

而城市里的贫困阶层和广大农村，男子一般穿中式的对襟短衣、长裤，妇女穿左边开襟的短衫、长裤。衣服面料通常是粗棉布、麻布、机织的“洋布”。刚刚解放的北京城里，时而看到晚清时期的遗老遗少，穿着长袍马褂，两人见面时作揖打躬。

此外，城市里的公职人员和文化人，在新时代的影响之下，时兴穿西装和中山装，有的皮穿夹克、驼绒夹克，彰显其不凡的身份。

解放时，我父亲在中央部委工作，那时中央机关干部的着装“标配”：春秋，一身蓝色的中山装，面料大多是咔叽布，也有呢子、毛哔叽和华达呢，衣服左边的上口袋，别着一支钢笔，脚上穿着黑皮鞋。夏天，白衬衫配蓝色咔叽布或派力司质地的长裤。冬季，穿一件呢大衣或厚咔叽面料带风帽的长大衣，棉大衣叫“棉猴”，皮大衣叫“皮猴”，北京的冬天寒冷、风沙大，出门还得戴风镜和口罩。

50年代人物合影，穿中山装

国家女工作人员则流行穿“列宁装”，式样为双排扣西装开领，腰中系一根布带，双排各有三粒纽扣，面料为蓝色咔叽布。这是当时从苏联学来的服装款式，尽管这种服饰呈现出中性化的特点，但是在民众中可是最时髦的服饰。

普通市民以及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员，一般常穿布扣子对襟上衣和扎头裤（一种不系皮带的长裤）。江南地区，尤其是闽省与两广，条件好点的家庭，人们在盛夏喜欢穿香云纱。相当长的时间，绵绸面料广为流行，绵绸衣裤柔软、舒适、透气性好，价格亲民。缺点是易皱，缩水率高。

这一时期服装崇尚简洁、朴实，颜色相对单调，以绿、蓝、黑、灰为主，体现出劳动是最美的本色及其时代风尚。寻常家境贫寒的百姓，许多还穿着打补丁的衣裤。但这被视为艰苦朴素，备受推崇，于是还有人买来新的衣裤后，特意放在水中洗得发白、发旧，认为这才符合大众化。

青少年的衣着，较之成年人，尽管时处解放初期，花色款式还是要丰富了许多。男孩子通常是上衣三个口袋的学生装，面料是“纱卡”或“线卡”。同属咔叽布的“线卡”纺织精度高于“纱卡”，价格自然贵一些，根据自己的家庭经济条件选择。天热时，男孩子穿白衬衫，西装短裤，用普通皮带或皮背带。女孩子穿单色、花色短裙长裙双肩背带裙。女青年还穿花“布拉吉”（俄语音译），即连衣裙，以及泡泡纱面料的上衣。

1956年的师生合影照

上面提及的服装，在一些故事影片的画面上，可以找到“原型”，例如：《新局长来到之前》里的机关干部，《祖国的花朵》里的中小学生……

1958年国庆节的庆祝活动，按照大会组委会的安排，各有关单位先在协操坪广场集合，庆祝大会集会后列队游行，由经武路过小吴门上五一路，在五一广场接受省市领导、苏联专家的检阅，游行至河边沿江大道解散。

节前学校班主任老师在班上反复强调，要同学们统一着装，无论男同学还是女同学，一律上身白衬衣配蓝色或黑色长裤，再佩戴好红领巾。哪知好几个同学苦着脸嗫嚅道：没有白衬衣……老师说，回家要爸妈找左邻右舍借一借。

这可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我那时刚从北京来长沙，为此心里纳闷，这倒不光是参加、见识过天安门集会、长安街游行的宏大场面，而是不甚理解怎么有的同学会“没有白衬衣”呢。再就是，为什么穿黑色长裤，因为在北京是不兴黑色的布料衣裤。可见那时，省会城市人们的生活水平，明显低于首都。

1958年10月1日，国庆阅兵式。由工人、农民、学生组成的众多民兵方队出现在受阅队伍中。

文革期间青年人中流行穿军装

从文革开始至七十年代前期、中期，全国广大青年以革命戏剧电影中革命英雄人物“高、大、全”的革命形象，为服装的模仿标准或参照系，形成了“老三件”：中山装、青年装和军便服，以及“老三色”：蓝、灰、黑，如此被固化了的衣着风格。

1966年的广州街头人群

自1966年伟大领袖毛主席身穿绿军装，在天安门城楼上八次接见红卫兵，至1978年改革开放，绿军装在群众中广为流行。尤其是年轻人，对军装特别热衷，能得到一件真正的军装是很多人的时尚梦想。

有这样一首革命歌曲，其歌词是：毛主席穿上绿军装，红色的帽徽闪金光，毛主席向咱们一挥手，七亿人民斗志昂。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中杨子荣的唱段：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红旗挂两边……亦是对军装的生动描绘。

军装在群众心目中的重要性，还源于社会政治环境因素，文革时期的政治口号是：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各行各业都要学习解放军，能穿上一套绿军装，就是一种崇高的追求和莫大的荣光。

穿着六五式军服的军人

然而，城市里没有过参军当兵经历的青年，要想有一套军装，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同龄人大都下放农村或进了工厂，更由于多数城里人的家庭成分在“黑五类”之列，其子女不具备报名参军资格，城市青年能当兵的少之又少。

我们地质系统下面的地质队，除了大中专学历的专业技术人员，还接收为数众多的从部队下来的退伍转业军人。由此，我谋求一件军装也就不是难事了。那些同事都来自于农村，把从部队节省下来的军装拿给家人穿着做农活并不合适，军装远不及劳动布工作服耐磨经穿。通常是一件军装上衣与一件劳动布工作服上衣互换，各得其所。

我那时三十上下的年龄，回到长沙休假，上身崭新的军装上衣，配一条改小了裤腿的劳动布长裤（必须洗过多次，不能太新），那真叫十分“抖冲”。但是仍不无遗憾：军装上衣是胸前两个口袋的，这是士兵款式，而军官的款式下面还有两个大隐形内口袋……可是哪能弄到一件军官服上衣呢。

那时除了军装之外，一顶军帽一个军用挎包，都是人们苦苦追求的“时尚”军用品。城市里竟然出现一股“抢军帽“的歪风”，有人戴着军帽在人堆里看大字报，或在商店人多拥挤处，冷不防地从身后伸来一只手，头上的军帽被抢去……被抢者不知所措，周边的人哄堂大笑。这种闹剧在大街上时常发生。后来据说什么地方，有人抢了现役军人的军帽（上面有帽徽），根据性质情节受到刑事处罚。

七十年代流行的化纤织物

改革开放前三十余年的“票证时代”里，所有的票证均按户籍人口定时定量核发。记得那时湖南省发放布票的标准，每人每年一丈二尺，新婚者凭结婚证另有一次性补助。

在那个饥馑的年代，衣服旧了、烂了可以缝补、裁剪改拼，人没饭吃就活不了。一些贫困人家，把布票节省下来卖点钱，贴补家庭开销。

时至七十年代初，国营百货商店出现了人们从来未曾见过的纺织品，免布票供应市场。这就是“的确良”、“的确卡”、“三合一”等涤纶类的合成化纤织物。

这类化纤面料挺括、耐磨、防皱、防蛀，深得人们喜爱。刚开始时，谁有一件白色的确良衬衣，足以是一桩令人羡慕不径而走的大事。

我的一个近邻中国服饰，住在解放路柑子园口上的，人称“李妹子”，实为一个二十来岁的男青年，因举止斯文、彬彬有礼而得其名。李妹子是最早穿上的确良衬衣的，他对他的衬衣呵护有加，每到别人家里，进门就脱下衬衣，只穿背心，小心翼翼地把衬衣挂在墙上衣钩，或搭放在椅子靠背上。

我的“另一半”高中毕业后，1973年下放农场。她1976年招工返城，与几个同伴一起乘车离开农场，下车后发现随身携带的书包不见了，里面是姐姐出差上海时给她买的两件花色的确良衣服，平时舍不得穿，当成个宝贝贴身带着。报案后，公安做了笔录，几天后“案件侦破”——空书包找到了。

当年虽说化纤织品不要布票，但要有一件的确良衬衣也很不容易，一件衬衣的售价十七八元，为普通职工差不多半个月的工资，再就是并非随时有售，有些人耐不住“等待”，求衣心切，托人在上海广州北京购买。

的确良、的确卡、三合一、混纺织品等繁多的化纤面料服装，从七十年代初至九十年代中，流行长达二十多年，有效地解决了人们“衣”之所求，“衣”之所需。

那段时期，从解放前就流行下来的呢子、毛哔叽、华达呢等全毛织品，因价格昂贵且质地厚重，不被人们看好，基本上退出了商品市场。而挺括平整、较为轻盈的凡立丁、派力司等毛织品和与化纤混纺的织品，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其售价高于纯化纤织物但低于全毛织物。

改革开放初始人们的服装

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经济社会和人们的生活有了立竿见影的可喜变化。

一些人家，文革中有幸没被红卫兵抄家拿走，压在箱子底下多年的旗袍、西装、夹克、呢大衣，又“重见天日”，熨烫平整穿在身上，放心大胆的走上街头。

这一时期人们穿着的衣服款式，越来越丰富，色彩从单调的蓝色、灰色、黑色、军绿色，变得五颜六色。男青年的猎装、长风衣，女青年的蝙蝠衫、紧身健美裤和款式繁多的连衣裙，男女青年都喜爱的大喇叭裤，风行全国。随着中国经济不断对外开放，港澳台和西方文化迅速进入中国大陆，向年轻一代传递着新的衣装潮流时尚。

80年代时尚青年

日本影片《追捕》主人公杜丘扮演者高仓健，身着米色长风衣，立着衣领的形象（必须立着衣领），使刚刚走出禁锢的国人，开了眼界，第一次从外来文化感受到“酷”，许多男青年们竞相模仿。长风衣也由此流行了较长一段时间。

我那时刚调回长沙，心思全放在工作和学习上，也就没有跟风追逐那些时髦。

八九十年代年轻人时兴穿警服

1983年起，人民警察换装下来的73制式蓝色警服，一下子受到城市里年轻人的青睐，特别是不少男青年，以穿上一套蓝警服而心满意足。

我在厅机关行政处工作，负责包括厅局长在内的职工调入调出的户口迁移登记，以及管理集体户口。我开着一辆“公安”标记的边三轮摩托车（长江——750型），穿着一套蓝色警服，经常去位于沙河街的“南区公安分局”和位于义茶亭的“南大路派出所”办事。

作者（左）穿蓝色警服与同事合影

有一天，我开着摩托车进入古家巷一转弯处，车速并不快，前面突然跑出来一个两三岁的小男孩，我距他两米多及时地刹住了车，但小男孩受了惊吓大哭起来。我随即下车安抚小孩，孩子的家长走过来马上对我说“这位警察同志太好了，没事、没事”。可破涕为笑的小男孩提出，要“坐车车”。我就带着他在附近兜了一圈，下车时他一个劲的挥着小手：警察叔叔再见……

其实，我哪里是什么警察哦，但我的行为举止维护了人民警察良好的形象。之后若干年中国服饰，我调到厅局机关保卫部门工作，业务上归长沙市公安局机关内部保卫支队领导，核发了长沙市公安局工作证。当然，我属于机关单位专职保卫干部，仍不是警察。

后来蓝警服不在社会上流行了，但我把两套穿过的蓝警服洗净，折好，放入衣柜，那里留着我年轻时的记忆。

牛仔服的传入与流行

牛仔服原为美国人在开发其领土西部疆域和黄金热那个时期，人们所穿着的一种用帆布制作的上衣。后来通过影视媒体宣传及名人效应，发展成为日常生活中穿用的服装。

七十年代，牛仔服曾风靡全世界，之后成为全球性的定型服装，其面料多用坚固呢制作，已发展到牛仔茄克、牛仔裤、牛仔衬衫、牛仔背心、牛仔马甲裙、牛仔童装等各种款式。牛仔服以其坚固耐用、休闲粗犷等特点深受各国人民喜爱，虽然它的整体风格相对模式化，但其细部造型及装饰则伴随着流行时装的周期与节奏，不断演绎和变化。

八十年代牛仔服传入我国，而流行则是九十年代初。刚开始，正规的国营商店一般没有牛仔服，只有个体服装市场上才有出售，这大约与刚走出计划经济的不同商业模式和进货渠道有关。

80年代牛仔青年

多年来，大百货商店里面的墙上，一般都有八个醒目的大字：“发展经济 保障供给”。随着个体经济的出现，个体经营的市场有了另外八个大字：“管而不死，活而不乱”。这两句话十六个字，完整地构成商业经济的方针政策。改革开放，再也不是“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个体经济，重新被定性为“国营、集体经济的有益补充”。

除了金苹果大型服装市场，那几年，袁家岭、芙蓉广场两处立交桥下的环形人行道，被辟为服装市场，集中了许多专门卖牛仔服牛仔裤的摊位。

长沙这个地方位处江南，最冷的严寒日子，气温也就摄氏零下三四度，穿一身牛仔服装，保暖，挡风，很受人们喜爱。那年冬天，我们夫妻带着两岁多的女儿，冒着摄氏零下十度的严寒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女儿说“风吹在脸上如刀割”，可我们只穿着牛仔衣裤。

作者爱人和女儿在北京北海公园（爱人穿牛仔衣紧身裤）

三十年多年来，牛仔服装的盛行之势长盛不衰，只不过穿牛仔上衣的人少了，大都是春秋冬穿牛仔长裤。

改革开放前后比较与感悟

改革开放前，绝大多数老百姓处在贫穷的社会生活境遇之中。许多家庭，一年到头也添置不了一件新衣服，多子女家庭，老大的衣服老二、老三接着穿。缝补衣服之类的针线活，是家庭主妇的本职“拿手活”，晚上丈夫孩子睡了，主妇就在昏黄微弱的灯光下，穿针引线缝补衣裳。

家里经济条件差的人，冬天下面穿着单裤，上面光着身子穿着“空筒棉袄”也不奇怪，贴身的内衣能节约就留着不穿。家里经济条件过得去的，往往有厚绒衣绒裤，俗称卫生衣卫生裤。毛线衣虽然美观，却不是人人都能买得起的“奢侈品”。

那年头，单位上的工会，一年中会两次给有特殊困难的职工评议发放“困难补助”，其补助金额通常为10元至20元，最高30元。要想获得这点钱，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申请者得向所在工会小组写出书面报告，经初步审查后筛选确定补助对象，再由补助对象在基层单位群众会上诉说自己的困难，最后由与会者表决是否通过，并确定补助金额。

申请困难补助的职工，穿着补丁摞补丁的衣服裤子，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讲述：爱人患病出不了工，分不到口粮，饲养的猪死了，房子被大风掀了屋顶……确实都是特殊困难、突发性困难。而大家同意给予补助后，往往还送上一句结尾语：希望该同志今后多加节俭，不要一有困难就想着向组织上伸手。

城市街道居民的困难补助，称为“吃救济”，得申请、调查、核实、批准、张榜公示、征求群众意见，直至通过。补助金额在8--15元区间。无论是单位还是街道，“多年未添置衣服”是得到补助的一个硬性指标。

有的机关工作人员，因家中孩子多，加之另一半没工作，家庭经济窘困，节衣缩食也无济于事，就苦苦请求调往工厂企业工作。因为机关事业单位的家属医疗费完全自理，而工厂企业单位的家属，医疗费能够报销百分之五十。这可是一项不容小觑的大福利！

几十年后，经常听到的是工厂企业退休人员对退休金“双轨制”的不满，有些人悔之当初怎么一头撞入工厂企业。几十年的世态变化，谁能具有那样的“前瞻性”呢。

大的社会环境之下，狠抓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树立“以艰苦朴素为荣，以贪图享乐为耻”的革命时代风尚。影片革命现代京剧《海港》中的青年工人韩小强，受阶级敌人钱守为的影响，不安心码头工作，讲究吃穿，滋生了“资产阶级享乐主义思想”，码头支部书记方海珍语重心长地对其告诫：“小强啊，太平洋上不太平，上海港也不是避风港……”这句台词，巧妙地运用了修辞的“化用”手法，使我记忆至今。

那时，哪怕是天性爱打扮的女青年，都把“不爱红装爱武装”当成警句，穿着颜色单调的灰蓝黄色的宽大服装，自觉抵制“资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家庭成分出身不好的，还要与“反动思想”决裂），坚决粉碎帝国主义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新中国第二代、第三代身上的梦想。

改革开放后，经济社会的发展，社会观念的嬗变，人们的穿着打扮再也不会被烖上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罪名。男女老少不光讲究穿好穿暖，还追求穿出个性的美。

适合南方人体型特点的“汉派服装”，八九十年代风靡长沙，“阿波罗”、“友谊”、“中山”、“湖商”等大型百货商场，都设有汉派服饰专区。“友谊”商场的东面还有一家汉派服装直营店。长沙本土的“天剑”、“婷舒”品牌，当仁不让，“海派”和“粤派”服装亦挺进长沙。

之后，一些世界上的国际品牌，陆续抢滩登陆。正装、西服、休闲服、情侣服、家庭套服、文化衫、运动系列服装，还有彰显个性美的各种服装（再不至于被斥责为“奇装异服”）。

作者女儿（穿着摩洛哥服装）在非洲撒哈拉大沙漠上

人们同时更讲求服装的面料质地，真丝、桑蚕丝、全毛、全棉、混纺……既要美观又要舒适。每个人穿什么，怎么穿，凭藉的是个人的审美观、喜好和经济能力，无任何外界的横加干涉。

步行街和复古仿古街巷，时常有古风遗韵装扮的靓女酷男，潇洒地游走摆拍。我曾在大街上见到过几个穿圆领T恤文化衫的青年，衣服前面印着字，一个印着“我是好人”，很是搞笑；一个印着“我家有十四亿……”，这还真把汉语的“一语双关”发挥到极致，我心领神会的感念起来。

黄兴路步行街街拍 图源网络

经济条件好一些的年轻人，逛商场看上了自己喜欢的服装，几千元一件也会毫不犹豫地买下。我们单位前几年开运动会，机关工会要求机关职工统一着装，每人凭票到“阿迪达斯”专卖店，依自己的尺码选取价值两千多元一套的运动服和一双运动鞋。

服装的国际化，还让中国加工的服装走向世界，我们在奥地利的维也纳，德国的柏林，荷兰的海牙等多地购买的品牌服装，翻开里面的小标签，上面多是“made in china”（也有越南、柬埔寨、印度等国制造的），身在异国使人十分亲切。

新近热播的电视连续剧《买定离手我爱你》中，新时尚职场从事服装设计的几位年轻人，以实力和睿智，参加意大利米兰国际服装周，那些设计、专利易手，“买进卖出”的情节，让人大开眼界，大长知识。

商场大型时装秀

服装智能制造

结语

我至今尚清晰记得，步入改革开放后的第二年，观看过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摄制的一部纪录片，有这样两组镜头，其一：改革开放前，大街上几位女青年，外面穿着蓝色灰色无形体的上衣，里面穿着的花衣服，仅让别人在衣领处、下摆处，经意或不经意地可见；其二：改革开放后，城市广场上三位穿着艳丽服装的盲人，手持盲杖，说笑着搀扶而行。

这两组镜头，形成强烈、鲜明的对比，“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然而，前者的常人，对“美”不能爱不敢爱；后者的盲人，虽然无视觉的美，却能拥有美的愿望和展示。这无疑是时代造成的迥异和社会的发展变化。

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成就巨大，缺衣少食的年代，永远成为了过去。歌曲《走进新时代》的一句歌词：“我们讲着春天的故事，改革开放富起来”，是那样的感人肺腑，它让丰衣足食的人们永不忘怀！

END

*本文由城市记忆独家发布。编辑 | 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