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人靠衣裳马靠鞍“，从古至今，香车宝马，丽衣华裳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人们的重要形象装点，行走于大街小巷，我们也常常能看到身着汉服的女孩，微风吹拂，罗衣飘飘，让人不禁遐想在千年前的服装是什么样的呢。汉代服饰琳琅满目，本文将粗略地展示其色彩呈现特点，并大致分析其形成原因。

一、汉代服饰色彩呈现特点

首先来看看皇帝的服饰色彩。许多人提起皇家服饰，难免会想起所谓“黄袍加身”的景象，皇室，似乎总是着上明艳庄严的中正黄色，不过看过《美人心计》的观众会发现，帅气逼人的汉文帝似乎整日穿着红黑袍服，暗沉且略显朴素，与印象中需绣着五爪金龙的黄袍截然不同。

《美人心计》道具组弄错了吗？实则不然。在汉代，黄色并不是皇室的主色，相反的，较为沉稳的红黑二色通常为皇室主色。依据《汉书》考证，汉军旗服应是赤帜黑衣，汉高祖刘邦的袍服则是红黑两色并重，他与秦始皇一样，终其一生不曾穿过“黄袍”。

再来看看贵族士大夫采用什么色彩。马王堆出土大的随葬单幅丝织品色彩有绛紫绢、烟色绢、金黄绢、酱色绢、香色绢、红青绢、驼色绢、深棕色绢、棕色绢、藕色纱、泥金银印花纱、褐色纱、绛色菱纹绮和朱红菱纹罗绮等。确实是色彩缤纷，出土丝织品颜色共达36种，不过众多颜色中，赤黄黑青四种正色占据绝大部分比例。而就发现众多汉墓帛画来看，具有绝对地位的仍是红色。

至于百姓，由于他们多着褐色麻衣，便不再赘述。

二、前朝遗风——五行文化传承

上文曾经提到过，汉高祖刘邦就是红黑两色，作为“开国皇帝”，其地位自然是崇高的，而皇室在封建社会向来有“风化天下”的标杆作用。汉高祖的服色偏好便也会直接间接地影响着汉代的服饰偏好。在西汉时期二百年之中，服饰实行“深衣制”，其中包含有像蝉一样的头冠，像田字状的领子，上衣下裳相接缝制在一起，做祭服的中衣，需缘黑色的边，作为朝服的中衣，需缘红色边，总体呈现红黑主正色的特点。

那么我们不禁会想，刘邦为什么会采用这样的服饰选色呢，这其中有“斩蛇起义荡雄风”的有趣小故事。在《史记·高祖本纪》中有记载：刘邦做沛县亭长时，押送犯民去骊山修陵，路途险阻，因多人逃跑怕获罪，决定隐匿芒砀山泽之间起义抗秦。夜间行路，偶遇一白色粗蛇挡路，刘邦胆识过人，高声大喊：“壮士行，何畏！”将大蛇斩杀。后来在该地遇见一老夫人痛苦说：“她的儿子是白帝子化于路上，却被赤帝子所斩杀。”从此，跟随刘邦者众。

这个传说自然在我们现在看来有几分政治意味过浓的色彩，但其实际上是有一定的文化传承意义的。战国时期邹衍便创立了阴阳五行说，历代帝王政权的交替往往按照五行相胜的公式进行，以示“正统”或“师出有名”。古人认为天上有五方天神而合称为“五帝”，即太昊居东方，具木德，主春，亦称春帝；炎帝居南方，具火德，主夏，亦称赤帝；少昊居西方，具金德，主秋，亦称白帝；颛顼居北方，具水德，主冬，亦称黑帝；黄帝居中，具土德。秦人为少昊之后，拜“白帝”为主宰之神。此传说则将刘邦神话为“赤帝子”，也即炎帝之后，为其反秦赋予了合法性。也因此，“旗帜尚赤”是“自然之应，得天统矣”。

从上面的传说传统和五行之说来看，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汉代服饰大面积采用红色。也就对西汉早期的侍从俑内衣衣领多为红色，（甚至徐州北洞山汉墓430多件陶俑衣领几乎都为红色）不足为怪了。

至于为什么黑色也被列入正色，这就要谈及为大家所共识的“汉承秦制”。秦始皇曾利用五行说论证秦朝统治的合法性和神圣性，周属火德，水克火，以此秦得水德，以冬十月为岁首，崇尚黑色的服饰旗子。刘邦还没当皇帝时，不能按照五行学说改制，故仍尚黑；汉朝初建时，百废待兴，老臣张苍认为汉应“色外黑内赤”，汉文帝谦逊，加上刘邦曾自封“黑帝”，为表敬重“祖宗之法”，就并没有按照五行，易服色为黄，上土德。故红黑服色延续了90年直至汉武帝改制。

三、从道至儒——不变的自然态度

郭沫若曾说：“衣裳是文化的责任，衣裳是思想的形象。”也就是说，如果把社会整体的形象比作一片汪洋大海，那么服饰就是那海上的波澜，或是波涛汹涌或是风平浪静，都征兆着海底的运动翻滚。它以一种特殊的符号形式，表现出社会的不同形态。相应的，汉代服饰出了遮寒蔽体，所有形制特征，纹饰搭配都存在深刻的文化内涵。

从汉代整体服饰风格来看，呈现浑然一体的“大美”与“本质美”。不同于“万国衣冠会长安”彰显的盛唐气象，““揉蓝衫子杏黄裙”带来的雅宋气质，汉代服饰风格基本是凝重致远，宽大飘逸，弱化了人体曲线。

于马王堆墓中出土的举世闻名的素纱襌衣为我们大致勾画了汉代形象——飘飘的曲裾，宽大的衣袖，追求一种人与自然的和谐，浑然一体的凝重美。

这样的追求“本质美”的审美理想，可以看出是受到汉代初期统治者推崇的道家黄老之术影响。在当时，道家“清静无为”的人生观成了主流思想，其提倡的“还纯返璞”体现在社会政治，人伦教化，审美取向各个方面。而其中要求以“无用”升华至精神的自由解放，并最终达到精神与宇宙自然万物互通互融，如《逍遥游》中所说“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的至高精神境界，这是道家的对人、天的本质理解，也在一定程度上，恰好和汉武帝时期及以后推崇的儒家思想在自然哲学观方面有异曲同工之妙。

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曾提出新儒学，其中的“天人感应”说构成了中国传统“天人合一”理论的思想基础。从基本面上看，不管天人合一如何表达，它都是汉代被普遍认同的观念，这也是这一时期的艺术审美呈现恢宏大气的“本质美”的根源。也因此，我们看到，汉代的服饰多采用较朴素，略显暗沉的纯色和沉色作为衣服的大面积主色，不会过于抢眼，却显得端庄大方，朴素自然。

四、技术发展——间色繁多

汉朝建立之初，民生凋敝，百废待兴，经历了春秋战国的战乱，百姓大多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国库也更是空空荡荡，在这样的情况下，汉文帝与汉景帝选则“黄老之治”，以“无为”换得“休养生息，与民生息”。在这一段时间里，素有朴素美名的文帝景帝自然是单衣简袍，经常穿朴素的黑色织品，文帝所宠幸的慎夫人，长裙不拖地，帷帐上连绣花也没有，在这样的表率下，当时的汉朝民风朴素，穿着简单自然，多重深衣。

到后期，随着国力充沛且纺织技术、织品布料的丰富，汉代的服装的织染工艺也有了很大的提高，色彩种类丰富多样，配色运用精彩纷呈。《礼记》中提到“衣正色，裳间色”，汉代正色继承五行古制，包含青木、赤火、白金、黑水、玄天、黄地，间色更是添有黄赤、青赤、白赤等。这些颜色相互组合运用汉代服饰，使服装整体颜色和图案颜色对比中有协调的美感。

而为了使服装颜色更加多样但是又不掩盖了主色的大气，工匠将服面分为若干个区域，这样是整件织物呈现至少五种套色，整体色彩不失华美，是汉代服装整体朴素中见华美，动静统一，明丽大气。

五、等级影响——服色同一

我们都知道，汉代有组绶等级制度。受礼仪思想影响，这一时期，服饰承担着“明礼仪，正名分”的任务。身份各异的人，在不同的季节，不同场合遵循一定的着装礼仪，按照一定的色彩规范。冕服的“上衣下裳”“玄衣纁裳”从方位的上下，色彩的映射出发，象征了天地上下的贵贱等级关系。

这点可以从汉代紫色地位的变化看出。紫色染料工艺复杂，紫衣成本高，且凭借其带来的神秘感及冷淡中高贵华丽的感官效果，本身就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在汉代，佩绶制度于秦朝相似，都是皇帝佩黄赤绶，诸侯王佩赤绶，贵人相国配绿绶，将军佩紫绶，等级颜色在前的仍是赤绿紫。可见汉代确实存在以颜色来区分等级的制度建设。

但是，由于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且文化下移程度仍然较浅，尽管在地方开设私学，有条件接受教育的也只是达官贵族子弟，礼乐文化并没有太深入民心，且西汉中国尚且刚进入封建时代不足百年，君主专制中央集权不管是从制度或是思想上都处于发展阶段。

在这样的情况下，于是我们还能再在出土的陶俑中发现，赤色理论上等级较高，只是闻名遐迩的马王堆一号墓中，贵族男子与其侍女均着红色深衣；两座马王堆墓帛画中，男女主人皆穿紫色长袍，应该可以推测在当时，紫色是较为尊贵的颜色，但是，洛阳偃师辛村壁画墓告诉我们，新莽时期，主人旁边的侍者却也身着紫色袍服。种种出土文物都表明，从服饰色彩的表现等级上看, 汉代服饰色彩的等级性并不明显。考古资料也未明显表明文献所记载的五德服色观的变化。

也似乎正因为存在一定的等级约束，但是却又并不苛求，汉代社会整体的服色在上层统治者的影响下趋向了正色统一。

汉乐府《陌上桑》中有“湘绮为上裙，紫绮为上襦”的华服描写，衬着秦罗敷姣好的面庞让人涌起无限遐思，也描摹了汉代服饰的主要色彩。受前朝遗风，儒道观念汉代服饰，经济技术，等级制度的影响，汉代服饰色彩呈现出以黑红为主调，五行之色为主色，逐渐辅以多样色块，以达到灵动且不失端庄，朴素而不至暗哑的特点。

参考文献：马丹华《汉代服饰色彩的考古学观察》

朱芸 朱秀芝《紫色在中国古代服色中的流变及其文化内涵》

王艺璇《儒家“礼”文化影响下的汉代服饰研究》

伍诗妮《“简朴之美”——浅论汉代服饰的审美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