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健身房服装女

本书以珠三角地区性产业女性从业者对“小姐”及“性工作者”称谓的理解为切入点，通过探讨她们的自我身份认同、自我实践和生活技巧来理解她们的欲望和自主性她身之欲：珠三角流动人口社群特殊职业研究丁瑜，中山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副教授。

2.健身房服务员细节

毕业于香港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行政系曾就读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布里斯托大学等著名学府研究兴趣为：性别研究，包括中国性产业与性工作者，中国现代化与城市化背景下的女性、性别观念及行为；女性社会工作、婚姻家庭研究；日常生活研究；文化理论研究，如社会发展变迁下的大众文化、性别观念及行为。

3.健身房的服务员叫什么

她们的欲望是什么，谁制造了她们的欲望，她们又欲望着谁的欲望？

4.健身房服务员一个月多少钱

欲望的结构与被结构的欲望：——导读丁瑜《她身之欲：珠三角流动人口社群特殊职业研究》引言欲望，作为精神分析的核心术语，它是一种近乎于神秘主义的动力源泉，人们因欲望而行动，但欲望却永远无法被满足，于是人们就在一次又一次的期望与落空之间度过了一生，而快感的来源，却恰恰是每一次的欲求不满与“再来一次”的期待。

5.健身房服务员6k

但在社会学的语境下，要如何理解欲望？欲望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如何在社会学的语境下理解精神分析所说的“欲望的本质是空无”？中山大学社会学系的丁瑜副教授在根据其博士论文所改编的专著《她身之欲：珠三角流动人口社群特殊职业研究》一书中，通过对珠三角地区流动人口社群中的“小姐”群体深入的研究，探寻在改革开放初期这群来自农村的女性是如何进入到性产业中的，她们如何理解自己的这一份“工作”，学界所倡导的“性工作者”一词是否适合她们，她们在欲望着什么，又在欲望着谁的欲望？带着这些问题，丁瑜老师在其丰富的田野调查中为读者一一做出了详尽的解答。

6.健身房服务员累不累

1.在欲望中发展：珠三角作为欲望之地珠三角地区作为改革开放的先行地区，是中国大陆欲望的“发源之地”，无数怀揣着富裕梦的人来到这里，在欲望都市中实践着自己的欲望，同时也制造着他人的欲望随着外商的涌入，资本市场在珠三角地区不断壮大，市场逻辑也逐渐成为了这处欲望之地的主导逻辑，这里工厂林立，急需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吸引了无数来自内地省份尤其是农村地区的人口来到这里“找一份工”。

7.健身房服务员工资一般多少

受访者Bobo回忆道，当时是在1989-1990年之间，她还在上小学五年级，村里有很多人到广州去打工，她虽然不知道赚了多少钱，但是每次那些人回村上的时候都会穿漂亮的新衣服，她觉得那是她们做保姆所在住家的主人给她们买的，于是她也生发了进城打工的想法。

8.健身房服务员工作怎么样

随着珠三角地区经济的发展，大量商人长期往返此地，催生了娱乐行业的兴起，一时间广州、深圳、东莞等地KTV、酒吧、夜总会如雨后春笋出现，以满足这些往返商人的欲望，“小姐”这一职业也就应运而生由于性产业本身具有隐秘的特征，再加上从业人员较为分散，行业内人员流动性较大，因而尽管国家开展了几次“大扫黄”运动，性产业也仍如野草般在暗中生长。

9.健身房服务员一般都做些什么

对于性产业，国内学者的争论大致分为三派，一派是“道德派”，没有任何的田野调查和数据支撑，仅仅依赖传统的道德观和意识形态认为性产业是西方资本主义的毒瘤，应该剿除；另一派是女性主义学派，认为性产业并非完全是资本主义的产物，进入性产业的女性是被男性剥削、被父权体系压迫的受害者。

10.健身房服务员都干什么

还有一派是以潘绥铭、李银河等人为代表的“社会调查派”，主张不预设价值判断，认识到只要父权体系仍然存在、上层社会和下层百姓在性道德上的双重标准仍然存在，小姐就会不断地被生产出来，他们主张通过田野考察等形式贴近小姐们真实的生活，发掘其日常生活中的抗争策略，赋予其一定的主体性，在潘绥铭老师的调查中，小姐们也是活生生的、具有喜怒哀乐、七情六欲的“日常生活中的人”，应该为其争取合法的劳动权益，不说合法化，至少要“去罪化”，如任何一般的工作一样成立劳动联合组织，维护其合法权益。

学界的争论还没有停止，道德派逐渐在学术争论中失去其优势地位，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反思道德派中所隐含的维护父权体系的价值预设，激进女权派和社会调查派的争论日渐成为主要的声音但本书的作者丁瑜老师对上面任何一方的论述都持一个中立态度，因为无论是道德派所认为的小姐是“道德堕落者”还是激进女权派认为的小姐是“父权受害者”抑或是社会调查派所主张的“性工作者”（sex worker）的赋权，都是学者的一厢情愿，小姐们自己的声音完全被隐匿在各种术语、范式之争下。

丁瑜老师主张通过对“主体声音”的解读，来探寻小姐们自己是如何看待“这一份工”与自己的欲望实践的但无论学界的争论如何，小姐们的生活始终还在继续，她们前往这片欲望之地，在其中实践自己的欲望，同时也满足着别人的欲望。

2.在欲望中出逃：何以“小姐”？如果我们认为小姐是西方资本主义的毒瘤，那么我们如何解释在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如此巨大成果的中国仍然存在着小姐？如果我们认为小姐是道德败坏，那么我们如何解释为何有如此之多的女性进入性产业（在潘老师的统计数据中从绝对数值来看不是个小数目）？如果我们认为需求产生了供给，那么为何对卖淫者的惩罚甚于买春者？在窥见了这些官方叙述中的矛盾之处后，不妨来听听小姐们自己的声音。

2.1 不幸的婚姻在受访者中，有很多女性都表示自己来珠三角地区打工是为了摆脱不幸的婚姻传统观念中，婚姻能够整合两个家族的资源，拓展夫妻双方发展的可能性，提升夫妻双方的生活质量，但这些女性却并不这么认为婚姻不但没有成为她们被许诺的“避风港”，反而成为了那“风浪”本身。

珍姐41岁，老家在湖南，入行超过15年，主要服务过路的长途司机和男客，现在已经做到了妈咪，自己在经营一家发廊珍姐19岁和同村的一个男人结婚，不久后婆家便要求分家，珍姐和丈夫分到了“一点米、一点油和6000多块钱的债”。

不久后珍姐生了两个孩子，之后家里一度交不起电费珍姐为了过活，于是决定和村里人一样，去广州打工，而男人则是在家里等着她把钱寄回去珍姐有一次往家里寄了6000块钱，让男人准备一些鸡肉、牛肉吃顿好的，但男人第二天就把钱花光了给孩子吃辣椒汤。

男人似乎并不对珍姐心怀感激，觉得她寄钱回家是应该的，这让珍姐很伤心王文和王娜是两姐妹，家住四川，王文25岁，王娜比她小两岁两人结婚都结得早，之后在广州一家星级酒店的夜总会上班谈起自己为什么会到广州打工，王文这样说：“他（老公）生活作风散漫，孩子脾气，将来对家庭不好，对孩子也不好。

”王娜则说：“他是个典型的四川男人，又自私，又爱赌博，他觉得自己有钱就可以管住老婆，骂老婆他觉得自己很有面子”王文还说，虽然他们俩夫妻在小镇上开了个小餐馆，但基本只能勉强维生丈夫从来不为长远考虑，一个男人三十几岁了，没钱还向爸妈要。

阿雅是湖南人，30岁的时候嫁给了县上的一个公务员，有一个7岁的孩子，但夫妻俩生活平淡，阿雅认为丈夫过于刻板无趣阿雅的丈夫每天上班就是坐办公室，下班回家看看电视，11点左右睡觉，每天都如此有时候阿雅把家里的桌椅挪个位置，他就大发雷霆。

上面的三位女性是受访者中的代表案例，均是因为对婚姻的幻想破灭才选择外出务工，最后滑入性产业但她们认为，小姐“这份工”给了她们物质上的满足，在这个“笑贫不笑娼”的年代，被骂死总比在看不见希望的婚姻中穷死好。

2.2 破碎的家庭与亲密关系家庭，本应该提供给孩童无忧无虑的成长环境，但有的孩子却没那么幸运，童年期的创伤让她们选择远离家庭，寻找欲望的出路小红的家在贵州，19岁那年因为拿了家里150块钱给朋友过生日，因为怕被继父责骂，于是跟着堂姐去到了珠海打工。

小红不喜欢继父，因为继父总是责骂她，说她乱花钱，还经常拿小红和自己的亲生女儿作比较，母亲似乎也站在继父那边，从来不为小红申辩，也不关心小红的日常生活继父一共结过三次婚，第二次结婚是把自家的保姆肚子搞大了，和小红的妈妈结婚之后，继父仍然维持着原来的生活作风经常出去跳舞。

小红自己的亲密关系实践也十分坎坷，她爱上了一个年纪比自己小的男人，这个男人靠小红出去站街挣的钱养活，还染上了毒瘾，小红也跟着他染上了毒瘾男人进过几次戒毒所，小红对他是又爱又恨，她在日记里写道：“我想他，今晚大概又要睡不着了。

我又恨他！为什么他要带给我无尽的烦恼？为什么我要为他受那么多的苦？！我想忘记他，好痛苦……”陈妹20岁出头，是个广西妹子，也是从农村来深圳打工的，在一家夜总会上班陈妹17岁的时候认识了同村的一个男孩，俩人的关系很好，一起相约进城打工。

后来那个男生爱上了厂里的一个小镇姑娘，嫌陈妹土气，于是和陈妹分了手陈妹伤心欲绝，便来到深圳打工，一个乖乖女在10天之内学会了抽烟喝酒，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再也回不去了”上述的三位女性都经历了破碎的原生家庭或遭到亲密关系中的另一半的背叛，导致她们对婚姻家庭不再抱有期望，认为男人“都很恶心”。

生活的窘迫和亲密关系的失意让她们选择了另外一条道路，在感情和经济上，至少她们要抓住一个2.3 贫穷的生活在丁瑜老师的书中，许多女性进入性产业最大的一个原因都是因为贫穷，农村小镇的生活在这些女性的记忆中既在珠三角纸醉金迷的生活的对比下显得“单纯美好”，同时也与她们现在较为充裕的物质生活下成为了一段“穷苦艰难”的日子。

虽然都是有关自己贫穷的叙事，不同的受访者却有不同的侧重点，是“各有各的穷法”阿娟是80年代生人，老家在四川绵阳农村，家里穷得叮当响，家里的粮食产量不高，自己都难以度日，还要上交粮食，只能靠喂鸡卖几个鸡蛋挣点钱，平时家里不吃油和肉，蔬菜都是自家种的，她和姐姐五六岁开始就要下地干农活，家里为了供她和姐姐念书，每次交学费的时候就要卖掉小猪仔。

阿娟回忆道：“大清早五六点就要起床把牛拴好，有时候太困就直接倒牛棚里睡了吃了饭之后要去割猪草，回来之后又要做饭我姐姐更可怜，还要放鸭子和挑水”村上中学里教的数学、英语、语文并不能让阿娟摆脱贫苦的生活，她觉得这些东西对于她的生活而言并没有什么帮助，即便继续读下去她也不觉得能让自己走上一条成功的路，于是便选择了出来打工。

小李和小何则将自己不读书的原因归结于自己“不适合”读书小李是江西人，20岁，在深圳的一家夜总会坐台小李说她们村上的女生，基本上念到初中之后就不继续念了，要是她继续念书，家里不仅要继续花钱还少了一个干活的帮手。

她说：“反正我不是什么好学生，家里那边的学校实在没有什么读书的氛围，我在想我成绩又不好，也不喜欢农村的生活，那么为什么不出来看看呢？”小何也是出于几乎同样的原因选择了辍学，她觉得“术业有专攻”，既然自己不擅长念书，那又何必跟别人比呢，教育只是众多路子中的一条，她可以选择别的路，做自己能做的事。

莹莹是广东韶关农村里来深圳打工的姑娘，25岁，之前做过保姆、服务员和餐厅前台，她是在研究中比较少见的不是主动辍学而是有念书的欲望但却因为家里穷而不得不辍学的受访者莹莹对于自己没能继续读书始终耿耿于怀，她还时常告诉研究者（也就是当时在念博士的丁瑜）“一定要好好读书”。

莹莹认为教育很有用，受过教育的人做事更有条理，并且现在的男人都喜欢见识多的女人，他们会觉得你很有趣，她自然也就比其她小姐有了更多的机会如果说之前的农民能够“安于贫穷”，那么在这里需要追问的是，是什么让她们变得如此“不安”，是谁给她们以现代都市主体的幻象，却又在城乡二元的对立之中剥削她们的价值。

2.4 青春作为资本千禧年在中国大陆刮起的一阵新风，也让内地农村的人们的思想开始活跃了起来，现代化建设所许诺的共同富裕，城市生活所建构的安逸生活，让无数农村的少女们心驰神往，青春成了她们出去闯荡的资本美惠到广州打工的时候正值千禧年，那年她17岁，她不喜欢农村的生活，不顾父母的反对到外面去打工。

美惠一开始是在手机店里工作，后来经朋友介绍说休闲中心里提成更高，于是便去了黄埔的一家休闲中心打工，一干便是四年美惠最常做的是按摩，偶尔也会出台，有时一天给客人按下来自己的手连拿筷子的时候都在抖，她每天都出工，就连例假都不休息，姐妹们都觉得她太拼了。

但美惠却觉得自己这样挺好，靠自己的劳动赚钱改善自己的生活，不用继续在农村里过那种苦日子，美惠希望自己趁着年轻多攒些钱好以后安定下来阿静和Bobo是同乡，都来自广西在8岁那年Bobo的妈妈过年从外面打工回来带了一些橙子味的牛奶糖分给了阿静几颗，阿静舍不得把那些印有公主图案的玻璃纸扔掉，于是便收藏了起来，她认为城里的生活就如糖纸上的公主一般美好。

后来Bobo到南宁做过玩具工厂职工、餐厅服务员，后来到广州做美容技师，经朋友介绍进入了一家夜总会做起了小姐美惠、阿静和Bobo都未曾直接谈到对于贫穷生活的体会，但是她们都认为自己不适合农村的生活方式，都想趁着自己还年轻出来试试，希望有更多的社会接触，然而在大城市中，她们除了青春和身体之外，也没有别的资本可供她们摸爬滚打了。

2.5 在城乡二元与父权的夹缝之间城乡二元结构成就了中国城市崛起的原始资本积累，城与乡之间的区隔成为了这群来到珠三角打工的女仔们最大的阻碍在城市中，农村户口的她们并不享有任何公共、医疗、教育等保障设施同时，在工厂中工厂主会和工人签署十分苛刻的劳动合同，工作条件十分恶劣，欠薪拖薪事件层出不穷，并且女性职工还面临着男性职工的性骚扰的威胁。

在这样恶劣的生活、就业条件下，有许多女性不堪其扰，但又为了生存下去，于是便选择离开薪水低、强度大、环境差的血汗工厂，平移进入了性产业性产业给了她们较为不错的物质回报，但由于其非法性，小姐们的工作环境也并没有好到哪里去，并且在“做生意”的过程中时刻面临着嫖客的身体和暴力威胁。

往往在被偷被抢或者拒不付账之后小姐们也不敢报警，甚至有的嫖客在做了这种事之后还觉得自己是“为民除害”了小姐们，就在资本和父权的双重压迫下，艰难地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寻找生存和抗争的可能3.在欲望中落网：消费主义作为象征性出逃。

小姐们认为自己分享了现代化的成果和都市主体的欲望，而这种欲望通常通过消费来进行表征，小姐们通过各种消费来建构自己的都市身份，用各种符号将自己与农村区隔开来、向父权展示自己的生命力，却不想其微小的抗争最后也仅仅是在都市消费主义中落网，欲望着他者的欲望。

漂亮的衣服往往暗示着姣好的面容、健美的身材和时尚的品味，本书中的大多受访者都认为时尚的衣服是建构其都市身份必不可少的要素同时，这些受访者们也认为，健美的身材和健康的饮食习惯也是都市化生活方式的表征，因此会在上面花费较多的金钱。

一些电子产品也是这些受访者们心中认为的现代化表征高档的小区住房尽管租金较贵，但却是其都市身份得以彰显的炫耀性消费受访者兰兰十分注重皮肤的养护，当本书的研究者第一次在公寓里见到她时，她刚洗完澡，身上敷着一层白色的膏状物。

兰兰告诉研究者这叫“体膜”，像她们这一行的人经常抽烟，皮肤难免不好，所以得更加注意养护每次上班之前，小姐们都会对自己的穿着进行细心的搭配，本书的研究者有时到王文和王娜她们家里去的时候就正是晚饭时间，吃完饭洗过碗之后她们就开始以熟练的技法开始化妆，互相给对方挑今天上班要穿的衣服，细节到什么颜色的眼影甚至一条小小的项链和一对耳环都需要细心搭配，。

化完妆之后，这些平日里看起来普普通通的女孩瞬间变成了一只只招摇的花蝴蝶小霞是深圳这一块性产业里的大姐大，她在深圳租了一套较小的集体宿舍，就在这狭小的一间屋里，小霞的衣柜显得格外惹眼她的衣柜里面衣服的样式很多，包括旗袍、超短裙、流苏裙、连衣裙等等，配色从清新典雅到雍容华贵，应有尽有。

小霞说：“我在你面前都算斯文的了，那天和你见面的时候那条黑色的裤子我是真的穿得不习惯我平时穿的衣服都是那些比较突出曲线的衣服，我身材又好，多少男人喜欢我”电子产品这些花哨的玩意儿在小姐们的眼里都是必有的，这成了她们都市化身份建构的一项重要表征。

小红认为，这些时尚的电子产品不仅代表年轻的心和品位，更代表一种她们从未有过的生活方式她们对于手机的热爱程度超乎想象，每次一有什么新款式，她们就从妈咪、客人的口中打探到消息，迅速地为自己换上最时尚的款式王文、王娜两姐妹特别喜欢吃肯德基和麦当劳，因为她们认为快餐店是“洋品牌”，全世界的人都吃并且只有城市里才有。

阿冰则向访谈者透露，她最近越来愈少去肯德基了，因为她在报纸上读到快餐太油了，不健康，广东人老说饮食要清淡，要多吃蔬菜少吃肉，多吃五谷杂粮但阿冰也生发了自己的疑问，这些东西都是原来在乡下自己吃的，不知道为什么城里人反而却认为那是一种“更时尚”的生活方式。

海斌则是受访者中一位十分爱好健身和煲汤养生的小姐平时她就喜欢下午在家里健健身、煲煲汤，她经常会和酒店里的服务员和妈咪们探讨煲汤食材的搭配，比如春天要喝祛湿的眉豆花生鸡爪汤、赤小豆汤、木棉花汤等，夏天可以喝苦瓜黄豆排骨汤等。

海斌在健身的时候也会关注健身房里的都市白领的穿搭，好让她掌握第一手的时尚资讯这些日常中的小事是小姐们建构自己都市主体身份、实践自己现代欲望的策略，她们缺少资源，但却用自己的身体作为资源；她们缺少机会，却在生活的缝隙里寻找生存的机会；她们相信都市化许诺她们的富裕梦，并且迫不及待地想要梦想成真。

消费，便成为了其“自我赋权”的途径，然而这种姿态仅仅只具有象征性的反抗意义，这片欲望之地，从来没有真正地接纳过她们总结：在欲望中反抗：“小姐”作为意识形态的裂缝改革开放许诺的富裕梦让农村人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一方面，现代都市的欲望成为了社会中普遍的欲望结构，以高消费、高炫耀为其表征，农村人的欲望不再局限于看天吃饭，而是想要分享这一发展的成果；另一方面，城市却并没有给她/他们在这里通过奋斗实现富裕梦想提供基本的条件，而是将其作为廉价劳动力进行无止尽的剥削以达成现代化原始资本的积累：恶劣的工作环境、不平等的合约关系、不健全的公共服务设施。

而农村女性，则因为女性在社会中“第二性”的位置受到来自父权和男权的更大的压迫：在农村，她们承担了大部分的家务劳动和照料双亲的活动；在城市，她们的报酬低于男性且面临着男性工友和上司的性骚扰的风险失败的婚姻、亲密关系和穷苦的农村生活让她们对家庭和男人彻底失望，她们选择以自己的青春和性作为资本，在城市的夹缝中生存，以自己的姿态分享现代化的成果和都市的欲望。

城市排斥她们，但在接受了都市的幻想之后她们却不想再回到农村，于是选择在这里扎根，野蛮生长；资本家压榨她们，于是她们选择跳出血汗工厂，抛弃无法让她们继续活下去的中产阶级道德换得相对丰裕的物质生活；男人伤害她们，于是她们选择不再做贤妻良母，她们自愿成为荡妇，成为欲望的主体（同时也是客体），以肉身提示着男性最大的阉割威胁和性别身份认同的脆弱。

她们的存在，是对父权制度下女性道德的挑战，同时也再现了性别道德如何使穷苦的女人无法在社会上立足；她们的存在，是对富裕梦话语的一次颠覆性操演，同时也是最大的讽刺；她们的存在，就是意识形态的裂缝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