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饰一直都是古代民族作为外表现得一种重要标志，蕴藏着智慧、技艺和非凡的创造力，并且在中国人的习俗、道德风尚中都有着非常多得体现。其中，魏晋士人的服饰蕴藏的人文情怀、道德风尚及审美标准是其它朝代服饰所不具备的，本文将尝试浅要分析魏晋风度下服饰和审美标准。

魏晋风度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仍、朝无保夕的现实使当时人们的精神和心灵承受着极大的压力。士人热心参政，却卷入统治阶级内部政治斗争的漩涡，在充满了虚伪、仇恨和凶杀的权势之争中成了无谓的牺牲品。面对污浊的政坛和飘忽不定的命运，士人感到一切都是虚幻，唯有保住性命才是真实的，于是试图通过隐逸的手段来躲避灾祸、清除烦恼。

这一时期，随着佛教的传入和道教、玄学的发展，儒学的独尊地位受到很大的动摇，引发士人的独立人格及自我意识的形成，独具特色的魏晋风度应运而生。魏晋风度是指魏晋时期奔放洒脱的时代精神与社会风范，表现在魏晋士人的思维方式、举止言谈、道德情操等许多方面，呈现出一种与传统士人迥然不同的风格。他们思想解放，蔑视礼教，行为洒脱；他们崇尚自我，热爱自然，追求自由。许多士人从长期压抑、束缚他们的精神枷锁中解放了出来，充分展示了人的觉醒。

根据不同时期士人的不同人生观和表现形式，我们粗略地把魏晋风度分为三个阶段：魏晋之际、晋中和晋末。以嵇康为主的魏晋名士可以成为第一阶段的风度时尚标。他们除延续了建安文人的优生之嗟之外，又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口号”。

从政治上看，这个口号蕴含着极为深沉的忧患感，是以对现实社会的强烈不满及痛苦、矛盾、彷徨的心情为背景的。由于现实社会的不可超越和高压政治的残暴无情，他们对自然的追求可望而不可及。强烈的失落感、巨大的心灵创伤常使他们有近乎病态的举动。我们从嵇康和阮籍的一些作品中能够看出他们对自然仙境的追求与内心的苦闷、忧愤往往交织在一起，外在的恬静掩盖不住内在感情的激荡。阮籍的《咏怀诗》中有不少慷慨疾世之作。

可见诗人“放浪于形骸之外，煎熬于五内之中"的郁闷心情。

晋中风度，主要以东渡名士风度为标志。从外表看来，晋中时期的士人褒衣博带、吟诗清谈、琴棋书画，逍遥自在过神仙。然而，这种看似随意的宁静生活，是大家建立在怀着沉重心理的积淀之上的。晋中士人与竹林七贤时期的裸祖箕踞、痛苦挣扎相比稍微平和了一点，但是国家动荡下的心灵创伤一直笼罩着他们。与晋初士人不同的是，晋中士人选择通过游山玩水让自己的心灵与政治自然和解。东渡以后，南方的优美山水给了名士们一个崭新的世界，使他们暂时忘却了对生死问题的焦躁心理。可以说，山川的自然美是晋中士人安顿心灵的福地。

晋末风流，以陶渊明为代表。

表现出了心物交融、物我一体的境界。

审美标准和服饰

随着玄学的兴起，魏晋士人的审美标准发生了变化“清”“简”二字成为人物品藻中经常出现的字眼。这不仅表现在人物的道德情操、语言文章等方面，也反映在士人风姿神貌的高雅之中。在《世说新语》和《晋书》中，以“清”来形容魏晋士人品貌、姿容、气度的语句比比皆是，如“会稽贺生，体识清远”；少以清秀称”：“王公目太尉：岩岩清峙，壁立千仞”等等。

魏晋士人的审美标准表现了他们崇尚自然、无拘无束的生活态度。士人既注重外在的自然美，又追求精神自由之美。这是士人蔑视名教、尊崇自我、弃俗求雅的表现，曲折地反映了士人对腐败政治和污浊的社会现实的否定和抗争。这些审美新概念如一股清泉，使人的身心得到净化、精神得到升华。它还直接作用于当时的服饰风格，与服饰形象共同构成文化风格。

我们可以对魏晋士人服饰形象作一个大体总结：

其一，以服饰不修边幅为美。

《世说新语》载“刘伶尝着袒服而乘鹿车，纵酒放荡”《世说新语》中记载：“裴令公有俊容仪，脱冠冕，粗服乱头皆好，时人以为玉人。”国袒胸露臂、披发、跣足在过去是违背儒家礼教的装束魏晋南北朝服饰，在魏晋士人眼中则是不拘礼法、傲俗自放的表现。

其二，以“褒衣博带”“飘忽欲仙”为美。魏晋时期男子长衫最具特色，宽衫不受“祛”的约束，服饰日趋宽博。这个时期的“衫子”有单、夹两式。一般多做成对襟，两边用布相联起来，也可两襟敞开。服装色彩崇尚素雅，以白色为多，质料有纱、绢、布等，同魏晋士人追求的超凡脱俗、不染尘世的高逸风采吻合。

“衫子”的穿着方式也各不一样，有的穿着在身，有的披搭在肩，有的敞开领襟，有的袒胸露肩。《颜氏家训》载“梁世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带，大冠高履。”这说明“峨冠博带，风流相仿”是士大夫追求的形象。

魏晋时期士人的首服款式增多，注重首服与主服、足服的搭配，说明中国的古代服饰文化开始走向成熟。古代男子头裹布巾，通常用缣帛裁成方型，因其长宽与布幅相等，故名为“幅巾”。使用时包住发髻，系结于颅后或前额。汉代的幅巾大多为平民所佩戴。魏晋时士风放纵、不拘礼法，幅巾更为流行。大凡名士皆幅巾束首，陶渊明“取头上葛巾漉酒”被传为美谈“缣帛”是一种质地细密的丝绢，可以染成各种颜色，裁成幅巾，也叫“缣巾”。与形制繁琐的冠帽相比“缣巾”束首要便利得多。魏晋士人中还流行一种“林宗折巾”，

这一时期的足服主要有履和木履。履是魏晋时期比较正规的鞋子，用葛、麻、皮、丝等质料制成。履的有非常多的样式，晋有五杂履、鸠头履等。履走起路来虽不方便，却有逍遥之致。与履相比，木履在这一时期更受士人喜爱。这大约与宽衣习惯相同：一方面与服药有关，因为服药后，皮肤容易磨破，穿鞋也不太方便，故不穿鞋袜而穿履。另一方面，穿履显得潇洒飘逸，与魏晋名士的放达行为正相吻合。穿木履实际上是士人目无礼法、向礼法挑战的行为。

除此之外，中国古代的人们还喜欢在衣服上添加一些标志性物品，以此来区别社会身份、等级高低。塵尾和如意就是六朝士人的装饰和标志之一。塵尾的出现与魏晋时清谈的大盛密不可分。当时士人清谈颇重谈姿之高雅，手中每佐以塵尾轻拂挥洒。士人清谈时用塵尾，还可以达到消暑拂尘的功效，并表现出-一种清虛飘逸、潇酒高雅的风采和气质。

在塵尾的飘舞摇摆中，清谈家们思路通畅，言语清雅，风度翩翩。应当说，塵尾在清谈中充分体现了玄学家们崇尚虚无、立主玄远的特质，是玄学境界的意象显现。如意也是魏晋时期士人喜爱的贴身用具。如意本是爪杖，可由人如意地在身上各处搔痒，故名如意。这一时期的如意由各种材质如犀、金、玉、竹、木、珊瑚等制成。如意的兴起，也是由讲求魏晋风度、不守封建礼法的七贤等名士倡导起来。

结语

服饰体现的是一种独特的文化艺术境界，蕴藏在服饰中的魏晋风度是一种内在的灵魂对人自身的欣赏。在服饰上因为魏晋文人在竭尽所能的营造那种超脱尘世的味道，以显示自己的与众不同，不修边幅、褒衣宽带、解衣当风成为其特有的服饰风度。魏晋南北朝时期魏晋南北朝服饰，士人的服饰所表达出的完全不同于前代的崭新形象，亦是当时玄学思潮在服饰文化上的一种演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服饰反映出这时期的文化内涵、艺术特色以及士人独特的心理状态，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