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这座文化名城，以她绚丽多姿的帝京景物吸引着无数的中外游客。琉璃厂的书肆，厂甸的风貌，什刹海的灯影，来今雨轩的茶棚……都能引起人许多的遐想。但作为老北京，有几人未曾逛过天桥？天桥，在北京人的心目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因为，天桥过去曾是广大劳动人民的一个主要娱乐场所。本刊选登的这篇文章，大体上勾画出了天桥的历史风貌。过去的天桥，鱼龙混杂，卖艺说书，算命打卦，摊贩行商，小偷骗子，恶霸强梁，各种各样的人物都在这里登台，宛若一个光怪陆离的万花筒。通过这篇文章，读者可以从中更多地了解一些北京的历史。

在北京正阳门大街与南永定门内大街的相接处，原来有一座桥，这座桥是明、清两代皇帝到天坛祭祀时的必经之路，故取名为天桥。桥为南北走向，以汉白玉砌成，两旁有石雕栏杆，桥身很高，南北两端隔桥不能相望。光绪年间修前门至永定门马路时，将河道填平，桥身也被修平，但石栏杆仍在。民国初年，因展宽马路，又将石栏杆拆除，天桥遂不复存在。但天桥作为地名，却一直沿用到今天。

早期的天桥

明初永乐年间，桥的两旁地带有穷汉市、日昃市，这是天桥有市的起源。桥南一带过去都是河塘，塘东有条水渠直通三里河，这条水渠就是后来的龙须沟。塘边建有亭台，塘内备有画舫供人乘坐游览，是当时城南夏季游览的地方。清代初期，池塘无人过问，两坛（天坛、先农坛）附近禁止人民建房，人烟稀少。在乾隆年间，桥的附近只有几家卖碗酒的酒铺、饺子馆、小吃摊等。后来逐渐增开了不少酒楼茶馆，于是天桥又成为一般文人游宴的地方。道光、咸丰年间，两坛坛根一带，出现了流动性的小摊。因为此地不花地租，于是，货摊逐渐增加，并开始出售各种日用杂货，形成了小型市场。

天桥早年的市场，东西两部各不相同：东边的都是摊贩，西边则为各种卖艺的人。在这北边有个著名的茶馆，店名福海居，又名王八茶馆，坐东向西，正房上有楼，楼檐悬有福字横匾一块。南间为茶馆，日夜有人说书。著名的说书人蒋坪芳说的评书《水浒》、德聚明说的《安良传》，吸引了不少听众。附近有五斗居、劈柴陈等茶馆。辛亥革命以后，政府实行开放香厂的计划，把琉璃厂的厂甸集会移在香厂，设立了临时商场，招商赁设货摊茶棚，一时商贩纷纷在此搭棚设摊。著名艺人俞振飞承租西部旷地，开设较大规模的振华戏棚。接着，在东部又有人开了演蹦蹦戏的大棚（即评剧），戏棚开演不久，曾被火烧毁。班主见此地有发展前途，遂又移至天桥南头东边，重建正式房院，由临时性的变为长久性的演唱京戏的戏院。由于生意很好，相继成立了歌舞台、燕舞台、乐舞台等戏院，一时天桥气象为之一新。

当年北洋政府修筑北京全城有轨电车路时，拆毁了正阳门的瓮城（即月墙），把环绕月墙的东西荷包巷附近的商铺、房屋以及公私民房共计60余所，全部作价收购，商民一律拆让迁移。这些商民为了另行营业，集资组成股东会，利用拆下的木料，加添新料，在天桥西边空地上，建起了七条街巷（即今天天桥市场东街及东街各巷、天桥北街、天桥西街等地一带）。北部几条街分别开设了诸如钟表、洋货、靴鞋帽子、算命、相面、镶牙、照相等商店或摊点；南部几条街开的则是饭馆、茶楼、酒肆等。后来，又在七条街附近增建了新的戏园、落子馆等，至此天桥市场逐步形成。

1916年，北京外五区警察署长高尔禄倡议，并请得政府同意，把先农坛坛墙拆去，在原坛墙外利用低洼地带设建水心亭，周围开掘河渠，引水通渠，渠内种植荷花菱茨，设置游船供人乘游。在亭围内招商搭盖棚屋，开设娱乐场。当时著名的店铺有外天外绿香园、环翠轩清唱茶社、藕香榭落子馆、厚德福饭馆等。河边修有堤岸，供游人散步。亭围有南、西两门，各跨有木桥一座，游人购票入场。两年后水心亭歇业，先农坛附近成了城南的游艺园（在今永安路、东经路拐角处，现为友谊医院）。

以上所说都是天桥以西，即原一、二路有轨电车站以西。电车站以东天桥东一巷附近一带，则为卖旧物品的地方，其中有两条街完全是旧货摊，其余都是估衣铺。

天桥市场没有明确的界线。大体上说，从珠市口往南、香厂往东、金鱼池以西，南至两坛以北，都算是天桥市场范围。据1930年2月《北平日报》的报道，整个天桥市场占地24亩，有各行各业的店铺和摊贩773户，其中领有正式牌照的334户，临时设摊439户。当时的店铺主要有：膏药铺、饭馆、茶馆、酒馆、戏馆、落子馆、杂货铺、箱子铺、钟表铺、镶牙馆、命相馆、照相馆、镜框铺、军衣庄、估衣铺等；摊贩则有：杂货摊、旧货摊、鞋摊、小吃摊（包括豆汁、油条、炸糕、灌肠、爆肚、切糕、扒糕、炸丸子、炸鸡蛋角、卤煮肉、豆腐脑等）、旧书摊、画摊、卦摊、相面摊、布摊、洋货摊（包括洋袜、毛巾、衬衫、绒线、绦带、化妆品）等。此外，游艺场有掼跤场、卖艺场、变戏法场。

店铺和摊贩所经营货物的品种绝不少于城内的东安市场，但在质量上，不管是吃的还是用的，都是粗劣次品甚或膺品。

那时到天桥来的人，很少有文人学者绅士之流，大多是一般的劳动人民。因为在这里花钱不多，便可以听听玩艺儿，看看杂耍，忘却一天的疲劳或者精神上的苦闷。

天桥人最多的时候是每天过午以后，卖艺的、卖货的摊子都开始搭起来。到夕阳西下的时候，暴土不像午间那样飞扬，气温也不像午间那样燥热，正是天桥最热闹的时间。从前的北京，到处尘土飞扬，谚谓：无风三尺土，有雨一街泥。天桥的大街小巷全是土路，游人接踵而来，尘土飞扬，加之人身上的臭汗、脏水坑被日光蒸发出的臭味，随着尘土送到游人的鼻孔。但是到这里来的游人，似乎没有什么感觉，仍是坐在那里吃啊、看啊，尽情地玩乐。

天桥的主要店铺和摊主

在天桥的商贩中，估衣铺家数最多，主要分布在两个地方：一是西沟东段路南（今永安路东段路南，天桥市场东街、北街一带），一是原电车总站以东（今天桥东市场东街、中街一带）。这两处也有区别，西沟一带，多搭有蓝色或白色的布棚，虽然他们也有铺房，但卖货时总是在布棚里。而电车路东的估衣铺，则都是有门面的。他们所售衣服，单夹皮棉都有。估衣铺的货源有三条：一是当铺的“死号”。当在当铺里的衣物，如果到期不赎，即由当铺处理，谓之“死号”。当年北京当铺很多，每月都有大批“死号”的衣服，定期公开拍卖，各估衣铺的人都聚集在当商那里。当商当众出示要出售的衣服数量和货色，由各估衣铺自行出价，暗里写在估价单上，交给当商，然后当众揭晓，哪家出价最高，哪家便算买到了这些衣服。

二是来自打小鼓的。当时北京打小鼓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这种行业分两类：一类叫打软鼓的，肩挑两个筐，本钱较少，专收旧衣旧物，卖给他们东西的人，多半是贫苦的劳动人民，衣物比较破旧；另一类是打硬鼓的，他们衣着整齐，本钱较大，专收比较贵重的衣服以及古玩、书籍、字画、家具等。这些人口齿伶俐，眼光敏锐，看到好货决不轻易放手。卖给他们东西的人，多半是没落的官僚、贵族、地主人家，或是平时无以为业、专靠变卖先辈遗留旧物度日的人。打鼓的以很低的价钱从他们手中买来，捡出比较好的，自己稍加修整，又转售给估衣铺。

三是来自成衣铺。成衣铺为人做衣服，常有大小不合适或做坏了的，这时成衣铺照例要负责另做一件好的给顾客。于是，那些做坏的便辗转送到了估衣铺。因此，在估衣铺里也可买到新衣服，只是式样或手艺差些罢了。

估衣的销路，在本地主要是卖给中产阶级以下的穷知识分子和劳动贫民。知识分子讲究体面，但钱又不多，便到天桥估衣铺买件半旧衣服，稍加修理，便可应付一时。“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流亡学生生活困难，每到换季时节，便到天桥去解决。估衣铺还有旧西服。有些失业的人，为了活动个差事，需穿得体面些，也常到天桥估衣铺去找，花钱不多，也可救一时之急。至于贫困的劳动人民，经常是冬季一过，就变卖棉衣，换买单衣；而到秋季，又把单衣卖掉，添几个钱再买棉衣，这在当年的北京（时称北平）是很平常的事。另一个销路，就是成批外销。天桥的估衣，其质量一般较外地为高，因此平汉、津浦、平绥（即今京包线东段）、平沈沿线各大城镇的估衣商，都到天桥估衣铺来成批贩运转售，这是估衣铺的大主顾。其中平绥、平沈沿线贩运的多以棉皮衣服为主。

到天桥买旧衣服，也不是凭钱即可买到合适的货的。“漫天要价，就地还钱”，有时也不免会上当受骗。当年有所谓“老虎摊”。这些摊商凶恶无比，势如老虎，故名之曰“老虎摊”。他们最初由一人拿出资本，在天桥租下一块地方，立起门面，起个字号，从批发行里买些旧衣物，开始营业，按行话叫“坐庄”。出资的铺长找来一些铺伙（行话叫“助笔”）。铺伙不支工资，收入不固定。铺长贩来货物，标上暗码。例如一件皮袄，暗码标洋20元。铺伙兜揽叫卖时，可以卖到30元或40元。铺长只收20元，余下的钱由铺伙均分。这些铺伙都是常住天桥的狡猾凶狠之徒，能说会道，口齿伶俐，无论买主怎样挑剔货物，他都有词回答。假如与买主一言不合，闹翻了，张口就骂，举手就打。他们卖货时，手里拿着一个布掸子，柄长一尺多，这便是他们的武器。被打骂的买主，自然不饶，这时他们的同类便从旁装好人，向买主百般央求，能了结就了结。事情如果闹大了，便到区署打官司。由于当时警察署的警察都和他们有勾结，送到那里最多也不过拘留一二天就会了事。1934年，我的一个同学是张家口人，他父亲到北平来看他。秋天来时，未带皮衣，冬天要回去，便到天桥花70元买了一件皮大衣。初看还很像样，但拿回仔细一检查，背部、袖里的皮子，都是用碎皮拼的。回去找，不但不给换，反遭一顿骂，把老人气得不得了。原来他去买衣服的地方就是“老虎摊”。

在天桥，卖药的店摊很多，医治各种病的都有。卖药的一般没有铺房，只有一块固定场地，早来晚去，他人不得占据。这些卖药的巧舌如簧，能把他卖的药说得包治百病，奇效如神，其实多数都是骗钱。下面介绍一下当年较有名气的几个卖药摊主：

虫子王：他的铺子设在天桥西街。门前摊上放满装有用酒精泡的死虫子，墙上挂着大幅白布，上面画着患有虫病的人像，有的大腹便便，有的容颜憔悴。人旁画有大小虫子，有的是排泄出来的，有的是口吐出来的。本人姓王，于是有虫子王之称。行人走过，他就向人讲说，人的肚子里如有虫子，轻则呕吐，重则面黄肌瘦，有害健康。他卖的打虫药，专治各种虫病。

癣药刘：姓刘名嘉治。他本有店铺设在天桥先农市场，为了招揽生意，在外设有药摊，悬着白布大横幅，上写癣药刘字样。摊上摆着患有癣秃疮的各种模型，并印有传单，上印刘的相片及警方所发准许制售药品的执照。他的店铺门前也有铺伙作口头宣传，说什么用药无效，保管退钱。据说他的药还有一定疗效。

黑驴立止牙痛药：摊主是一个中年人，每天在他场地上的一条长板凳上坐着，从不大喊大叫，卖弄口舌。他面前站着一条小黑驴，驴背上搭着一个钱褡子，上面写着“黑驴为记”四个大字。驴身上还驮着一个铜盘，盘里摆着几颗变黄的牙齿和一些玻璃药瓶，瓶里就是他卖的立止牙痛散。人们一看，就知道他是卖治牙痛药的。买药的人服用以后，不待几分钟，牙痛立止。因此这药又叫哭来笑去散。实际他卖的药，都是强刺激性的止痛剂，牙痛虽可当时止住，但并不能根治。

治瘊子的杨玉泉：此人专卖假药，所卖之药，吃不死人，治不好病，用山楂干、馒头皮等配制的。自己吹嘘专治瘊子、七伤，以及妇女赤白带下、月经不调等。贫苦的劳动人民得了病后，无钱求医，遇此机会也要尝试一下，结果，他的药也就卖成了。

卖花柳病药的：旧社会妓院、暗娼到处都有，患花柳病的人很多。这些人收入不多，受病痛的折磨，急于求医。天桥卖野药的抓住这种心理，贩卖各种治花柳病的药。在先农市场卖这类药的摊铺则更多。每个铺子的门前都站着两三个人，他们是这家铺子的主人或伙计，大说大讲，你叫我应，相互对答，宣传自家的药专治淋症、白浊、鱼口便毒，兼治妇女赤白带下、月经不调等等。有的摊子上还摆着干瘪了的黑毛兽蹄子，说成是熊掌，并吹嘘药里就有这种原料，专治梅毒。有的门前摆有一铁笼子的蛇、蟒，主人手里还玩弄着一条大蟒，也将其说成是治花柳病的药材。围观的人惊奇地看着、听着。主人发现有人似想买药，便进一步单独劝说，甚至减价销售，直到把药卖掉。

卖膏药的：天桥卖膏药的都有一套武功，如弹弓张、金刀马等。卖药之前，在场内先来一套武艺，有的练刀枪，有的练把式，等到游人聚集之后，才开始说事，讲他的膏药是祖传秘方，选料如何精、制法如何细、效果如何灵等等。接着便从场外拉进几个人进场，问清有何病痛后，让他们坐在板凳上，光腿赤臂，由他依次用膏药抹在腰部或腿部的患处。过一会儿，他依次询问患者有无效验，患者则述说膏药真灵，腰已不酸或腿已不疼云云。此时，卖膏药的才拿出大包制好的膏药成品，向围观的群众兜售。其实他所拉进场的患者，都是他雇好的人，行话叫膏药幌子，每“表演”一次给点小钱完事。至于膏药有效无效，只有天知道了。当时的尤胜楼就是其中有名的一家。此人雇有一个伙计，手法与上面所说的也大同小异。不同的是用唱几口二黄或一段西皮来吸引观众，手里还拿着一只已死的鹧鸪鸟说事，东拉西扯，转弯抹角，才接触到本题。对找来“表演”的观众，声明只收一大枚，如果不见效，可以退钱。最后又取出20份膏药，无偿赠给其他患者，让他们替他传名。当然这些“表演”的人是和他早有联系的。

生意兴旺的落子馆

天桥的落子馆，当年曾吸引了不少的游人。落子馆，又称坤书馆。“落子”，又名“莲花落”，初为乞丐行乞时所演唱，在我国宋代时已经流行。元明时代，北京漕运发达，运粮船至北京后，唱落子的便到船上演唱，每天凭唱收入极少，全靠人家另外赏钱。乾隆年间出现了专业演员，到了清代末季，在前门石头胡同有四海升平园，专门演唱落子，这是落子馆的首创，其后逐渐在天桥一带发展起来。进入民国以后，天桥落子馆竟有十数家之多。演唱内容多为民间传说。歌唱的鼓姬风姿艳丽，衣履时新，出入大都坐自用包车。

落子馆在天桥之所以兴旺，一方面是她们的演唱通俗易懂，深受劳动大众的欢迎；另一方面是她们之中有人间操副业，就是变相的暗娼。在平日演出时，有钱的遗老阔少，看上了某个鼓姬，就连日到场，即所谓“捧角”。进而请吃饭、买衣服，接之便到鼓姬家作客、留饭，于是留宿。自此以后，捧角的人比去妓院花费还多。更有无聊的文人，不时在小报上点名吹捧，某某鼓姬如何善唱，等等。

天桥最早出名的鼓姬是振华园的冯风喜。有一个好弄文墨的易实甫曾作天桥曲，其中有句云：“自见天桥冯风喜，不辞日日走天桥。”真是一经品题，声价十倍。不少游手好闲的人专程去天桥振华园，以一睹冯风喜为快。后来，北京《燕风报》还曾发起过鼓姬选的活动，以相貌、表演技巧等为选举标准，当选的鼓姬有邓银桂、陶彩云、于瑞云等。当年还有什么“鼓姬内阁”之说，如“总理”伊惜兰、“外交总长”高玉兰、“财政总长”龚惜荣等等，此外尚有鼓界12公主等。直到1935年，北平《箴报》还有过这种选举。小报为鼓姬吹捧，招徕众多听客；鼓姬则向小报送钱，作为报酬。

当时著名的落子馆有：西市场的合意轩，西街爽心园，城南商场的德意轩，公平市场的春华茶园、义合茶社，先农商场的楼外楼等。当时颇有名气的七岁红（本名李少芳）就在爽心园。

鼓姬敛钱的方法是场下有一拿扇子的人，行话叫“递话的”，扇面上写着演唱的曲目。他走向听众，请示点曲。听戏的每点一曲，拿扇子的即高喊：“有题目！某角唱某曲。”每点一曲，付二角、四角、五角至一元不等，其他听曲的则可随意给钱。点曲所得的钱，由唱者和馆方平分，其他收入在每日散场后再按份均分。

天桥的杂耍及八大怪

旧社会的天桥，是贫苦大众的游乐地。去的人多是为了玩，在那里喜欢听书看戏的，可以去听相声、评书、河南坠子、大鼓书、莲花落，但更多的人是去看杂耍。天桥的杂耍真是五花八门，应有尽有。例如掼跤、变戏法、盘杠子、踩高跷、耍刀叉、抖空竹、踢踺子、耍花坛、耍中幡、拉洋片、耍猴等。这些艺人都是祖师相传，确有一套真功夫，有的因此出了名。过去有所谓天桥“八大怪”，但各个时期所指不同。庚子时期的八大怪有穷不怕、处妙高、韩麻子、孙丑子等，民国初期有老云里飞、花狗熊等，解放前有云里飞、大金牙、大兵黄、张狗子、百鸟张、赛活驴、架冬瓜等。

天桥的艺人，各有奇才，凭他们的技艺都有其“怪”之处，说是“八”，只是北京人的一种习惯说法。其中除比较突出的前几名为大家所公认外，剩余的多是其说不一。即使在当时卖过艺的侯宝林，也只能说个大概。下面就各时期著名的“怪”，简单介绍一下：

穷不怕：本名朱绍文，北京汉军旗人。原为京剧丑角，后在天桥一带摆地摊演相声，他能自编自唱，在用来拍板的两片竹牌上写着“满腹文章穷不怕，五车书吏落地贫”。他表演时，以地皮为纸，用白沙子代墨，就地撒成字形。边写边说，写完之后，就他所写的字，或拆笔画，或释音义，或引古人，或引时事，最后必甩出一个硬包袱来，令人拍案叫绝。而且一场一样，每天不同。单字、三五字联、对子、诗词都有，令人无从猜测。他著名的段子“三字同头”，就是最好的一例。如第一翻为三字同头“大丈夫”，三字同旁“江海湖”；第二翻为三字同头“芙蓉花”，三字同旁“姊妹妈”；第三翻为三字同头“常当当”，三字同旁“吃喝唱”。最后解释说因“吃喝唱”，才落得“常当当”，亦颇有警世之意。后来说相声的有不少段子，都是穷不怕创作的。

老云里飞：本名白庆林，又叫庆有轩，是清末有名的说《西游记》的艺人。庚子之乱时，他带着儿女随从西太后銮驾去西安，回京后声名大震。他的演艺既不是相声，也不是清唱，而是两者兼备。作派很像京剧中的三花脸，一睁眼，一呶嘴，都会使你发笑。他的“行头”也很特别，三顶用香烟盒拼凑的帽子：一顶是方巾帽，凡儒生、员外都戴它；一顶是壮士帽，演黄天霸、石秀时戴它；一顶是武生帽，帽顶还插着两根用鸡毛做的翎子。灰布大褂，就是戏台上的蟒袍，另外还有几面髯口。他就用这套行头，不用帮手，自己包演一出戏。一会儿头戴壮士帽引吭高歌，一会儿忸忸怩怩，来一段幽咽婉转的京腔，还很够味。在演唱中夹杂着相声的说、学、逗，不时抖个包袱，逗得观众欢笑叹服。后来他的儿子继承父业，即后期的云里飞。他们父子俩的场地一直是天桥杂耍场聚众最多的地方。

大金牙：本名焦金池，天津人。原在天津三不管地界拉洋片，有一回得罪了当地流氓，被打得死去活来，连门牙也被打掉，从此在天津混不下去了，便来到北京天桥，仍演拉洋片。因他镶了一颗金门牙，每一张嘴，那颗闪光的金牙，特别引人注目，日子长了，人们就叫他“大金牙”。

天桥拉洋片的艺人很多，多是拉几下锣鼓，说说画名而已。大金牙则不同，先把片名向观众简单介绍，例如：“这是前门九丈九，这是后楼子七丈二”，“你要看张勋复辟，我这有，要看郭松龄倒戈，这里也全”……这期间已坐了十来位，他才开始表演。他唱时不用丝竹伴奏，只在一个木架上缚着一面小鼓，一面小锣，一双钹，都用线绳连接着，用手一拉绳，便锣鼓齐鸣。他边唱边奏乐，十分和谐。他的洋片都经过挑选，然后自编唱词，这些多是当时社会新闻或趣闻逸事，编成即景即情的鼓词，打着锣鼓，信口唱来。唱词有时虽然内容庸俗，但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例如他有个《夺龟山》的段子，其中有这样的唱词：“南来了孙文先生闹革命，宣传革命一十二年。宣统三年他在武昌起了义，八月二十谋得了江山。你看他在龟山头上吊起了大炮，一炮打到了武昌府的城里边。唉……”大金牙的洋片本也没有什么稀奇，但这么一唱一说，顿时便使洋片活了起来。观众花钱心服，没看的也想坐下来试看一下，因此他的生意十分兴隆。

蹭油的：本姓周，名绍棠，东北人。他每天提着一个小铁盒在天桥串走，无一定场所。铁盒里装着他特制的药皂，可洗褪一切衣服上的油迹，另有擦癣的药皂，每块售价不高。他的吆喝特别奇怪：“蹭、蹭、蹭，蹭油儿的呀！”一面唱，一面拉住观众的衣服就擦。一面擦，一面又喊：“擦、擦、擦——治癣的呀，治脚巴丫儿的啊——”因为他叫声奇怪，举动滑稽，围观的人就多了，他也就有生意可做了。

曹麻子：本名曹德奎，京南青云店人，他先是跟黑泥鳅李学数来宝的，但他口齿伶俐，善于创新，抓哏斗笑，别具一格。演唱时，头戴一窄带，带上系铃铛，头动铃响，已先使人发笑。手持两扇牛哈巴骨，击骨作点，发出呱嗒声，边击边唱，节奏和谐。他的唱词幽默风趣，走到哪里，就即景生情现编现唱。如走到住房人家有狗向他狂吠，他便唱：“叫小狗，你别咬，撕了我的破棉袄，夏天撕了还不怕，冬天撕了受不了。”他在天桥演唱，几乎每天都换新词，其著名的《北伐成功》一段，有这样的词：“嗳！数来宝的一心秉定，说给诸君听分明。北京那年拆城墙，前门楼子也要动。动了前门楼子也不离，北伐成功扯起青天白日旗。”呱嗒呱……又如《骂摩登》一段：“毛竹板响连声，尊声列公听一听。现在也把世界换，种种样样不如前。如今摩登士女不一样，男女都把烟卷抽。中华女子剪了发，一街跑的和尚头。到如今摩登姑娘巧打扮，烫发刮脸倒香油。”呱嗒呱……

管儿张：能自制竹哨，安在一支小竹管上，吹出时调小曲。有时不用嘴吹，而是把小竹管放入鼻孔里吹。什么大开门、小开门、开手板等曲牌都有，也颇能引人观赏。

百鸟张：本名张昆山，在天桥露天打场。单人独技。先用白土子洒字，将所学的鸟名就地写明。开演时，佐以手势，或以掌自抚其口，或以指自按其腮，作出各种鸟鸣声。什么家雀儿闹巢、山喜鹊齐鸣、啄木鸟寻食等等，学得都挺像。观众闭目倾听，有身临其境之感。《都门杂咏》有云：“学来禽语韵低昴，都下传呼百鸟张。最是柳荫酣醉后，一声宛转听莺簧。”据他自己说，凡是会飞的，一概能学。

赛活驴：本名关德俊，妻子叫乔金凤。夫妻两人在天桥撂地表演“毛驴舞”。他用的道具是一件用黑绒布制成的空心驴，驴脖子上挂着铃铛。表演时，他钻进驴型里，弯身前扑，手拉两根短拐作驴的前腿，自己的两条腿作驴的后腿。手脚并用，模仿驴跑的动作，加上驴脖上的铃铛哗啦、哗啦作响，活像一匹真的毛驴在奔跑，乔金凤则跨在驴背上作赶驴姿势。表演中还有驴登山、驴过河等较难动作。

大兵黄：原名黄才贵，后改黄德胜，山东人，曾在旧军队中做过下级军官。据他自己说，马玉昆、姜桂题、张勋等队伍中，他都干过。幼年时从师习过武，张勋复辟失败，回山东原籍，后来天桥摆一个把式场，一面练武，一面卖药糖。他头顶红疙瘩瓜皮帽，身穿青色长袍，外套黄马褂，马褂上面是绛紫色坎肩，从冬至夏，总穿着绒套衫，脚下穿一双青缎双脸皂鞋。这套装束，加上说话时那副五官乱动的怪相，不用表演已就使人发笑。他一开口就骂大街、骂时局、骂贪官污吏、骂土豪劣绅。有名的骂词：“贪财好色不治国，净娶小老婆。”真是痛快淋漓。因为他骂得有理，骂人们不敢说的人和事，因此人们都愿听。他骂一阵子后，就开始卖药糖。他每天午后3点出场，5点多就收摊，来时身背一袋子药，收摊时变成一袋子铜板。由此可见他的“魔力”之大。因为他是大兵出身，故称他为大兵黄。

焦德海：是“穷不怕”以后较有名的相声演员。他俗不伤雅，没有粗野刺耳难听的语言。他和刘德志搭伙，在天桥摆地摊。他的特点是语言幽默，表情滑稽。同样的言语，在别人说来，并不稀奇，可是经他俩的嘴一说，因为音调的感应和表情的逼真，使人不得不捧腹大笑。因此，他的相声颇受欢迎。

架冬瓜：本名叶德林，专唱滑稽大鼓。在演唱中，能学各种人的说话声音和表情，把剧中人的喜怒哀乐表演得惟妙惟肖。他以京韵大鼓的唱腔，加以通俗易懂、诙谐的词句，常常引人大笑不止，受到人们的欢迎。

其他如“人人乐”的学禽兽声，如黄雀、画眉之鸣叫、鸡鸣犬吠、猫叫、猪叫，都能学得以假乱真。“田痂子”的耍杠子，用一条半腿，在杠子上练各种功夫。竹枝词赞道：“蹴腿何曾是废人，练成杠子更通神。寒鸦浮水头朝下，遍体功夫在上身。”“万人迷”的唱杂曲，“花狗鬆”的鼻吹竹哨，“周老公”的耍铁锤，“空中范”的舞大空竹。空竹小者五六十斤，大者百斤，可抖几十丈高。还有“赵瘤子”的竹条杠子等等。他们各有独到的功夫，因此逛天桥的人对于杂耍是不能不看的。

天桥的血泪

北京人最喜逛天桥，但在北洋、国民党、日伪统治时期，他们利用天桥游人稠密的特点，在大桥附近的东南方，后移至先农坛南墙外（俗称南坛根，今永定门西街），作为镇压人民、屠杀革命志士的场所。近半个世纪，在天桥这块土地上，许多先烈为争自由、争生存而流尽鲜血。老北京人都知道“上天桥啦”这句话，这就是被砍头或被枪毙的同义语。

北京人喜欢逛天桥，可是很少有人知道在笙歌舞乐的幕后，天桥的艺人却过着被欺压的血和泪的悲惨生活。在封建反动政府统治时期，这里是恶霸、流氓地痞勾结警察、特务横行霸道的地方，是社会上最黑暗的一角。当年天桥有四霸天、林家五虎、母老虎、活阎王、御皇上（解放前已死）、御皇娘等恶霸。早先一听这些称号，人就不由得谈虎色变。这些人表面上也开戏园、摆摊子，但他们专门收养了一群亡命之徒，独霸一方。在他的范围内，如有不愿受其剥削压迫的，便指使打手去打。这些打手内部也有分工，有的打人，有的挨打。挨打的躺在地上抱着脑袋，蜷曲着腿，讲究打四面不吭一声；打得头破血流，腿折胳膀断，一动也不动，就是好样的。有的能说会道，专门上堂包打官司。这些恶霸之间，为了争行斗市，往往砸戏园子、打群架。这时这些打手就露头了。小的斗打，经这些能说会道的一调解，便私下和解。一旦打得有伤亡，被送警察局，这些会打官司的便出头上堂，因为他们和警方本有勾结，结果依然可以私下了事。斗打的赢家可使自己的势力得到扩张，因而横行霸道也就愈演愈烈。霸天、阎王等名称就是这样来的。

例如南霸天孙五（即孙洪亮），曾霸占一个看坟的农民吴某的土地，并把吴某逼死，他还强娶过一个老太太的女儿作小老婆。又如林家五虎的林文华，以练武术为生，经常把四邻街坊当作练拳的对手，打得对方鼻青脸肿，甚至吐血致死，他还奸污过邻家妇女。

当时天桥有个破旧的小剧场叫万盛轩，它的东家就是“御皇上”。他死了以后，“御皇娘”继业。解放前夕著名演员新凤霞就在这里演过戏，她也曾受过这些人的气。

这些恶霸尽管做尽了伤天害理的勾当，但因有反动政府的撑腰，人民奈何不得，只能怀恨心中，忍气吞声。

此外，天桥的妓院暗娼，在地方恶霸的主使和反动军警的掩护下，活动也很猖獗。著名的凶恶老鸨子黑牡丹，和一个著名的恶霸姘居，买卖妇女，强逼少女为娼，做尽了坏事。

天桥这个地方吸引人的事迹很多，它的血泪史也罄竹难书。解放后，四霸天、皇上、皇娘、阎王、把头……都被打倒了，孙五、黑牡丹等也被镇压了，天桥才和全国各地一样获得了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