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宋”是大多人印象里的宋朝标签，其实宋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经济与文化教育最繁荣的时代，火药、指南针、印刷术三大发明领先世界，据研究，北宋时中国GDP总量为265.5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的60%，是中国GDP占世界比重的最高峰。

宋之所以被打上弱标签，无非是因北宋后期，澶渊之盟后的一系列变法，党争，屡次战败赔款纳贡，直至靖康之耻发生，迁都余杭，偏安一隅，最终在崖山海战后，巍巍大宋烟消云散。

宋的灭亡有各种原因，但其对待文人士大夫的过分任用，对武将，军队的过度抑制是造成其灭亡的关键，因此宋代出现了一批名垂青史，彪炳千古的文人臣子，他们的影响有目共睹。

宋从统一到分裂，直到最后灭亡，文人臣子一直都是参与其中的，而古代服饰通常又是阶级身份象征以及社会精神的表现，所以我们可以从北宋和南宋两个时期上的变迁里，就能很清晰地看到宋政权的兴衰历程。

细观宋代文人服装，约分两类：一是带着魏晋遗风的上衣下裳，外加广袖宽袍。二是宋代时装，外着道衣或褙子，第一种服装，多为隐逸放达之人所服，流行于北宋至南宋初期，第二种多为名流文人所服，流行于南宋中后期，此两种类型服装各自代表了大宋兴衰的两极。

1、魏晋遗风服饰：战乱恐惧和盛世恃才放逸，是宋代文人地位提高、心态自由的体现

结束晚唐、五代之乱后的宋朝，吸取前车之鉴，将外戚、武将边缘化，委任的执政官员多是文官出身的士大夫，因此后世谓：“盖宋之政治，士大夫之政治也。”与政策相对应的，士大夫社会地位及待遇都有了显著的提升。

宋太祖在江山未定之前曾说：“作宰相当须用儒者”所以，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上位之后，他以一国之君的权势，重新制定了衣服的制度，光衣带的等级就有 28 种！他给了文人臣子在服饰上最大的自由，虽然规定繁多，但也绝不会过分计较那些逾规的服饰着装。

因此，宋代文人士大夫的着装可谓五花八门，其中魏晋遗风服饰是他们最喜爱的，因五代之时的连年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大部分文人士大夫只能选择隐居放浪，以消极避世，在宋王朝建立之初，作为前朝遗民的文士们对入仕参政仍然心存余悸，这种恐惧外化到士大夫阶层的服装上，就是显著的魏晋遗风。

图中两个文人：一个正在拨弦调音，一个似在为其调音，二人席地而坐，皆宽衣大袖，冠小仅束髻，如魏晋之士，可见此“古装”犹有服者。

苏辙对此评论说：“昔者承五代之乱，天下学者凋丧，而仕者益寡。虽有良才美士，犹溺于耕田养生之乐，不肯弃其乡间而效力于官事。”

魏晋时代文人消极隐世的生活方式，既和当时道家崇尚自然的思想影响有关，也和当时现实政治有关，魏晋至南北朝，因卷入这种政治风波，而招致杀身之祸的名士就有何晏、嵇康、张华、潘岳、陆机、陆云、郭璞、谢灵运、鲍照等。

北宋初年的知识分子，自然而然因前朝之鉴萌生了一种逃避现实的心态古代服饰，远离政治，避实就虚，探究玄理，乃至隐逸高蹈等行为是其言语表现，小冠博衣则是他们内心逃避思想在服装上的映现。

著名文人隐士有林逋、魏野、陈抟、“九僧”等人，他们遁隐山林，绝意仕途，却在当世之时享有盛名。

时间来到北宋中期，因宋朝采用的“取士不问家世”的选官制度，当权士大夫阶层几乎全由科举出身的读书人所组成，此阶段的大宋，士农工商繁茂，人民生活富足悠闲，士人们开始热衷于议论朝政，有甚者也聚众示威，但至多遭受牢狱之灾而绝无无性命之忧，当时的皇帝“未尝轻杀一臣下。”

在生活上，士大夫的生活待遇也相当优渥，堪称清廉的王禹偶在《对雪》诗中有一句说：“月俸虽无余，晨炊且相继，薪刍未缺供，酒肴亦能各”，寒士的生活也能如此妥善，才能衣食无忧地去追求人生与理想。

晏殊游宴图

魏晋遗风的服装特色是“冠小而衣裳博大”，以至“一袖之大，足断为二”，宋画中着广袖博衣者屡有所见，袍袖端当收敛，并有祛口，袖口宽敞，裤褶的基本款式为上身穿齐膝大袖衣古代服饰，下身穿肥管裤，这种服装的面料，常用较粗厚的毛布来制作。穿裤和短上襦，合称襦裤，但封建贵族必须在襦裤外加穿袍裳。

画中可见，时为北宋标杆性人物的晏殊，与宴饮者虽依旧身着典型的魏晋遗风服装，但彼时他们已从宋初的谨小慎微转变至豁达放任的情态，所谈论的也大多是诗词歌赋等娱乐消遣内容。

作为北宋政治和词坛代表人物的晏殊少年得志，一路平顺，位及宰相，在文学上开创婉约派词风，被称为“北宋倚声之初祖”，从他及友人的着装风格可以窥见当时整个北宋高层是知识分子的全貌。

叶梦得在《避暑录话》也称当时地位显达的晏殊“未尝一日不宴饮”，当时文臣士人皆好游宴享乐，王夫之对此评论说：“宋初，吏治疏，守令优，日事游宴。”此时的士人服饰虽仍流行魏晋遗风，但身着小冠广袖的士大夫们所谈内容，已从举祸清谈演变成饮酒行文，高谈阔论的旷达之风。

2、道服时尚：由盛而衰的社会象征，士人再次归隐的暗喻

到北宋中后期，宋初期制订的制度已经产生诸多流弊，民生状况开始倒退，而边境上辽和西夏又虎视眈眈，宋神宗因此锐意改革。

但熙宁变法惨遭失败，新旧党争迭起，宋徽宗不理朝政，政务都交给以蔡京为首的六贼，蔡京以恢复新法为名大兴党禁，排斥异己，外敌环视，内政混乱，直至靖康之耻发生，都城南迁余杭是为南宋。

南宋时期，政治日益黑暗，危机日益深重，在马远一派画家的笔下，出现了众多超然欲遁的士大夫形象，但俱都已无魏晋服式上身，大多是身着或方巾、纶巾、软巾或道衣衫袍的新兴“时装”

元、明、清除道士等职业所需外，着魏晋古装的几乎从此消失，这种变化表明，古装已在南宋后期被淘汰，而宋代的一些服装正成为新的传统，为后代所继承，看一下元、明、清画中的文人形象，绝大多数人所穿戴的正是宋代的“时装”。

①上襦下裳

松涛图

在南宋时期著名画家马远的画中，当时贵族文人主流服装已经从魏晋遗风的宽袍大袖转变成身着白色长袍，上襦下裳，在其另一幅《西园雅集》图中，北宋驸马王诜家雅集会，主要与会人物有苏轼、米芾、李公麟等一代名士，内中写字者即米芾，所有人物的服装除侍女、书僮外，均为上襦下裳，马远与画中人皆为当时世人，所以他画所呈现的正是当时士大夫文人的流行服装。

②道衣

槐荫消夏图

一个袒胸而眠的文人的夏装与冬装，古代不像现代那样在服饰上有明显的区别，本来就是夹层袍、袄、襦，在里面放进丝棉、棉絮，就成了冬衣，唯一在外出时戴上一个风帽，就可防风御寒了，但不见披风兜篷一类的衣物，夏天则减衣，豪门贵邸防暑主要靠窖藏的去冬积存着的天然冰。

后赤壁赋图

宋时道服还保持着古人上衣下裳和簪冠的形制，戴巾也是道家的首服，巾即是指如纯阳、紫阳巾、幅巾、混元巾又名玄巾等，有边缘，垂带。

道服也有直裰，又称直掇、直身、以素布制成，对襟大袖，衣缘四周镶有黑边，画中可见，苏轼再游赤壁时与友人身着的，均为这种比正装道服更为自由飘逸的直掇。

游山玩水，吟诗作赋，看似怡然世外，其实这是苏轼一生最为困难的时期之一——被贬谪黄州团练副使，但“不得签署公事，不得擅去安置所。”这无疑是一种“半犯人”式的管制生活，苏轼对道服时装的偏爱，是他内心苦闷无法排解的体现，然而就像当时名流纷纷效仿苏轼衣冠的诗句所说“伏其几而袭其裳，岂真孔子，学其术而戴其帽，未是苏公。”

一方面想超然物外，如道家一样不问世事，但内心深处的济世情怀还不时浮现，所以对道服时装的执着，更表现了他超越现实的痛苦遗世精神，而道家思想原就是苏轼思想中的一个侧面，内化与精神，外显于服装，暗示着苏轼在精神上已高度趋向于世外隐逸者。

道服时尚的流行，反映了当时士人对政权已从积极参政转变为心灰意冷，宋初对文人的优抚纵容，造就了他们独立自由倾向过于强烈的个性，当现实与意愿背道而驰时，士人们便再次选择了寻求脱离世俗的隐逸人生。

在一个要求服从的封建社会里，独立性是参与社会生活的致命缺陷，人是社会性动物，离群索居违背人性，但在封建朝代背景下，士人们没有选择的权利，总体上处于别无选择的境地，道服时尚是他们无奈的选择，郁闷心情的最好呈现。

苏轼画像

3、从魏晋遗风到道服时尚，是社会兴衰的演变，也是人心向背的选择

社会兴衰反映到普通人身上，最明显的标志就是服装演变。

一个朝代的士人服装，深受当时社会的经济文化政治制度影响，像战国时期的胡服骑射，汉朝时期的宽衣大袖及森严等级，盛唐时的百花齐放，多采多姿。

在宋朝士人崇尚隐逸到恃才放逸的魏晋遗风，到再次回归隐忍的道服时装转变里，我们可以看到从群星灿烂的北宋到盛极而衰的南宋末期，整个宋王朝的兴衰更替。

其实一个朝代的兴衰，最终还要落在人心的向背上，当一个朝代陷于党争夺权，勾心斗角，而不是众策众意为天下苍生谋生计时，就注定了它的灭亡。

大宋早已消失在历史的长河里，唯余下这些当时士人服饰遗迹，供后人品鉴赏析并引以为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