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习俗是一个国家或民族传统文化的表象，具有传承性、延续性、地域性、演进性和融合性。社会经济的发展、外来文化的影响，是社会习俗变化的主要动因。清亡民兴，现代经济发展，西方文明的传入，使中国社会习俗发生了演变。分述如下：

第一家庭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我国家庭制度自周以后3000余年内，代代相传，大体上维持不变。直至清末开始发生改变，主要原因是性质迥异的西方文化的冲击。 到新文化运动时期，对传统家庭制度的批判日趋深化。尤为可贵的是，女性也开始觉悟，并积极积投入到家取革命的运动中，20世纪20年代前后，许多的刊物相继开展家庭同题的讨论，各地还成立了许多团体，如北京“家庭研究”，天津“女星社”等，广泛地开展家庭问题的调查及讨论。

有人认为，引起家庭变迁的主要原因有六个方面：

(1)意识方面，个人主义，民主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输入及传播，逐渐改变我国人民的固有伦理观念，如孝道、贞操、妇女守节及“三从四德”、祖先崇拜等，均大受冲击或被破坏。

(2)制度方面。五口通商后，来到中国的欧美商人及传教士日益增多，他们的家庭结构，为我国人民作了实际的展示，从而显示出我国大家庭制的缺点。

(3)政治方面。民国政体的建立、法律上的男女平等、妇女有参政权、离婚条件的放宽等，自然会使家庭制度受到影响。

(4)经济方面。由于国内工商业逐渐发展，都市兴起，女子就业机会增加，减少了对家庭及男人的依赖。

(5)教育方面。教育趋于普及，受教育者增多，特别是女性，以往女子无才便是德，现在与男性同样接受教育。新思想、新价值的推广非常容易。

(6)社会方面。农业社会逐渐向工业社会转变，交通比以往方便，社会交往的范围扩大，于是婚姻家庭观念乃随之丕变。

民国建立后，家庭制度在上述各种因素的冲击下，也有很大的改变：

(1)由复杂的组织趋向于简单的组织。大家族制度式微，渐被西洋式小家庭制度所取代。

(2)等级观念趋向于平等。父权远不如以往显赫，夫妇间的权限趋于平等，从前许多男尊女卑的习俗，已渐渐变革。

(3)由专制的组织趋向于平等的组织。家庭中妇女解放，破除往昔男女不平等的待遇；婚姻自由，破除往昔家庭专制的束缚。

(4)由集权的组织趋向于分权的组织。由于家长制衰落，家庭各成员可以参预家事，表达自己的意见。

随着新型家庭观的确立，家庭结构随之发生变化：

(1)家庭人口逐渐减少1926～1927年各民族服饰图片，城市家庭平均人口为4-5人（2）家庭成员结构和年龄结构相应发生改变，过去那种由夫妇、子女、父母、妯娌等直系和旁系亲属混合构成的复杂家庭关系，逐步趋于单一化，变成仅由父母及其子女等直系亲属构成。

(3)家庭内部的权力结构也在变化。家庭小型化以后，人格对等的夫妻关系逐步取代等级尊卑的父子、夫妻关系，长辈权威逐渐旁落。

当然，上述变迁主要发生在以上海、广州等城市为中心的沿海地区.广大的边远农村地区的变迁尚不明显。

第二婚姻

中国婚姻的传统中，一向存在早婚、定婚讲究门第、女性贞操被视为重于性命等等陋习。到20世纪20年代，上述观念在以上海为中心的沿海地区受到了较大的冲击。当时有人提出婚姻方面的10个注意事项：

(1)男女均能自立始可婚嫁；

(2)有隐病、恶疾者无结婚的资格；

(3)订婚勿过早；

(4)订婚须得双方父母的同意；

(5)结婚年龄以男在25岁以上，女在20岁以上者为最适宜；

(6)不要因为恋爱而订婚；

(7)夫妇的结合须有爱情的媒介；

(8)婚礼简单，勿尚虚荣；

(9)免除聘金及妆；

(10)择婚须审慎注意多方面。

在沿海地区，一些年少时与他们的教育程度不般配的女孩结婚的男学生，喜欢自由选择一位更有文化的妻子，认为离婚自由是件好事。

初婚年龄也有向后推迟的倾向。据研究，明清时期，江南市镇初婚年龄大致为男性16～17岁，女性在14～15岁之间；民国后，由于女权兴起，女子读书而引起观念的改变，尤其是上海等大都市近代文化的辐射，以及妇女入工厂挣工资等影响，出现了婚龄推迟的现象。能对江阴某地的调查，1512-1926年，男子平均初婚年龄为22岁，女子为19.5岁，远较明清时代为迟。

但在中国大多数地区，婚姻仍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1918年2月到1924年10月，周作人、钱玄同、沈尹默、胡适等人在全国收集的不同风格的《看见她》就有11559首之多，这曲传唱于各地的歌源主要描写丈人家迎接未来女婿的情景。在经过筛选发表的45首歌谣中，大部分青年男子只能对自己的未婚妻作朦胧一瞥。从许多歌谣可见，尽管青年男女的恋情在父母长辈、媒人的包办之下，已得到社会与家庭的承认，但仍囿于传统习俗，在婚前难以见面。

相比而言，中国边疆少数民族的婚姻则又是另外一种形式。据1918年对青海地区的考察，当地流行“任意婚”，父母在女儿到了十五六岁时，便把女儿的发辫改作妇人的发辫，认为业已成婚，“于是生男养女，一如平常妇女，也不问由那里来的。所以生下子女，不知那个是他的父亲，连他的母亲也说不清是那一个。”这些民族中，恋爱也极其自由：“青海人民，把男女私交，看得不甚紧要；所以男女自由恋爱，毫无忌惮，也不知羞耻贞节为何事。……青海人民，又把男女居室的一事，当作不可缺少的一件事，所以没有娶妻，没有嫁人的，都有情人。山阿水干，无处不可幽会。男子与女子终日游戏，没人干涉。”这与汉民族的“男女授受不亲”形成鲜明对比。

第三年节

中国平民社会习俗比较丰富，大抵配合节日庆典，一年之中大小活动无数；此外则配合民间崇祀神。中国的泛神信仰，多无宗教规范，神稀各具一种或数种特殊职能，与民众生活需要息息相关，这在各种节日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上海历来有拜年贺岁的习俗。据史志记载：每年正月初一，居民在鸡初鸣均起床，开门燃爆竹。穿戴整齐后，拜祭天地、在家庙燃烛、炷香，陈设茶果、粉圆，邻里相互祝贺，并投“刺”于门，“贺岁”经过数十年的演化，到民国初年，上海年节风俗有了很大的改变。载于1928年1月27日《申报》上的一篇文章中对当时与往昔的习俗作了对比：

(1)30年前过春节时，官僚、士绅、商贾贺年之时，全部戴顶穿靴，故每当新年来临，道路上全是翎顶辉煌之人。民国建立后，革除清朝服制，风气为之一变。新年相互拜贺的人大都身着便服。国民政府虽制定甲种大礼服、乙种常礼服，但穿大礼服、常礼服拜年的人却非常少见。有许多人则喜欢穿西装拜贺夏历新年。

(2)30年前过春节时，官僚、士绅、商贾贺年所投的名刺，全部用梅红大片。民国建立之后，名刺不尚色，改用白色卡片，相沿至今。

(3)30年前过春节时，官僚、士绅、商贾在贺年之外，多到庙中进香，清朝时官场有拈香习俗，后传到民间，习以成风，新年之时，常见翎顶辉煌之流各民族服饰图片，手持香烛，步行街上。民国建立之后，风气发生变化，在夏历年手持香烛的人均为妇女，男子则不再烧香。

(4)30年前过春节贺岁时，对尊长均要行跪拜礼，对平辈行作揖礼。民国以后，废除跪拜礼，改行鞠躬礼。

(5)30年前，妇女到亲戚家贺岁大多红裙披风，未婚女子则单穿红裙。民国以后，裙色尚黑，每到夏历新年，红裙已不多见，此后风行旗袍，穿裙子的人反而十分少见。

(6)30年前，居民所贴的春联，除商家嵌其店号之外，其余多为“皇恩浩荡”“帝道遐昌”“国恩家庆”“人寿年丰”等词语。民国以后，废除帝制，春联内容也发生改变。有一年社会上提倡裁兵，总商会征求裁兵春联，一时间居民多贴有裁兵内容的春联。以上六个方面充分说明了上海的年节诸习俗变得数来越文明。

第四，服饰

在以上海为中心的沿海地区，交际场合，青年男子多推崇西服，女子服饰则更加趋于多样化。有人把上海女子服饰分为六派：

(1)闺门派。这一派主要为髫龄少女、世家兰豌的未婚女子；

(2)阀阅派。主要为笄珈命妇及甲第巨室的妇人；

(3)写意派。主要为追逐新奇的女子；

(4)学生派。主要为稍受欧风影响的女学生：

(5)欧化派。为专门学习西式及在西方留学的女子；

(6)别裁派。主要为混合各派而成一家的女子。

南京服饰的变化则呈现出以下三个特点：(1)服饰等级制度被破除，服饰上出现了多样性和多变性；

(2)价廉物美的机器纺织衣料逐渐成为人们的生活必需品；

(3)一些不文明的服饰习惯被逐渐摈弃。

受上海影响较大的苏南地区衣饰有奢华的趋势。如常熟富裕人家的服饰，明显在向奢侈化方向发展，中、上阶层均普遍穿用丝绸。绅、商、学界的男子往往长袍马褂、西装、学生装，长袍马褂原料用绸缎，西装、学生装原料用哗叽或用棉布。城镇女子大都穿旗袍。至于化妆品的应用，对妇女及青年男士而言，均视为日常必需品。下层社会中，男子均穿青衣小帽，女子穿短衣长裙。

其他地区，服饰习尚亦有一定变迁。据对广东徐闻县的调查，由于受政、学两界的影响，城镇中穿西装、学生装的人很多。江苏铜山县人民的装束大多以旧式为主，“而城市居民近为潮流所输，渐趋华靡，小康之家即夏葛冬裘，妇女衣长袍者，亦较前日多，当然，服饰的变化与不同阶层的经济地位密切相关，经济地位越高的阶层，服饰变化越明显，而经济地位较低的阶层，服饰变化并不明显。

在河北阳原县，富者多着人造麻、丝等质料的常服和洋袜、洋式草帽，礼服多系舶来品，而“农工阶级一切衣服，仍用定州砖路诸大布，其质料、式样均同前清”

1912年3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不久，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即重申禁烟令，并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法令规章。1918年以前，各地对禁烟令多能认真执行，并取得一定的成效，一时间，不少地方有旧癖的逐渐戒除，新染瘾的人很少增加。人们意识到栽种和运售鸦片是犯罪的事，吸烟被视为不光彩的事情。1918年后，由于国内政局动荡，鸦片再度泛滥。1924年有人发表文章称当时中国“新五毒”的前四毒为：悍匪、鸦片、债券和妓女。“新五毒”的出现，表明社会习俗同时也受到了腐朽风气的侵袭。

人们的娱乐形式也发生一定的变化，受过教育的知识阶层，已把体育活动作为一种娱乐方式。

由上可见，民国初年的社会习俗，体现了中西的碰撞、现代与传统的混合、健康习俗与腐陋习俗并存。总体而言，社会习俗是在变化的，且是向健康方面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