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

知青生活的一年四季

作者：李晓东

1970年我下乡插队时，不足17岁。虽然1.76的身高，体重仅仅60公斤，瘦瘦得像一根豆芽菜。

初到农村，根本不会干庄稼活，却总想好好表现自己。无论干啥活，总要顶个整劳力。因此，春耕、夏锄、秋收总觉得缓不过来的累。只有冬天，才有些清闲的日子，这便是东北农村俗称的“猫冬”。

农忙时节吃饭成难题

当春风刮起的时候，农村又开始了一年最初的忙活。春播前，首先要往地里施农家肥。那时候化肥很少，农民要把河淤土（晒干的池塘淤泥）和沤熟了的农家粪，用马车拉到地里一堆一堆地散放在农田。然后，将这些散放的粪堆均匀地扬撒开来，便是必不可少的一项农活——“扬粪”。

“扬粪”没有技巧，只需有蛮力气，这对我们年轻力壮的知青算不上什么。只要看见“打头的”“认上垄”，我们便紧紧跟上。知青们也不管风向如何，一阵狂撅，结果个个满脸粪土。当我们早已满身汗水，蓬头垢面地坐在地头，这才发现“打头的”已被我们远远地甩在后边。这时我们便会产生一种幸灾乐祸的快感。因为，无论干什么农活，知青总是落在后面“打狼”，这是知青们唯一可以“逞能”的农活。

夏锄时，天还没亮，上工的钟声便把我们敲醒。那时，全国开展“农业学大寨”，生产队要求社员们“天亮开始干，天黑往家转，早晨不吃饭，半夜吃晚饭”。我插队的那个村，一年四季365天两顿饭。早晨，睡眼惺忪的知青们隐约听见钟声，便一骨碌地爬起来披上衣服就往生产队部跑。这时肚子里的胃肠还没有醒过来，也不知道饿。直到忙完了一憩活，大约上午十点多钟，队长才会一声令下：“回家吃饭！”

那时，我的肚子早已饿得“咕咕”叫了......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也就养成了一日两餐、不吃早饭的习惯。一晃五十年过去，如今人们讲养生，我也懂得不吃早饭的危害，可就是无法改变当年早已养成的习惯。

每天早上，我还没走进队部，社员们就已经陆续走出队部了。原来队长已经把农活分配完了，知青们只能“随大帮”。“随大帮”的农活也叫“上趟子”，就是有“打头的”在前面领着干，后面的必须跟上进度。因此，“上趟子”活大都比较累。

铲地就是项技术很强地“上趟子”活，特别是知青的“手把”（干农活的技巧）跟不上，“挨拉”（即落后）是常事。“打头的”铲完了两根垄，我这一根垄还没铲到头。大家都歇憩了，我只能继续在地里铲。大家都回家了，剩下我一个人还在地里铲……

苦点、累点倒没啥，最让人害怕的是不小心把苗铲掉了，那可是要被“分析批判”的。看人家“老把式”（农活技巧好的老人）手起锄落，杂草和多余的苗便被铲掉了。轮到笨手笨脚的我时，左一锄、右一铲的没少使劲，虽然铲掉了草，但铲苗、伤苗的现象也时有发生。这可不是小事，若是被队长发现了，轻则分析批判，重则会给你戴上一顶故意破坏社会主义的大帽子。

一次，队长假装“一本正经”地吼问一个地主子弟：“你把苗铲掉了是不是蓄意破坏？”队长这一问也吓坏了在场的我，因为我也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此后，心惊胆战的我不得不放慢速度，加倍小心。不敢再弄伤或铲掉一株小苗。如果自己不小心铲掉了一株小苗儿，为了不被别人发觉，我会左顾右盼地观察是否被他人察觉，只要没有人看到，我便心中窃喜，然后用自己的身体挡住别人的视线，急急忙忙、偷偷摸摸地把被自己铲掉的小苗儿用土培好，并制造了一个“庄稼苗亭亭玉立”的假象……

人们都收工回家了，我的肚子也“咕咕”地叫唤起来。这时，我真想直直腰哪怕歇上一小会儿，如果再嚼上几口大饼子最好了。但是，眼前还有那长长的一条“门帘子”（待铲的地）在等我。当我铲完最后一锄，急匆匆跑回青年点。已经顾不上洗脸、洗手，便抓起玉米面的大饼子往嘴里塞，喝上一口白菜汤，再狼吞虎咽地嚼着……

还没等我吃饱，那边上工的钟声又响了，我只好再抓个玉米面大饼子边走边吃。说句让人尴尬的话，我曾有过连续十天不洗脸的记录。不是懒，实在是太累、也没有时间洗脸。就这样，累得连洗脸的时间都用来多睡一会儿……

说到吃饭，更是艰苦。当时大米每斤0.40元，玉米0.115元一斤。虽然我们分的口粮都是大米，但谁也舍不得吃。因为，若吃大米饭，一个人一顿能吃一斤半；用一斤大米差不多可以换4斤玉米，如果吃玉米饼子，一顿一斤吃不了。这样既便宜又省粮，我们还可以把结余的大米拿回家孝敬父母……

那时，我们青年点的伙食就是一年到头不换样的玉米饼子白菜汤，白菜汤里面连油星也很少见。我们小青年当时都愿意出“民工”（县里或公社组织的大型农田基本建设工程），尽管活累些，但伙食吃得好。顿顿饭是大米饭炖豆腐，每顿饭都是生产队集体做好再给我们送到工地。我们给大米饭炖豆腐起了个好听的名字——“白对白”（大米饭是白色的，豆腐也是白色的）。

那时，由于体力付出很大，大家的饭量也大得惊人。怕饭不够吃，吃饭时，我总是先盛少半碗，吃完了再盛上满满的一大碗。那年月，能吃上“白对白”的饭菜就觉得特别解馋。没有人细嚼慢咽，囫囵吞枣塞进嘴里，好吃的饭菜自己就会往嗓子眼里钻，只觉得特别的香！

割地时有劲使不上

秋天割地的时候，知青们有劲使不上，又累又上火。因为割庄稼那活，不仅费力气又有窍门儿。如果没有经过亲身的操练，割高粱弄不好“耍叉”，割玉米跟不上趟，割水稻捆不好，割豆子扎手……总之，无论割什么，知青大都要落后。当别人歇憩回家时，留给你的便是那割也割不完的“门帘子”，那种心情只有当事人才能体会到。

为了自己的尊严和面子，也为了给自己争口气，我只能在心底暗暗发狠：咬牙坚持下去！就这样，不知有多少次我被自己的镰刀砍在手上、腿上……手上的水泡破了又变成血泡，衣服被汗水湿透了再被风吹干……顾不得脸面和仪表，实在累得不行时，顺势躺在割倒的庄稼上面歇一小会儿。然后咬牙起来，再猛挥手中的镰刀……

我真恨自己不争气，年轻力壮的，连老头和妇女都跟不上。同时，我真多么渴望这时能有人来接应一把啊！好让我那疼痛得像要折了的腰，能直上一直……

我在心里暗自核计：如果这时谁若来接应我，男的，请他喝酒；姑娘，即使丑我也愿意娶她当老婆……想归想，但那长长的“门帘子”，还得自己去一点点割掉。当太阳只剩下最后那一抹余晖时，我砍倒了那最后一颗庄稼。累得浑身如同散架了一般的我，踏着朦胧的月光，拎着沾有自己鲜血的镰刀，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回到青年点时，方才那饥饿难忍的感觉已经没有了，一头扎到炕上只想睡觉，一个秋天都是这么累。

当人们起早贪黑地把庄稼拉回场院后，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会战又开始了。所谓“会战”，就是人海战术。即以各公社为单位，组织成千上万的人，用最原始的锹和土篮，靠手挖肩挑，修水利工程。工地上到处红旗招展，民工如蚁，大喇叭不停地宣传鼓动，人人奋力争先。我担着装满土的百多斤重担子，在往返几十米的运距中，一天要跑上百个来回。我那原本稚嫩的肩膀，半天就被压出血印了，再压下去便会红肿“起沙”。别说硬邦邦的扁担，即使衣服摩擦一点，都会疼得龇牙咧嘴。胳膊酸痛得连端饭碗都打颤，满手的水泡让你五指无法并拢……有许多人受不了这苦，半途当了逃兵，而我硬是挺过来了。

三九严寒打冻场

冬天，是收获的季节。看着生产队场院里面那一垛垛堆放整齐的粮食，心里别有一番喜悦的心情。

我们生产队的场院特别大，院墙是用厚厚的稻草和泥垛起来的。靠南面的一侧散堆着几垛高低不同的杂粮，有高粱、大豆、谷子和成堆的大玉米棒；靠北面的一侧整齐地堆着十几垛高高的稻子垛。

场院的中间部位是人工平整的一大块地面，然后用石头碾子把地面压得光光的，似镜子般平整。冬天，人们就在这块镜子面似的地面上打场（碾压粮食）。

打场必须得上冻（打冻场），只有镜子面似的地面冻得像铁板，用石头碾子碾压才能把粮食碾压出壳。否则，就会把粮食碾压到地里。

三九严寒北风呼啸的时候，也是我们打冻场“夜战”（贪黑打场）的日子。那时候经常停电，白天劳累了一天，晚上还要天天“夜战”。一天的睡眠时间也就五六个小时，让青年人困得干活时也能睡着。

高粱、大豆和谷子等杂粮是用石头碾子碾压脱粒的，一般由年龄大的老农民赶着老牛，拉着重重的石头碾子慢慢地碾压十几分钟，再翻一次场。而我们年轻人的任务就是翻场(长长的二齿叉翻动秸秆)。就是这短短的十几分钟，也是我们打盹的宝贵时刻。

如果是打稻子，则由妇女们负责解开稻捆，年长者负责捆稻草，而年轻人的任务就是上机器（脱粒）。这种枯燥得好似流水线似的农活，有时会让困得已经睁不开眼睛的年轻人，竟然站在脱粒机前正在忙着脱粒时，就不知不觉地睡着了。当然，也有心眼多的小伙子，困得实在挺不住的时候，就偷偷地躲进那高高的稻子垛的空隙迷上一小会儿。为了害怕别人发现，再用刚刚捆好的稻草捆遮盖住自己。其实，用不了多久，寒风就会把你吹醒。如今，一想到当年夜战的“打冻场”，深更半夜在外面干活遭的那罪，记忆的闸门瞬间就会被打开。那其中感觉除了疲惫还有心酸……

辛苦自然是辛苦，但是，大家最盼望的是“夜战”收工后的那顿夜宵。自然又是热乎乎的“白对白”可劲造，吃得大伙全身都发暖，撑得每个人肚子都鼓鼓的。

说起当年知青生活的甘苦，我会有说不完的感受。也许如今的年轻人并不相信，但我却把这一切留在了心底。我以为，正是当年那段知青生活的苦日子，锻炼了我的强健体魄，培育了我直面人生，勇于战胜困难的坚强意志。使我更加热爱生活，也为我增添了不被困难和挫折所屈服的勇气。我觉得，有了当年那段知青生活的锻炼，对我来说再没有什么困难不可以克服！

第一次拔麦子

我插队的地方是辽宁省开原县三家子公社前三家子大队。辽北地区很少有种麦子的，我所在的生产队领导特别关心乡亲们的生活，为了能让乡亲们过年包上饺子，所以特地种了一块地的麦子。

麦子的成熟期比较短，所以夏季就需要收割麦子了。让我最难忘的是那年的夏季麦收，第一次下地拔麦子的经历给我留下终生的记忆。

成熟的麦田一片金黄，就像海平面的波浪在阳光的照射下麦浪滚滚泛着金黄色的光芒。

站在麦田的地头上的我，望着脚下的麦浪禁不住精神顿时振奋起来。我在心里暗暗核计，去年秋天我刚下乡时对农活还不熟悉，在收割庄稼的过程中，经常被乡亲们拉下长长的“门帘子”（所谓的门帘子，就是我左右两侧的庄稼已经收割一空，仅仅留下等待我收割的一长趟庄稼依然站在地里）。这次是拔麦子，不需要割庄稼的技巧，只要有蛮力就可以快速地赶超到前面。那时年仅17岁的我正意气风发，浑身有使不完的劲，我暗自高兴自己一定不会再像去年秋天那般挨拉了。

我还自作聪明地多了个小心眼儿，担心麦芒会扎满衣服，也为了省着洗衣服太费劲，我独出心裁地脱掉上衣，光着膀子拔麦子，这样也会显得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表现得特别诚恳。

甩掉上衣的我，站在垄沟里奋力地用双手将身边的麦子大把、大把地快速拔下。果然不出我的所料，用蛮力气拔麦子，显得我拔的速度很快。去年秋天那些利用技巧割地的乡亲们终于被我甩到了后面，顿时我有了一种胜利的喜悦。

虽然时间一长，胳膊腿都疲劳得受不了了。但是成功的喜悦支撑着我，甚至让我忘记了疲劳，一鼓作气地一直拔到了前面的地头。这一次拔麦子使我“痛雪前耻”，改变了以往干农活一直“打狼”的状态，终于以胜利者的姿态站在了最前面。

收工之后，我跪在地上再也不想起来了。低下头仔细一看，不仅双手都磨出了水泡。更严重的是自己的整个前胸都是通红的小红点，原来是那锋利的麦芒已经扎烂了我的前胸的皮肤。拔麦子时，我只顾疯狂地争先恐后，根本没有理会锋利的麦芒刺入自己的皮肤。刚开始我还不知道麦芒刺入身体的滋味，在将衣服往身上一搭的瞬间，立刻疼痛难忍，直到静下来才切身体会到什么叫如芒在身。

看着眼前那一捆捆黄灿灿的麦子，再看看鲜血直流的双手和那被麦芒扎烂了的前胸，顿时有了深刻的醒悟。那么多人为啥没人像我这样脱掉衣服呢？是实践和经验教育了人们，而作为初生牛犊的我，自作聪明给自己上了一课，这一次拔麦子之后，我再也不敢在众人面前显摆张扬了。

结果，第2天各种后遗症全都出现了。我的后背被烈日晒秃噜了皮，前胸密密麻麻的红肿了一片。“如芒在身”痛得我一连十几天不敢穿衣服，躺不下、睡不着……别提多难受了。

我当知青的第一笔收入

经过一个秋季的“战天斗地”，到年底，出满勤干农活四个月的我挣了960个工分，我所在的生产队当年的分值是：0.117元/分，我年底分红现金112元。这便是我当年的第一笔，也是我的全部收入。

当我把这笔钱，纸包纸裹地交到妈妈的手里时，妈妈看到儿子挣来的钱，脸上露出了幸福的微笑。她显得特别的高兴，她一定会觉得儿子长大了，能够自力更生养活自己了。她微笑着告诉我：“妈妈就不要你的钱了，自己存着吧，以后买一件你自己喜欢的东西……”。

那时在年轻人的眼睛里，手表是最为时尚的一种奢侈品。几乎所有的人都以自己手腕上有一块上海牌手表而感到骄傲和自豪。曾几何时，国人谈起来手表竟然如数家珍。北京产的“北京牌”、上海产的“上海牌”、天津产的“海鸥牌”、南京产的“紫金山牌”、广州产的“羊城牌”等。

那时，手表不仅是时尚和经济财富的象征，也是年轻人结婚的标配。七十年代，谁家若是有了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和收音机的“四大件”。那就是“小康之家”的标志，同时也是吸引女孩优先择偶出嫁的重要条件之一。

当时一块“上海”表120元，相当于普通家庭的一年的积蓄。未婚青年若想买一块手表，不仅事先要掂量掂量家里有没有积蓄？更要三思考虑后再咬牙并下决心买下来。除了经济上的拮据之外，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买手表也不是有钱想买就能买得到的。需要凭票供应，需要限制自己购买其他生活必需物品，省下并攒够了较多的购物券才可以买到一块手表，实属不易。

手表是那个年代时尚的标配，是家庭和本人经济状况优越的象征。谁要是戴了一块手表。哪怕是在天寒地冻的冬天也要把衣袖往上衣服袖子往上面拽一拽。故意露出锃明瓦亮的手表显摆一下。一块手表，寄托了无数年轻人的梦想。

当时的我把这112元钱纸包纸裹起来，一直舍不得花掉它。我觉得这笔钱也不是一笔小数目，而又是我进入社会后，用自己的劳动和汗水赚到的第一份报酬，因此格外的珍惜。

直到一年后，我去北京亲属家串门，在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的手表柜台，看到了一款日本进口的西铁城牌手表（价格偏高的进口手表不需要工业品供应券）。于是，我才拿出这笔钱给自己买了一块心仪已久的手表。因此，我成为生产队里第一个戴上手表的知青。

为此，我赢来了许多同龄人羡慕目光，我的虚荣心也得到了最大的满足。

如今回忆起这件事，我心里仍然对当年的自己有一种自豪感，因为那是我到农村劳动获取的第一笔收入，也证明，经过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我长大了。

作者青年时代

作者：李晓东，1978年考入辽宁大学铁岭分校中文系。曾任开原市文联主席，为辽宁省散文学会会员、铁岭市作协会员。在机关工作35年。

来源：新三届

（侵权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