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靖冠服

忠靖冠服是明代晚期嘉靖年间颁布的一种特定人员穿着的服饰类别，忠靖服为交领右衽，宽袍大袖，袍服面料以纻丝纱罗制作，袍服图案三品以下用云，忠靖冠则以是否采用金线缘边区分等级。

此类袍服的使用人员也有明确规定，均需按品官级别服用，不可僭越。

儒士人员冠服

“士”按社会等级，原指宗法等级制度下位于卿大夫和庶人之间的低级贵族。

杨 伯俊的《论语译注》把“士”解释为“读书人”。

儒士传统上被人尊敬，是因为中央 政府对文人身份的偏爱（科举取士）形成了长期相关的社会价值。据《明史-选举志 一》卷六十九载：“陈懿典，字孟常，号如冈，万历丙子以儒士应试。”

陈懿典就是以儒士身份参加的科举考试。

另据王红春考证，明代儒士是未入学的学子，其实多数应该属于童生，当然其中也有本来就是不想入府州县学的读书人。

综上，文中将儒士定义为通过参加科举考试取得功名的读书人，具体包括进士、状元、生员、吏员这四 类人群。

儒士人员冠服的服饰规章制度相对较为简单，洪武初年颁布的服饰政令仅对进士冠服加以规定，对状元、生员、吏员此类人群的冠服未加规制。

后又于洪武四年提出对吏员服饰进行规制，并于洪武十四年，洪武二十年进行再次官方规制，以使吏员服饰区别于庶民服装。

生员服饰于洪武二十四年进行官方规制，其后再无更改，袍服为玉色襕衫，形制为交领右衽，宽袍大袖，领袖摆均有黑色缘边，以布绢制作，冠帽为软巾垂带，《三次图会》中亦有生员襕衫服饰的图像记载，比对扬州博物馆藏明代生员襕衫袍服实物，与图像记载一致。

明代状元袍服的修订年份未见记载，状元冠服为颁赐、谢恩等正式场合穿着，冠帽为 二梁冠，绯罗袍，内着中单，并配以其他服饰配件。

关于明代状元袍服，除文献记载外，《状元图考》教子图中有关状元袍服的图像记载，图像中状元人物 形象身着圆领长袍，头戴软角幞头，腰系革带，与谢恩、颁赐时冠帽及服饰配件都不相同，应为日常穿着的便装，与《惊鸿记》中学士人物形象除帽饰外，人物袍服形象基本一致。

士庶阶层冠服

除了官宦阶层外，明代早期与中晚期士庶阶层男性着装也发生明显变化。

明代士庶阶层男性是有别于官宦阶层，处于社会底端的社会群体。

士人，大抵是指那些尚未做官的知识人；明代的庶民阶层，大致包括农民、佃户、各类雇工、商人、工匠等。

因明初统治者是通过农民起义的方式获得政权，故而十分重视对庶民阶层的控制。庶民阶层是处于中国封建等级社会的末端，与封建统治者，官僚阶层、 士人群体相区别，属于被压迫奴役的一类弱势群体。

明初立国，明太祖对不同阶层人员的着装要求进行规制，士庶阶层单独划分出来

作为一类加以规范，仅洪武年间对士庶阶层的服饰进行八次修订，其后又在正德元 年，正德十六年和万历二年进行修正，可见统治者对士庶阶层着装的重视。

目前学界 有关明代服饰的研究焦点聚焦在上层社会服饰形制及体系构建，对士庶阶层男性着装 较少关注，其服饰种类，发展演变及社会动因等历史面貌模糊不清。

文中借助文献记载、文人笔记、明清小说及大量出土实物和历史图像，以文献史料、出土实物及图像资料多重比对的方法，对明代士庶阶层男性着装进行探讨，藉此有助于构建明代不同社会阶层服饰发展的完整体系。

明代早期士庶阶层男性着装具有规范性、等级性、简朴性的特征。

洪武三年颁发的《大明会典》是由明初统治者颁布施行的官方文件，其中明确规定了士庶阶层男性 服饰的着装规范，并将刻期、皂隷公使人等一并纳入士庶巾服体系。

与帝王、官员服 饰相比，士庶阶层许穿服饰种类、配饰、面料、服色等相对简单，服饰禁忌较多，具有明显的等级差别。

在此服饰规制的基础上，洪武年间又先后进行七次修改，并于洪武十四年将僧道服饰纳入士庶体系，并明确僧道服饰的服色和种类，根据僧道人员的不同类型加以规范。

其中洪武二十三年对耆民、儒士、生员以及庶民的服饰尺寸进行 重点规制，令服饰同文职，袖长应回肘，回肘位置不及肘部三寸。

并规定了庶民的衣长、袖长、袖广以及袖口大小，这在原有规制基础上更加强化了对庶民服饰的限制。

后又在正德元年，正德十六年和万历二年对士庶着装进行修正，服饰面料、配饰、穿着场合、服装尺寸等服饰规制更加细化严苛，可见，封建统治者十分注重对士庶阶层服装的控制。

不同于《大明会典》的官方记载，《明本大字应用碎金》（二卷）是成书于明初的 一本民间读物，也是考证明初服饰的可靠依据之一，该书将服饰种类划分为公服、戎 服、農服、僧服、道服五个类别。

農服、僧服、道服应属于士庶服饰体系。

農服包括“布衫，布，袴襦，絭勸，腰布裙”，从服饰具体类别可以看出着装简单质朴。

僧服和道服单独划分成类，服饰器具齐全，不难推测僧道服饰尚未走向世俗化，仍是具有宗教符号和社会标识的一类服饰，僧道服饰体系内部形成了自成一套的完整服饰体系。

明代中晚期士庶阶层男性着装打破了明初简单划一的着装规范，服饰种类走向多元化。

《金瓶梅词话》作为明代中晚期的一部经典文学巨著，其中有大量关于士庶阶层男性的着装描述，穿着人员既有西门庆这种商人、官僚的人物形象，亦有 贲四、武松等处于社会末端的底层人物。

小说中涉及到的服饰种类有褶子衣、衲袄、 深衣、道袍、氅衣、直身、曳撒等多个品类，服饰种类与明初相比更加多元化。

但 是，商人、官僚与士庶在服饰种类的选择上并无差别，这些服饰种类并未有人员身份 上的限制，成为人人都可穿着的男性着装。

另外，明初作为独立服饰类别的僧道服饰 在明代中晚期时走向世俗化，成为明代士庶阶层日常穿着的服饰类别之一。

从《金瓶梅词话》中可以看出道袍和氅衣是日常穿着较为频繁的一种服饰类别。

明代中晚期其他文学作品如《儒林外史》和《醒世姻缘录》也表明作为僧道服饰的道袍和氅衣是穿着较为频繁的一种日常着装。

除相关文献小说记载外，明代中晚期墓葬中出土的壁画、陶俑、服饰实物对这一时期士庶阶层的袍服形制进行了进一步佐证。

广元市明墓中西室内发现的四幅人物执 物俑中，四位男性仆人均着经过汉化改造后的明制曳撒，交领右衽，下有 马面，两侧有出摆，衣长及踝。

除明制曳撒外，南湖区许安村明墓以及 四川铜梁的张文锦夫妇墓葬中都出土有多件褶子衣式样的人物立体陶 俑，墓葬中陶俑的功能多为服侍主人，身份较低，其袍服形制为交领右衽，袖口窄 小，衣长及膝盖下方，衣身上下分裁，腰身缀满褶子，腰部有系带，便于活动。

这些画像、陶俑实物证实了曳撒、褶子衣等袍服在庶民阶层中应用的广泛性。

中国自古便有“重农抑商”的传统，明初立国在对服饰进行重新规制时仍将“士农工商”中的商人阶层列为百业之末，商人仍是处于社会底层的一个群体，明初服饰 政策中对商人阶层的服饰进行诸多限制，对商人阶层的漠视可见一斑。

儒士本是试图 通过科举考试取得功名的读书人，“士大夫是一个人数众多的社会群体，主要由举人、 贡生、监生、生员构成，除生员外，都可以出仕。”

然而，有明一代，科举制度的拥 塞、商品经济的发展导致士人身份地位的改变。

明代中晚期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儒士阶层参与到社会商业中，成为新兴的一个社会群体——儒商。

明代中晚期儒商的崛起带动了儒服风尚的流行，儒商的崛起与儒士群体参与商业活动密切相关。

明清时期是儒商的兴旺发达时期，这是儒商作为一个社会群体的真正 形成时期，是儒商自发走向自觉的时期，也是儒商作为一个社会现象开始被社会所认识的时期。

一方面，儒生文士加入商贾行列，参与商业活动；另一方面，商人也好 附风雅，爱与士林交游。

于是便出现了儒而贾、贾而儒，儒贾对流，士商混杂的社会现象。

元蒙遗风袍服

元蒙王朝作为马上得天下的一个民族，服饰选择要适应骑马舒适方便的原则，因而男性袍服多窄袖紧身，下摆宽大，便于活动。

明代统治者结束了元蒙王朝的封建统治，明初颁布多道政策法令严禁穿着元蒙服饰，旨在使服饰衣冠重归华夏正统。

洪武 元年（1368）朱元璋下诏：“诏复衣冠如唐制……无复中国衣冠之旧……上久厌之，至是悉命复衣冠如唐制……不得服两截胡衣，其辫发椎髻，胡服胡语胡姓一切禁止。”

明初统治者虽然下令“恢复汉衣冠如唐制”，致力于以服饰重建封建秩序，对元蒙遗存 服饰明令禁止。

并且，明朝建立后从记录明代服饰的《明史·舆服制》等官方服饰文 献中从明早期直至明中晚期并未有元蒙遗存服饰的官方记载。

可见，从政策指令来看 元蒙遗存服饰并未被明代统治者官方接纳。

然而，元蒙服饰的命令禁止和实际的流行并非完全一致，元蒙男性袍服在明初高压严禁的夹缝中求得生存，有关明初社会风尚的相关记载表明士庶阶层的着装仍具有 典型的胡风胡俗痕迹。

如王同轨在《耳谈类增》中记载：“元胡乱华，华尽胡俗……明兴，尽除故陋，一用唐制，用夏变夷，上续羲、轩垂统，令严法行。然常见河以北， 帽犹深檐，服犹腰褶，妇女衣窄袖短衫，犹十之三，见于郡县。”

可见明初政府虽官 方要求严禁胡服腰褶，但执行程度有限，胡服腰褶在民间仍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另据 1371 年明初《魁本对相四言杂志》中关于“一撒”的图录记载，形制特征为交领右 衽，上下分裁，窄袖束口，下摆有密褶，据其形制判断也是腰褶胡服的形制之一。

因 此，明初服饰在改弦更张的同时仍未消除胡风胡俗的影响，元蒙遗风仍悄然流行，并 在明代中晚期进一步吸收融合并发扬光大，成为超越阶级限制的通用服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