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高平开化寺大雄宝殿西壁所绘《大方便佛报恩经变·善友太子本生》壁画局部 作者/供图

　　陈绶祥先生认为，服饰是中华文明的首要标志。服饰学界也有“服装是社会的一面镜子”的共识。服饰的穿用方式、结构局部、装饰细节往往深刻、典型地反映着装者的内心世界，是本质性揭示社会心理、价值观念的关键要素。在唐宋变革的认识范畴下，从宋代服饰的细微处展开代表性的、有价值的实证探索是必要的。据此，基于服饰穿用的体部范畴，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展开实证梳理。

　　头衣的巨变

　　北京故宫博物院南薰殿旧藏、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画作《宋太宗赵光义立像轴》（绢本设色）所展示的展脚幞头是宋代官方头衣典型。其棱角分明，硬朗漆黑，两脚背向伸展，式样浑厚阔达。相较于同藏于此殿的画作《唐高祖立像轴》中所见八字脚幞头（可能是明人所绘，但基本形态呈现唐代特征）差异极大。宋代的为硬型多边角特征。山西高平开化寺大雄宝殿西壁所绘《大方便佛报恩经变·善友太子本生》壁画中所见着绿色、黑色公服的持卷官员所配头衣即为此类型。

　　该局部壁画还展示有其他官方角色，如卫士兵卒、各级职役等，均着交脚、朝天脚等漆纱幞头类硬质头衣，另外兵卒与平民中均出现塔形顶白色皮笠硬帽。山西太原晋祠圣母殿中的男性侍从头衣、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中多类兵卒头衣，进一步揭示了当时硬质造型的流行。宋式头衣硬质样式丰富，造型独特，有着明显的技术应用创新，相比唐代变化巨大。

　　宋人头衣的巨变还不止于此。1971年，河南方城金汤寨村出土的多件卫士男石俑（河南博物院藏）头衣式样均为硬质特征。其中一件从卫俑着无脚硬型幞头（左侧后帽墙残损），前帽墙中间开裂，后檐高起且在其中心下探，前代不见，独具宋代特色。成都双流永福五大队四队出土的北宋陶牵马俑（成都博物馆藏）头衣、陕西韩城盘乐村宋墓壁画中的皂衫医官头衣、开封博物馆藏宋代浮雕陶砖持杖人物头衣等造型均为如此。

　　《东京梦华录》中有“挟辂卫士，皆裹黑漆团顶无脚幞头”的描述，所指幞头应该就是此类。辽、金及元代均有相类头衣的石俑、雕像发现，可见其对周边影响深远。《清明上河图》中的胥吏、百姓头衣也存有该类造型。《踏歌图》（南宋马远，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田畯醉归图》（南宋刘履中，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等画作中描绘的农民老汉也戴有这种硬质高帽。

　　士人群体此时出现了专门的、群体象征性鲜明的高桶状头巾，以漆纱硬裹成型，流行甚广，名类繁多，如东坡巾、温公帽、伊川帽等。宋代的一面暂题名为“孔子拜老子镜”的铜镜上，便刻画有老子戴用东坡巾的形象。《大方便佛报恩经变·善友太子本生》壁画中也描绘有多处该类高巾形象。这里的高巾便是宋代文人专用服装的标志性要素。

　　总之，宋人头衣之制相比于唐代，正如孙机先生总结，“已经变成一顶硬壳的帽子”。但它又不止于一个“硬”字，而在诸多方面显示出大不同于前代的普遍性变化。硬型头衣拿取有力，戴用方便，观念、技术均有突破，显示了生活质量的本质化跃进。《东京梦华录》中有二十余处对硬型头衣指称为帽子，即是对观念形态的反映。很明显，宋人头衣奠定了后世头衣的“帽”型主体形态，孔府旧藏、现藏于孔子博物馆的公服展脚幞头与常服平翅乌纱帽，以及明代士人广为戴用的四方平定巾便可为证，借此可揆度宋代硬质头衣的历史分水岭地位。

　　体衣的革新

　　宋代体衣相较唐代的变化，孙机先生认为：“……甚至正式的公服，也将圆领缺骻袍的袖子做得异常宽阔，几乎和褒博的礼服混为一谈了。文人平时穿交领的阔袖袍，也有穿圆领阔袖袍的。这在唐代几乎绝不经见。”《宋太宗赵光义立像轴》中宋太宗所着广袖公服，与众官员形制相近，均为前代襕衫的发展。这种下加襕的造物方式在对领、交领、圆领等多类长衣中均有演绎。如《东京梦华录》卷六所记录的举人穿着为“服二量冠，白袍青缘”，其袍便是青缘圆领的白色襕衫形制。可见，宋式襕衫之设计观念有变，式样丰富，诚为前代“小袖襕衫”造物观念的大胆革新，应有理学“天道”观念的影响。

　　《大方便佛报恩经变·善友太子本生》壁画局部多处展示有宋代文官朝服形象。这些朝服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颠覆性结构变化，即肩部破缝并作装袖的结构设计，这是唐代绝不经见的。这不只是一个结构上的创新，而且还是观念上的革命。此前朝服及其他体衣，一般会在袖肘腋下至体侧破缝，胸背正中破缝，剪出领部空间，做出门襟走向设计，基本形态是胡汉民族均多遵用的，即刘瑞璞教授所指的“十字型平面结构系统”。但此处朝服所见则是一种打破“十字型”构成法则的结构创造，这种结构在今天的现代服装中比比皆是。无独有偶，在南宋《归去来辞图卷》（美国波士顿美术馆藏）、明代丁观鹏绘《漉酒图》（上海博物馆藏）等画作的人物体衣的肩袖结构上，也可发现这种造物方式的端倪。诚然，“仿虞周汉唐之旧”的宋人在所谓的衣冠“复古”中，却频频做出了具有革新意义的“变古”之举。

　　再借广东大观博物馆藏的宋代砖雕女俑与河南博物院藏的唐代红陶女俑之体衣比较，可进一步理解唐宋两种服饰结构系统的根本不同。前者的纤瘦背子形制明显趋于现代方式，上衣下裤（衣裤装）的短装比例一目了然。德安博物馆藏南宋褐色素罗单袍就是背子形制，是宋代女子上衣典型。其窄袖对襟，腋下高衩，随性洒脱，近于今天的服饰功能追求。

　　体衣的另一个重点是裤子。《大方便佛报恩经变·善友太子本生》中，坐于高背椅的太子所着之裤为合裆阔口裤。研究认为，宋人高坐靠背椅的生活方式促进了下身体衣的发展，使得合裆裤在上流社会增多，其便利与遮蔽的实用性为穿用要义所在。这意味着宋人普遍存在的、对着装的简素风格与实用功能追求相较唐代有了极致的表现。具象来看，宋人以圆领或交领短衫搭配长裤、低帮鞋，明显不同于唐人着圆领窄袖长衫搭配长裤、高靿靴的典型范式，已从元素上的“胡汉并置”演进为一种化合式胡汉融合。

　　足衣的颠覆

　　若将视线转移至足部，可见前述从卫男石俑、陶牵马俑、开化寺壁画中卫士等均着低帮的鞋子。闽赣、中原及北方等地区有多处宋墓壁画中的侍卫足衣，也都是低帮形态，不见隋唐五代常有的长筒靴。《说文解字》对履的解释是：“足所依也……舟象履形。”即履是舟形的低帮足衣形态。可见，低帮鞋是宋人官方常见的足衣制式。

　　由《宋史》相关记载看，宋代官服足衣有过靴子穿用，个别高级别侍从、卫士也曾有靴式足衣，但在大时空范围内占比较小，穿履依然是主流。文献记载：“古有舄、有履、有屐而无靴，武灵王之后用靴。”可见低帮鞋是中华传统足衣形制，宋人所着足衣乃古人低帮鞋的回潮。这种回潮还伴随着各种创新演绎。如黑皮革应用渐增，并开始依性别制鞋，男鞋出现“皮质翘尖小脚鞋”以区别女鞋。南宋赵伯澐墓出土的环编足衣更突出展示了宋人先进的编织技艺。

　　基于头衣、体衣、足衣构成的整个服饰风尚系统而言，宋代更有自己的独到创举。《清明上河图》呈现出一种在平民行业中形成的“百工百衣”风尚。《东京梦华录》对此述曰：“其卖药卖卦，皆具冠带。至于乞丐者，亦有规格。稍似懈怠，众所不容。其士农工商，诸行百户，衣装各有本色，不敢越外。谓如香铺裹香人，即顶帽披背；质库掌事，即着皂衫、角带，不顶帽之类。街市行人，便认得是何色目。”此情景在画作《闸口盘车图》及开化寺壁画等图像中也能窥其一斑。“百工百衣”建构于市井，相较于前代，其在旧有“坊市制”管理模式解体后发挥着积极的城市秩序规范价值，实质上是社会治理观念的突破与方式的革命。

　　综上所述，我们能看到不同于唐代的宋代服饰代表形态演变。或者说，宋代相较于唐代，属于不同的文化类型。见微知著，服饰细节上的变化，反映的则是整个时代的变革。宋代可称为中华服饰发展的分水岭，在强大的技术力量与观念革新支撑下发生的各种演进，具有重要的变革意义。宋代服饰的变革属性之论定，对于重新认识宋代造物的创造性价值与设计史地位的确立，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均具有不同寻常的现实意义。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4年11月8日，第7版；作者：黄智高，系河南工程学院服装学院教授、中原服饰文化研究所所长；图片来源：原文配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