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河老师病逝的消息，令这个寒意浸骨的隆冬更加冰冷。朋友的电话和网上的消息同步传来，令我半天缓不过劲来，一直想着还有机会见面的。其实许多时候，分别就意味着永别。

想起10年前与二月河老师的见面，当时我还在河南工作，那也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二月河老师。也是这样一个冬天，参加省直文学界迎新晚会，未及结束，我和省作协副主席王钢、省文学院张颖两位大姐离席，直奔郑州西郊嵩山饭店1438房间，看望下榻于此的二月河先生。

按响门铃，里边人“哎——”，门外对一声“哎——”，里面又“哎”，外面又对一声，里边再“哎”时，门也就开了。书里读到过、电视里看到过的二月河，就这样出现在了我的面前：胖胖的体态，随和的神情，因笑而眯成一条缝的双眼，只穿着一件蓝条棉布衬衣，朴实、憨厚。不是我想象中风度翩翩的大作家，更像是风尘仆仆的老农民。寒暄坐下，才发现他赤脚在地毯上走来走去，我暗自诧异：有这么热吗？但初次见面，没好意思问。

夸他最近气色好，他顿时很得意地借用《陕西日报》的8个字——“胖而不虚，土而不俗”，说这描述自己合适。

两位大姐和他是多年老友，谈话显得随意而亲切。话题从他的赤脚开始，他向我们大谈赤脚的好处，动员大家都试试，“你会发现，赤脚是一种非常好的状态，非常舒服。”他笑着说着，我心里却诧异和惊叹着，一个人该多洒脱，才能活出如此境界？

谈及他的日常生活，他概括了“五个一”：一天一首诗，一幅画，一幅字，一篇短文章，走一个小时的路。当然，五件事情不是每天都做，他开玩笑说：“都做不就成乾隆了？”

聊到书画，他调侃道，观书画者一看对方神态，就知是不是内行。一类是不动声色，只说挺好挺好，这是内行，嘴上说好，心里指不定咋想；一类是说又有进步，这类是专家；第三类是捧着你的字画咂巴嘴，不知该如何表达，只叹好，这类人是外行，尽可以送他书画。说完这些他狡黠地笑了，小眼睛眯成一条缝。

问及官职，他居然费劲想了半天，说：“正高算官职吗？”我们集体摇头。他想了想说：“南阳市文联副主席，相当于副处吧？”随后又对王钢大姐调侃，“还没你官大呢。”王钢大姐反驳他：“那当初调你来省文联当副主席，你为啥不来？那可是副厅啊。”他答：“不愿，就是不愿当官，我不能为了那个位置失去了我现有的生存状态，这样多好！”张颖大姐说：“我不信你就没有失落过、后悔过。”他很认真地说：“后悔失落倒没有，但也不是没有羡慕过副厅，可这仅限于生病时，是那一级，就医时会省却许多麻烦。不用自己操心，往那儿一躺，许多事就有人安排好了。”他顿了顿，又说：“但我也不能为了这一点蝇头小利就放弃自由的状态啊。”我们说：“那你争点气，别生病。”他笑着摇头：“生病是人生八大苦的前四苦，由不得自己啊！”

那天，我是第一次见到二月河老师，粗犷的外表下可以感知他细腻的心。我表达了对他名字的好奇，他很耐心地向我介绍说，他本名叫凌解放，二月河是自己的笔名。他自幼随父母奔走在黄河两岸，从小就对黄河留下深刻印象。当他的长篇历史小说《康熙大帝》第一部写完后，需要拟个笔名时，他首先想到的是那条落日映照的二月黄河。他说：“三门峡陕县那个地方有个太阳渡，小时候印象最深的是太阳。太阳落山了，整个河面上，整个邙山，呈现一派非常壮观的玫瑰紫色，像流淌着一河黄金。”黄河到二月时冰凌开化，浮冰如万马奔腾，汹涌澎湃，非常壮观。凌者，冰凌也；解放者，开化解冻。“二月河”与“凌解放”恰恰暗合。他以此寄托自己的理想和希望，提醒自己任何时候都不要数典忘祖。其实，布衣本色也正是二月河人格底蕴之所在。

1982年，凭着19万字的研究手稿，他成为中国红楼梦学会河南理事。当年，学会在上海召开学术研讨会。会上，有人提及，康熙这样一个以出众的才华和文韬武略，开创了我国封建王朝最后一个鼎盛时期“康乾盛世”的人物，至今没有一部关于他的像样的文学作品问世。这时的二月河竟“大出海口”：“我来！”此后，在清史、红学专家冯其庸的鼓励下，二月河费尽十几年的心血，先康熙，再雍正，后乾隆，清代帝王系列小说一部部接踵而来。

他说，这几部作品几乎费了他毕生的精力，一个字一个字写，一点都不能偷懒。他不会电脑，不会打字，也不会拼音，只能在稿纸上一张一张写，他把此誉为“手擀面”，说比“精致面”要好吃一点。

在写《康熙大帝》的时候，工资很低，也没有稿费，他连180块钱的电扇也买不起。夏天热得不行，手边上的汗沾着稿纸，把稿纸都弄湿了。到了冬天，又冻得要命。每天都是写到凌晨才结束，有时半夜走出户外，路灯下面还有光着脊梁在那里打扑克的，脸上贴着条子或者怀中抱着砖头。他觉得他们也挺辛苦的。他说，从这个角度上认为写书也不算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就这样坚持下来了。

对于写作，二月河有两个比喻：一个是说，每写一部书，就等于穿越一座大沙漠，确实感到寂寞而空寥，完全是一个独行客。当然在行进中也能找到自己的乐趣。有些地方写起来很困难，感觉就像是在沙漠里边。绕过去，就有一片绿洲在等待着自己。另一个是说，写作是一种资源消耗，既是体力的消耗、脑力的消耗，同时也是知识的消耗、感情的消耗。资源当然是越消耗越少，要想资源再生，就必须不断学习，不断“充电”。为了充实自己，多年来他在夜间坚持读书、写作，很少在凌晨一点之前就寝。他说：“我并不比别人聪明，只是比别人勤奋，比别人专心。”

谈到读书，二月河说：“读书，是一个骄傲——谦虚——再骄傲——再谦虚的演变过程。读了几本书，就感觉骄傲得不得了。这么好的书，我读到了，你们没读到。再读书，就感觉自己太浅、太陋。再读，就感觉又有点雄心壮志。再读一段，又感觉自卑了。就在那儿反复，我不知道反复了多少回，这会儿回归到一种无所谓的态度、一种自然状态，不是专门去研究什么问题。我感觉这是一种境界，能拿得起、放得下，能读进去，也能跳出来。”

数十年如一日地研究历史，他阅读了大量书籍和史料，比如《史记》《资治通鉴》《二十四史》等等，从而对中国各个朝代的制度和各种社会关系有了深刻把握，然后加上自己对历史的理解，形成了他笔下的官场文化和权术斗争。他说，写书是一个繁杂的过程，首先就要搜集清史资料。《清人笔记小说大观》《清朝野史大观》《清稗类钞》……连清人当初的日记统统都搜集，包括宫廷礼仪、皇帝衣貌档案、食膳档案、起居住。“这东西，没有什么巧办法，凭自己的感知、悟性，还有对这一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全方位的掌握、理解。那时，一斤豆腐多少钱，我都知道，还有纯度10%到99%的银子怎么识别，皇帝一年中什么时辰穿什么衣服，这都需要从查资料开始。”

二月河指出，现实题材以作者的社会阅历为基础，而历史题材则以作者的历史阅历为基础。他说，写历史故事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在创作过程中把现代生活、现代思想意识，包括自己对历史、对现实的一些理解融合进去，使作品更贴近生活、贴近读者。康熙、雍正、乾隆三个帝王的统治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走向衰落时的回光返照，从纵的和横的切面写历史，以史为鉴，给现代人以启示。

二月河说，所有的牌子都是自己砸的，作家也不例外。作家越出名，读者寄予的期望值就越高，这时，作家就要慎之又慎，努力写出让读者满意的作品，决不让读者失望。一个作家的创作生命和自然生命一样，都有衰落、消亡之时。他说他所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延长自己的艺术生命，使自己的创作在相对稳定的状态下进行，一旦有一天被读者厌弃，就赶快退出文坛，不要赖在文坛上，不要以为自己是不落的太阳。

那天还谈到了他新近的创作，刚刚交稿一部自传小说，名字叫《密云不雨》，他在书中着重阐述了著书立作的原动力。

去了三位女士，他拿着烟盒挨个儿让，可都不抽，他自己也不好抽，但烟瘾又很大，于是就拿了烟盒翻来覆去把玩，到底还是没忍住，抽出一根点燃了，马上遭到张颖大姐的批判：“抽啥呢？抽烟没啥好处！”他冒出一句：“不抽烟没啥坏处。”说完自己笑了。

期间，他的宝贝女儿打来电话，从北京回来探家，他急着赶回去。我们问：“她妈妈不是在家吗？”他答：“她妈妈圈不住她。”女儿刚恋爱，向爸爸讨教恋爱秘诀。他看完女儿不断发来的信息后笑了，说：“这恋爱有法谈吗？啥都让参谋。”

不知不觉3个多小时过去了。我们告辞，二月河赤脚送至门口，挥手告别。酒店昏黄的灯光下，他乐呵呵站在那里，活脱脱一尊佛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