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常想起母亲的那个“百宝箱”。

那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鄂尔多斯梁外山区普通的再不能普通，简易的再不能简易的一个木头柜子，长不过三尺，宽不过二尺，高也就是二尺有余，没有底柜，架在一个土台子上面，在我们小孩子看来倒也是一个大家伙了，须仰视才见。木头就地取材，就是当地常见的老柳树，用中国传统建筑和家具工艺中榫卯技术，除了后来安上的锁挂之外，浑身没用一根铁钉。柜盖、前脸和左右侧用红油漆刷过，但早已颜色斑驳了。底部没刷漆，保留着木料本来的面目，背部却涂了绿色，大概是后来为了防潮刷上去的，不挪动柜子，一般是看不出来的。

在我睁开眼睛开始认识万物时，这个木柜就横卧在那里，这也是那个小土屋里除了几个腌菜、盛水的大瓮，唯一像样的家具了。又因为母亲和姐姐们在柜顶上摆了一个小方镜和几个玻璃瓶，也为小屋增添了几许生机。我猜想，这应该是父母亲成家时最值钱的家当了。

木柜平常是上了锁的，这让我们弟兄姐妹感到很是神秘。这是母亲的百宝箱，间或如魔术般变出在我们看来最好吃的、最有趣的东西来。

在这个不足一立方米的狭小空间里，母亲竟然设置了好几个功能区。用一个印着大红喜字的包袱皮包着的是母亲和父亲平日里舍不得穿戴的衣服，母亲常常在忙完一天的营生后，拨亮了那盏昏暗的小油灯，打开包裹，拿出一件绿色带着黑点的女式小棉袄和一件戴着栽绒领子的男士夹袄，前前后后打量着、用手慢慢抚摸着，那是父母亲结婚时的衣服，只有过年或走亲戚时会穿着它们，那时父亲远在郡王旗康巴什教书，这些衣物寄托在母亲深深的思念。另一个瘪瘪的花皮包袱，平平整整摞着几块布草，或蓝色的华达呢，或黑色的灯芯绒，或一块花花绿绿的碎花布，自家人是不会用的，这是积攒下来给未成家的两头的弟弟妹妹准备的结婚礼物，穷人家过日子就得有一个长远打算。还有一个打着补丁的包袱，里面自然是包着破旧衣服拆洗后的布片，一层一层平铺着垒起，母亲称之为“铺层”，是平日里缝缝补补用的，或者用沙蒿籽做成浆糊，粘成衬子，成了做鞋的原料。

还有一个用高粱秸秆制成的小盒子，则是一个“杂货铺子”，里面有各种颜色的碎布块，各种棉线、五彩丝线，各种型号的缝衣针和松紧带、纽扣、剪刀，尺子、锥子以及鞋样、袜楦子之类的东西，这是最聚两个姐姐眼光的地方，只要母亲打开柜子，她们就会趁机拿几块碎布或几根彩线自己珍藏起来，抽抽扭扭缝成布娃娃的衣服或打沙包的布悠悠。

最值得一提的是一个绿色的小木匣子，如同一个饭盒那么大小，这是民国时期乡下女孩子的化妆盒或首饰盒，应该是随母亲出嫁时的陪嫁嫁妆。素颜朝天连几分钱的海贝儿油也很少抹涮的母亲哪有什么化妆品和值钱的首饰，但这个小木匣被深深地压在柜底，很少露面，越发引起我们的好奇。

在一次过年大扫除时，母亲在晚上收拾柜子时，才第一次让我们看到了小木匣里面的物品，满足了我们的好奇心。母亲从里面认认真真地拿出一件件珍宝，先是翻出奖状一样的纸张，那是她与父亲的结婚证，刚劲整齐的楷体小字，耀眼的人民政府红色的印章，它象征着我们这个家庭的诞生。接着翻出几张发黄的老照片，其中的一张是姥爷一家的全家福照片，照片上的母亲也只有十来岁样子，那是姥爷一家要离开伊盟东胜县那个叫问家湾的村子上河套前的合影，母亲从此也留下来过继给她的养父母。母亲用手指抚摸着照片中每一个人的脸庞，默不作声，眼泪扑簌簌地落了下来。

在小木匣里还有一块小手绢，里面包着面值不等的粮票、布票、线票、棉花票、煤油票等等票证，当时只觉得花花绿绿的十分好看，却不懂那是全家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保障。第一次见到了人民币，只有薄薄的几张，总共也不过三二十块的样子，但那是全家人的命根子，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了十元的“大团结”、五元的“炼钢工人”。

小木匣里还有一串穿了红头绳的古铜币，我们叫麻钱钱，那是母亲为我们年少时包锁圆锁时用的，散落的后来让二姐做了毛毽子，在院子里、空地上上下翻飞。

对我而言，最感兴趣的是木柜里是否藏着好吃的东西。

那时，我常常从柜缝里闻到香香的水果味道，但在梁外地区是很少能吃到水果的，原来，是母亲不知什么时候在柜子里放过一种叫槟子的果子，这种水果香味浓郁，放在柜子里几个，立刻香飘四溢，能存留好长时间不肯散去。

逢年过节，母亲会从柜子里拿出几个瓶瓶罐罐，里面装着黑糖、白糖、冰糖之类的东西，只捏少许和在面里做饼子、炸麻花。母亲偶尔会变出几颗已经粘连的水果糖、干硬的红枣，几片酥酥的饼干，那一定是我们几个孩子最高兴的时刻。

母亲的“百宝箱”里藏着的是她对当时极为艰苦生活的不屈，藏着的是浓浓的母爱。不知什么时候，那个木柜退出了历史舞台，换成了大立柜、组合柜，但它保存着我太多珍贵的记忆，我想念它。

(林金栋) 来源：准格尔旗发布